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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2年08月03日 星期三

    大书

    新书揭露:英国情报机关曾大规模监控知识分子

    本报记者康慨 《 中华读书报 》( 2022年08月03日   04 版)

        青年作家多丽丝·莱辛,1950年。摄影:马克·格尔森

        《红色名单军情五处与20世纪英国知识分子》

        军情五处穷究莱辛的个人关系和她加入的各种组织,却对她的书,无论是小说还是非虚构作品,都毫无兴趣。但对某些人,如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和艺术评论家约翰·伯杰,安全机关都建立了远为详细的思想档案

        新近出版的一本历史调查著作根据解密档案指出,英国情报机关曾长时间、大规模地监视知识分子,受害者至少超过200人,小说家多丽丝·莱辛和金斯利·埃米斯、作家兼记者乔治·奥威尔和阿瑟·兰塞姆、诗人WH·奥登、艺术评论家约翰·伯杰、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和CLR·詹姆斯、社会学家EP·汤普森、作曲家本杰明·布里顿、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导演约瑟夫·洛西和琼·利特尔伍德,以及数学家雅各布·布罗诺夫斯基等均在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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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名单:军情五处与20世纪英国知识分子》(Red List:MI5and British Intellectual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厚416页,5月10日在英国出版,作者戴维·科特(David Caute)今年85岁,是生于埃及的英国名作家、记者和历史学家。

        军情五处是英国安全局的别称,普遍认为此类机构只负责追查那些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外国特务和国内的极端分子,但科特根据基尤英国国家档案馆解密的官方反特文件发现,很多只是合法地行使公民权利、对国家安全并不构成威胁的人也受到了怀疑、监视、跟踪和调查。这是长期的、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国家行动。对嫌疑人名单上的作家、诗人、学者、记者、画家、雕塑家、音乐家和电影人,特工人员秘密地拦截邮件,窃听住宅,跟踪行迹,布设线人,甚至入室盗窃。

        科特指出,侵犯公民权利行动的成因,不仅有一贯的“反共政策和帝国目标”,也有军情五处人员的政治偏见。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疑惧,“在70年里的任何时候都是军情五处价值观的核心”。一切形式的左派言论都会引起警惕;凡是共产主义的影响,都被笼统地称为“颠覆”。恐共又与恐俄和种族主义思想密切相关。军情五处从1909年秘密成立之初,就对四年前开始的俄国革命采取强硬立场。一份内部备忘录声称“布尔什维克的主要领袖不是俄罗斯人,而是小心翼翼隐藏其真实姓名的犹太人”。与白人妇女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的黑人和印度人被视为可疑对象,不修边幅的知识分子几乎成了特工眼里颠覆者的标准形象。有些知识分子的确是工会会员或社会主义工人党和英国共产党的党员,但其他人只是因为与这些会员或党员通信,或对英国政府作过温和的批评,就成了情报部门监控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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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在2015年报道,英国政府曾秘密监控著名作家、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多丽丝·莱辛20年,窃听她的电话,偷看她的信件,尾随她的旅行,调查她的朋友,以防止她从左翼分子发展成投共叛国的“苏联特务”。

        1952年,别称军情六处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将一份“人物速写”移交军情五处,其中对莱辛有如下描述:“她对共产党的同情业已极度接近盲信点,概因在罗德西亚的成长经历,已使她生出对种族隔离的深刻仇恨……声称一切黑色的东西都妙不可言,而所有男人和所有白色的东西都是邪恶的。”

        军情五处确认莱辛是英共“作家小组的领导人”。1956年,负责蹲守的伦敦警察局特勤处向军情五处报告,“身材丰满的”莱辛已搬家到了沃里克路,“她的公寓经常有各个国家的人造访,包括美国人、印度人、中国人和黑人……此宅可能被用于不道德的目的”。

        1962年,军情五处对莱辛的结论仍然没有改变:“她以坚持极左观点而闻名,作为种族歧视的公开反对者,她对非洲事务也感兴趣。最近几年,她又与废除核武器运动建立了联系。”

        科特不无讽刺地指出,军情五处穷究莱辛的个人关系和她加入的各种组织,却对她的书,无论是小说还是非虚构作品,都毫无兴趣。但对某些人,如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和艺术评论家约翰·伯杰,安全机关都建立了远为详细的思想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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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名单》揭露,军情五处违背其宗旨,以国家利益为名卷入了国内的党派竞争。工党和工会均被视为危险载体。1985年,撒切尔政府将1420位公务员列入监控名册,并拟定了“可疑”的地方议员和工会成员的名单。

        无论如何,这些捕风捉影的行动往往不了了之,或仅止于骚扰而没有发展成具体的政治和人身迫害。科特认为,英国的国家安全部门并没有像他们的美国同行那样无所不用其极。英国没有设立下议院非英活动委员会,没有发生麦卡锡时代那样野蛮的猎巫运动,也没有像美国那样在文化艺术界炮制绝人生计、断人前途的黑名单。“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通常不会被剥夺护照和旅行的权利,他们的著作也不会从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清除出去。”他说。

        在《红色名单》的最后,科特表示,虽然有解密信息的存在,但很多文件仍然受到政府的涂改、封存或销毁,我们可能永远无法了解全部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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