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的海外上海学

    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城市，海外学者对于上海予以了极大的关注。笔者以“SHANGHAI”为关键词，在世界上最早也是规模最大博硕论文数据库（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简称PQDT）进行检索，结果显示新世纪以来海外以上海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达176篇，而2000年之前则总共是85篇。可见，2000年以来上海研究已然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重要研究领域。

    海外上海学博士论文的基本概况

    以上海为研究主题的176篇博士论文，共来自80所高校。在此之前，只有43所高校发表过以上海研究为主题的博士论文。近乎成倍数的增长，反映出愈来愈多的海外高校开始将目光投向上海研究。在这80所高校中，居于前十位的分别是：太平洋大学、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明尼苏达大学、斯坦福大学、华盛顿大学、纽约市立大学、芝加哥大学。对比2000年前的统计数据，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等美国一流大学仍稳居榜首。这些高校经过多年积累，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研究传统。值得关注的是，太平洋大学、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等美国州立大学和私立大学逐渐成为研究上海问题的主力军。2015年后，这些高校的上海研究博士论文呈现出明显递增趋势，其中太平洋大学就有15篇。另值得注意的是，来自这类高校的博士论文大多具有集中于某一学科的特征，显然与博士生源或导师研究方向有关。笔者统计发现，太平洋大学教育和学校心理学系以培养教育博士（EdD）为目的，其研究方向多围绕教师和教育专业人员的实践工作而展开，研究内容也直接与上海教育挂钩。

    就作者群体而言，来自西方本土学人的博士论文共为67篇。在这67篇博士论文中，有24篇关注19世纪末至建国前的上海文化史与革命史，其他则分布在海派文学、城市规划、公共卫生等具有专业性的领域。另外109篇博士论文的作者，根据其姓名显然系中国大陆学人、中国其他地区学者或是海外华裔学者，他们的博士论文则更偏重于当代上海的研究。事实上，转向关注当代上海已成新世纪以来明显之趋向。在176篇海外上海学博士论文中，当代上海问题研究的博士论文达120篇之多。究其原因，当然与上海快速发展有关；同时，作为转型期的特大型城市，上海城市化发展所存在问题具有共性，对其进行探讨可为应对世界性问题寻求到解决方案。

    海外上海学博士论文的研究选题

    新世纪以来，海外博士论文对于上海之关注，虽然涉及城市发展的各个方面，但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主题：

    其一，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城市规划与建设。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市场为导向的住房改造在全国大规模展开。在城市转型的背景下，上海进行了城市空间结构调整，由此引发一系列住房及社区迁移问题。正因为如此，新世纪以来海外有多达38篇博士论文以上海城市规划建设为选题。例如，《上海城区的密度、容积率和新开发的住宅区》（Wu,Yue，哈佛大学，2002），针对上海快速城市化所带来的城市可用土地压力问题，通过相关案例及与新加坡住宅的比较研究，探讨住宅开发密度影响城市规模的机制；《郊区化的成本：上海近郊住宅搬迁对家庭福利措施的比较性影响》（Day, Jennifer Eve，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009），根据上海家庭调查数据，通过比较各个社会阶层搬迁到城市边缘的家庭福利影响，就市场改革与经济增长背景下城市空间结构调整所产生的城市居民迁移问题展开探讨，认为非自愿搬迁家庭的搬迁补偿需要扩大到家庭需求和搬迁成本等方面，并应继续关注经济适用房和交通便利的发展；《转型时期上海住房重建的城市政治：重新评估中国增长联盟的观点》（Wang,Stephen Wei-Hsin，伦敦政治经济学院，2010），通过全面回顾1990年以来上海的住房改革及相关案例的比较分析，对“住房改造是由地方政府和私营企业组成的‘增长联盟’推动以实现经济潜力最大化”的这一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住房更新所涉及的政策和机制事实上比通常认为的更加多样化，应该超越“中国增长联盟”这样单一的分析概念；《内城重建的谈判：上海居民参与房屋征用的问题》（Xu, Zhumin，新奥尔良大学，2016），则以上海城市更新中房屋征收问题为考察对象，就居民参与搬迁政策制定的复杂性及居民参与的价值意义展开探讨，提出国家主导的公民参与是政府当局通过征用促进经济增长、加强征用在搬迁居民中合法性的一种手段，且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公平性。

