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埋忠骨　薪火传后人

    2022年6月10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首任社长陈维雄老先生溘然长逝，享年102岁。

    因为疫情的原因，也出于老社长多年来形成的不愿打扰别人的习惯，陈老去世后他的家人遵其心愿，后事一切从简。待一切处理完毕，陈老的女儿才告知老人家已然远行。听此消息，我心里非常难过、不舍，之前听说老社长身体不适，我帮着联系医院，但因疫情期间不让探视，一直未能亲往探视，没想到等来的竟然是陈老去世的噩耗。没能再见老社长一面，再送老人家一程，特别遗憾和愧疚。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姑且以此拙文，寄托我们对陈维雄老社长无限的怀念和哀思。

    丰碑

    新中国的大学出版事业是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开启的，而从无到有、白手起家，开创了这一广阔新天地的，正是以陈维雄老社长为首的老一辈人大出版人。在人大出版社成立及发展史上，以陈维雄老社长为首的老一代人大出版人，为我们树立了一座精神的丰碑。

    大家知道，中国人民大学是我党亲手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它在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史上开创了许多个第一，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无疑是这许多第一中最闪亮的名字之一。作为校办企业的人大出版社，秉承了中国人民大学实事求是、始终屹立于时代潮头的大学文化精神，以“出教材学术精品、育人文社科英才”为宗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教材、学术出版方面独领风骚，始终发挥着领头羊的作用，受到高校师生的普遍信任和欢迎。我们说，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办学宗旨和特色。同样，扎根中国大地办出版，也始终是人大出版社的办社宗旨和理念，是陈维雄老社长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人大出版人的自觉坚守。

    深刻的使命和担当意识促使人大社把自己的目标不是局限于服务和展示人民大学教学科研成果，而是始终关注生活，关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新闻等诸多学科深耕易耨，以一种新锐而积极进取的姿态，发挥出版物的社会引导和文化推动作用，服务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事业。

    作为参与人大社创社的首任社长，陈老社长对于人大社的意义，在于他以高尚品行、深厚学识和不忘初心的坚守，为人大社奠定了不忘初心、忠诚于党的教育文化事业的底色，发扬了砥砺前行、勇于担当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历史重任的精神。三十多年公而忘私的不懈奋斗使老社长的努力和追求逐渐超越了个人影响，升华为人大社的企业文化和组织愿景，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激励着人大社一代代出版人勠力同心、默默耕耘、持续创新，承担起精神家园守护者和先进文化传播者的责任和使命。

    回想我所了解的陈老社长的经历，以及与他交往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我感到在老社长身上体现最深刻、最鲜明的品质，就是忠诚和担当。

    忠诚

    忠诚源自信仰，源自对光明的渴望。

    1920年，陈维雄老社长出生于浙江温州一个大户人家，家境优渥，从小受到良好教育。1941年，他在浙江丽水联合高级中学读书的时候，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由于叛徒出卖，中共浙江省委机关被敌破坏，地下党的组织关系无法转移，他被迫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

    在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多年里，他牢记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在敌占区组织和参加革命活动，并想方设法寻找党组织，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但都没有成功。1942年，他进入江西国立中正大学社会教育系读书，在校期间积极写文章，办报纸，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学生游行，反对反动派的白色恐怖统治。1946年大学毕业后，他来到上海，任《活教育月刊》编委，并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文汇报》副刊《教育阵地》、《展望》杂志“读者通讯栏”的编辑工作和全国地下学联的秘密活动。他的大学同学以及后来的同事曾经回忆说，当年，他的工作和活动，让很多人都怀疑过他的共产党员身份。但事实是他当时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他是靠着对党组织和党的事业的忠诚，支持着自己在敌占区冒着生命危险，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为党工作。

    1948年9月，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大搜捕，陈维雄老社长被通缉的消息刊登在上海的报纸上。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他改名陈念素，穿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到华北解放区。1949年在华北大学保育院工作期间，上级领导找他谈话，说因为工作需要让他先重新入党，过去的党籍问题等以后调查清楚了再恢复，所以他在1949年8月1日重新入党。新中国成立后，陈老多次要求重新恢复自己入党时间，2018年，出版社党委经过认真调查，向学校党委报请恢复。

    陈维雄老社长不但自己全心全意、一路追随着党，他对于自己的子女同样也有着要进步和向党组织靠拢的要求。陈老的小女儿陈虹在人民大学的一个学院办公室工作。作为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从小在父母、兄姊的疼爱中长大。时光在忙忙碌碌中度过，转眼间她也四十多岁了。陈虹始终认为父亲平时工作忙，话也不多，所以父亲对自己的思想状况不是很关心。但是突然有一天，陈维雄老社长很认真地找陈虹谈心，他说：“陈虹同志，我想和你谈一谈。这些年我观察到你的思想认识和工作中的表现已经基本达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建议你写一份入党申请书，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在最初的讶异后，陈虹接受了父亲的建议，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顺利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这种“不汩于流俗”的父女谈话方式，体现出一个老一辈共产党员对于党的无限忠诚。陈老社长对于党的深厚感情、对于党员这个身份的珍视，在这一段父女谈话中赫然而出，令人动容。

    陈维雄老社长排除万难、一心一意追随党的历程，对于自己子女思想进步、向组织靠拢的要求，都体现了他的忠诚。三十多年勤勉奉公，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创办人大出版社的过程，同样体现了他的忠诚。

    担当

    忠诚者，必有所担当。陈维雄老社长的担当首先体现在他历经三十年，参与和见证了人大出版社奠基、建社、停办、复社的整个过程。

    中国人民大学历来就有重视教材出版的光荣传统。早在1948年，华北大学就在河北正定筹办印刷厂，负责印刷学员的学习资料。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时，设立了油印股、出版处等机构，负责铅印翻译教材，对文稿进行加工整理。1953年，人民大学成立教材出版处，统一负责全校教材的出版、印刷、供应工作，不久学校任命陈维雄老社长担任教材处副主任，负责全面工作。这一时期教材出版处的工作主要是翻印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和苏联专家的讲义，这些书以黄色封面套印红色书名，人称“黄皮书”，当时蜚声全国，受到广泛欢迎和好评。在吴玉章等校领导的关怀和全力支持下，1955年4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成立，陈维雄老社长继续担任副主任并主持工作。人大出版社成立后，从过去以出版翻译苏联教材为主转变为出版结合中国实际的自编教材为主，这使我国的教材建设从一开始就获得一个较高的起点，为文化教育界所瞩目。从1955年5月到1966年5月，人大出版社在这一时期正式出书共计424种，800万册，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国革命史讲义》《政治经济学》等教材风靡全国，至今发行数千万册。在出版实践中，他们老一辈出版人，从一开始确立的教材建设方针就是“以研究中国革命与建设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服务于党和国家建设事业”，这成为人大出版社始终坚持的出版方向，红色之基由此牢筑。

    197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停办，出版社也随之解散，人员被调往数十不同的单位。

    1978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复校不久，成仿吾校长找来陈维雄老社长，嘱咐他尽快恢复出版社的工作。复社之初，一无人员、二无房子、三无资金、四无设备，陈老社长借了人大幼儿园的库房和活动室做办公地点，找校工厂借了30万资金，联系原人大社的印刷厂，又