    与此同时，不少博士论文将城市转型过程中上海特色里弄社区的保存、市郊乡村旅游与集中住宅结合的可能性、上海建筑艺术的流行趋势等作为考察的对象，意在为优化、改善当前城市建筑存在的问题提出设计方案与实施策略。例如，《重塑城市之间的空间：上海四川北路地区的里弄社区设计》（Zhou,Tianwen，华盛顿大学，2012），以四川北路地区里弄社区为例，探讨如何利用设计和管理策略将老里弄社区改造成一个适合当前城市生活的友好生活社区；《细部设计对建筑艺术的影响——以改革开放后的上海市为例》（Hou, Yinan，夏威夷大学，2016），以上海的城市建筑设计为例，考察建筑技术与细部设计的相互影响，认为当代建筑师越来越注重表面设计的审美表达，表面设计和极简主义或将成为更受欢迎的建筑风格；《基于旅游与居住一体化的上海集中乡村住宅设计》（Li,Bingjie，夏威夷大学，2021），则以上海水乡为例，聚焦于城市近郊旅游与集中住宅结合的设计方法，旨在探索创造农民与游客共处的新型农村住宅的可能性，为未来的乡村建设提供参考模式。另外，上海城市化进程中的低碳发展与环境治理问题亦成为不少海外博士论文的选题。例如，《上海的能源治理》（Kung, Yi Hsiu Michelle，特拉华大学，2014），以上海宜家和恒隆广场为案例，考察其在建筑节能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同时采用多维度分析框架分析影响上海商业建筑能源治理的相关利益方，以为上海和中国其他城市的商业建筑能源治理提出应对策略，并藉此构建亚洲城市建筑可持续性的知识体系；《快速城市化的环境影响：中国上海临港新城的非点源性污染》（Meng, Xu⁃chu，北卡罗来纳大学，2015），以临港新城湖景的水质为考察对象，通过比较临港地区不同属性的地表所产生的污染物浓度，探寻空间复杂性与城市动态生态系统的内在联系；《中国城市低碳发展的管理：上海虹桥商务区的案例研究》（Sun,Bing，英国曼彻斯特大学，2020），则以上海虹桥商务区为个案，探讨跨层次并融入政策层面的多层次治理模式的可能性及其在低碳发展战略中的作用。

    其二，上海的海派文化及其意涵特质。海派文化是上海城市所特有的文化之一，其一直以来都是海外学者所关注与探讨的对象。进入21世纪以来，上海的海派文化同样是热门选题，有30篇博士论文以上海的音乐、戏剧、电影、文学等为考察对象。研究上海电影史及电影文化的，如《革命、商业主义和中国性：社会主义上海和资本主义殖民地香港的歌剧电影（1949—1966年）》（Hui, Kwok Wai，芝加哥大学，2013），以中国共产党在制作戏曲电影时引入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反迷信、反帝制等现代观念为关注对象，探讨中国共产党人在制作戏曲电影时是如何巧妙地将革命思想与“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从而创造出戏曲电影这种强有力的工具以传播革命信息，并藉由其“中国性”和革命解放力量的吸引力从而在中国大陆和其他华人社区获得巨大成功，甚至影响了资本主义殖民地香港商业电影制片厂的制作；《上海城市电影中的弄堂和家庭空间的作用，1932—1966年》（Wilcox, Made⁃leine S.，宾夕法尼亚大学，2014），以弄堂在上海电影等流行文化的独特定位为考察对象，梳理1930年代至1966年间电影中上海弄堂生活之变化。以上海艺术史为研究主题，则如《塑造艺术家：任伯年（1840—1895）和上海艺术界的画像》（Wue,Roberta May-Hwa，纽约大学，2001）和《上海的中国音乐和翻译的现代性（1918—1937年）》（Cheung,Joys Hoi Yan，密歇根大学，2008）等，前者以任伯年的肖像画以及导游手册、报纸、杂志等为资料，对上海鲜为人知的艺术世界，特别是其社会和经济背景进行探讨，展现的不仅是对任伯年肖像画实践和策略的研究，更是对艺术家和产生这些肖像画的艺术世界；后者则以20世纪初生活在上海的中国人如何在其音乐创作和音乐话语中“翻译”西方音乐，分析他们在理解和采用西方音乐理论和实践的过程中是如何宣扬自身的文化价值和政治议程。有关上海文学与文化史研究的，如《一个紫罗兰的神话：周瘦鹃与上海的文学文化（1911—1927年）》（Chen,Jianhua，哈佛大学，2002），以1920年代上海文学文化中作为现代女性之象征的“紫罗兰”现象为考察对象，通过对1920年间周瘦鹃主编的畅销杂志《紫罗兰》现象的历史化，揭示紫罗兰的形象是如何被幻想化地从周作人的自我代表转化为城市的自我代表之轨迹；《在大都市里悄无声息地杀了我：民国上海的谋杀与激情故事》（Yan, Yuchen，杜克大学，2021），则以1937年之前民国上海各种文学文本中的谋杀故事为研究对象，梳理不同形式文本中的谋杀叙事，同时运用民族主义、性、浮世绘、超现实主义和精神分析的理论，解读上海的谋杀故事是如何将中国现代性的话语投射为一个由不同力量组成的多层次的竞争场所。

    颇为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纪以来海外对上海革命历史的研究呈现弱化趋向，但并不意味没有以上海革命历史为选题的博士论文。在新世纪以来的176篇海外上海学博士论文中，亦有近十来篇探讨的是上海革命文化历史。更为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博士论文都尝试从新的视角展开研究。比如，加利福尼亚大学叶文心教授指导的《抵抗，城市风格：新四军与上海，1937—1945年》（Rott⁃mann, Alliso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007），以抗日战争时期上海与共产党新四军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关注企业家、专业人士、小企业经理和白领员工这些群体与长江下游地区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特殊关系，并论证了上海式抵抗对于中国革命进程的重要意义；耶鲁大学史景迁教授指导的《组织上海的青年：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合作主义战略，1920—1942年》（MulreadyStone, Kristin，耶鲁大学，2009），着眼于青年组织，探讨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上海的合作主义政府为争取青年各自所做出的努力；华盛顿大学董玥教授指导的《建设社会主义上海：工人新村与城市的社会主义权利》（Van Duyn, Matthew，华盛顿大学，2020），则以上海城市地理的变化为视角，研究1950年代城市革命对工人日常生活的过程和意义。这些新视角的探讨，丰富了中共革命史的研究，凸显了中国革命的内在复杂性。

    其三，上海的基础教育及其教学模式。新世纪以来，上海加大了基础教育的改革，在基础教育的师资队伍、教学模式以及教育的均衡化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上海的基础教育亦因此在国际上颇具影响力和知名度，有36篇博士论文即以上海教育为选题对象。例如，《上海幼儿园教师的工作倦怠与人格特质的关系》（Hu,Yue，太平洋大学，2017）、《上海数学教师在实践共同体中获取教学内容知识的模式》（Yuan, Hong，哥伦比亚大学，2018）、《上海公立小学教师入职培训项目的帮助性认知、教师自我效能感与一年级教师留任预期的关联性研究》（Han, Xiaotian，太平洋大学，2019）等博士论文，即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通过问卷调查及案例分析，分别就幼儿园教师的工作倦怠与其人格特征所可能存在的关联性、上海教师入职培训项目（TIPs）对公立小学教师的自我效能及职业发展之影响、教师与学校教育实践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等展开探讨。此外，教学模式亦是海外博士论文所关注的热点。例如，《上海幼儿园教师对图画书的看法及其在EFL课堂上的使用情况》（Shi,Yuan，太平洋大学，2019）和《翻转课堂模式对上海大学英语课堂学习的影响》（Wei,Xiaoying，太平洋大学，2019），分析探讨新兴英语教学模式在上海不同教育学段的应用、影响及其发展趋势。前者以外语（EFL）课程在幼儿园的运用为考察对象，探讨了幼儿园EFL教师对图画书的看法、EFL课程在课堂上的使用情况及其所面临的挑战；后者则着眼于以学生为中心的翻转课堂模式，探讨翻转课堂模式对大学生英语学习的影响等。

    海外上海学博士论文的学术特点

    如前所述，新世纪以来的海外上海学博士论文，更多的转向关注当代上海，注重基于现代性视域就当代上海发展过程的现实问题展开探讨。除此之外，新文化史研究取向是新世纪以来海外上海学博士论文的又一学术特点。众所周知，随着格尔茨、布迪厄和福柯等人著作的问世，“文化转向”逐渐酝酿成形，新文化史逐渐取代社会史成为潮流，正如彼得·伯克所说：“新文化史是今天文化史研究中最主要的形式，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研究中最主要的形式。”受此影响，海外博士论文对上海问题的研究也逐渐从关注中央政权的特点与运行、政治与革命议题为主的“大历史”转向社会文化、里弄研究、大众生活、妇女研究等“小历史”。

    新世纪以来的海外上海学博士论文中，不少论文将女性与社会文化、阶级、民族等联系起来，采用视觉文化、跨文化视角等就特定历史时段的女性群体进行考察。例如，《寻找“新女性”：上海的职业女性（1912—1945）》（Lien,Ling-ling，加州大学欧文分校，2001），以探讨民国时期妇女经济角色变化的社会文化影响为主题，并尝试阐述战争期间中国民族主义和女权主义之间的关系。在作者看来，新的教育和就业机会重塑了妇女的性别身份以及国家和社会对妇女角色的期望，指出当时对“新女性”的争论反映了社会对性别角色、国家实力以及变革中消费与生产的焦虑；《二十世纪初上海现代女性的营销：广告中消费现代性和民族主义的创造》（Wu,Huaiting，明尼苏达大学，2012），选取了1912年至1937年间《申报》上的广告，考察20世纪初广告对中国现代女性和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作者认为消费成为了定义中国女性身份以及其社会关系的基本方式，在此基础下构建出了三种主要的中国妇女性别话语：中国妇女作为女性公民消费者、受过教育的妻子与母亲以及现代女性消费者；《声音是一种超越的力量：1930年代上海的女歌手、身体和政治话语》（Li,Ziyang，杜克大学，2020），关注20世纪30年代进入有声电影时代后女歌手在电影中的跨界表演，论文以《银汉双星》（1931年）和《马路天使》（1937年）为例，结合视觉研究、声音研究、音乐学、精神分析、性别与性、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分析女声如何与电影影像、外国好莱坞模式以及本土政治话语相结合，阐述1930年代上海电影中的女性声音与电影中父权遏制和银幕外男性政治话语之间亲密与对立、顺从与反抗的张力关系。

    关于上海的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呈现出更为浓重的新文化史印迹。例如，《上海城市电影中的弄堂和家庭空间的作用，1932—1966年》，所关注的是上海最常见的住所——弄堂在电影等流行文化中的呈现及其历史变化，其研究的旨趣是力图论证屏幕上的性别、主体性和政治表现与地方、经济和空间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凸显上海城市想象力范围内的社会活动和革命遗产；《一个紫罗兰的神话：周瘦鹃与上海的文学文化（1911—1927年）》，在挖掘文学现代性背景下被压抑的大众、流行和大众主体性的历史的同时，作者重建了一个“感觉的结构”，并通过关注1920年代的新旧文学之争，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学中的传统/现代、旧/新、高/低等典范提出质疑；《饮酒中的绅士风度：民国上海的中国知识分子和茶/咖啡文化（1920—1930）》（Han, Zhuyuan，杜克大学，2020），则运用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雷蒙德—威廉斯的“感觉结构”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社区”等概念，探讨“茶\咖啡”作为实体和想象的社会空间之重要文化意义及其与民国时期上海文化知识分子的身份政治之间的内在关系，力图揭示茶馆和咖啡馆作为重要的公共场所，容纳了多层次的文化现代性元素，成为文学和流行文化中颇为明显的文化符号。以农民工或移民为关注对象的博士论文，同样采用的是新文化史研究范式。例如，《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海的农村移民》（Ma,Li，康奈尔大学，2010），以上海农民工为考察对象，探讨正式规则的变化与非正式制度元素（习俗、网络、规范和文化信仰）的持续性相互作用，并藉此分析导致后社会主义上海农村务工人员和城市居民间存有不平等的制度机制；《了解社会支持在上海农村到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适应中的作用》（Wen,Ya，麦吉尔大学，2015），则借用社会支持概念，就农民工子女及其家庭如何以及在哪里寻求社会支持以实现他们在城市中的目标进行探讨。由此可见，新世纪以来的海外上海学博士论文，多将其关注点聚焦于身份认同、移民、空间生产娱乐、性别与妇女等主题，注重考察底层社会行动背后的文化逻辑或文化密码，并藉此管窥个体与国家的关系及中国之现代性。

    注重采用城市比较法对上海展开探讨，则是新世纪以来海外上海学博士论文的另一学术特点。进入新世纪后，强调开放和去中心化的全球史观颇为流行。正是在这种全球史观潮流的影响之下，176篇海外上海学博士论文中有27篇即是将上海置于与国内外其他大都市进行比较的视域下进行考察。例如，《城市展览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从上海到夏威夷》（Duan,Xiaotian Winny，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2019），以上海和夏威夷为考察对象，分析这两大城市的展览之组织结构、运作模式、展览框架、GLOCAL特征和后续影响，探讨城市展览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指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和区域再生问题成为世界城市化发展的研究重点，举办展览成为增加城市地区活力的一种策略；《电影的革命任务：上海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现代主义和大众文化》（Sedzielarz, Aleksander，明尼苏达大学，2019），通过对阿方斯娜·斯托尔妮(Alfonsina Storni,1892-1938)、罗伯特·阿尔特(Roberto Arlt,1900—1942)、茅盾（1896-1981）和夏衍（1900-1995）等人关于电影形式和技术的文本解读，考察了这两个城市的电影和文学相遇之历史关键点，并将革命政治中的国际主义运动与这两个城市出现的充满活力的电影文化联系起来，重构了1927—1937年期间上海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电影与文学相互关联的文化历史；《把港口和港口外交带回来：香港、澳门和上海在当代欧盟—中国关系中的作用比较研究》（Chan,Wai Shun，兰卡斯特大学，2020），则借鉴国际政治、港口研究和政治地理学中的概念，就上海与香港、澳门进行比较，强调港口城市作为经济和政治力量载体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藉此探讨其在欧中关系的影响与扮演的角色，并考察欧盟与中国的关系。

    简而言之，藉由这近200篇海外上海学博士论文，一方面可了解海外上海学的发展态势、研究取向及其思想意涵；同时亦可窥知上海的国际形象，省思我们在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王笛教授曾言：“上海是对于中国其他城市研究的重要参照系，对上海的研究，也是对中国现代化、商业化和全球化的研究。”作为世界观察中国的窗口，随着上海向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迈进，可以预见海外上海学将有更大规模的发展。基于此，海外上海学博士论文这一学术宝库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诚如朱政惠先生所言，“研究海外上海博士论文，就是研究海外上海学的明天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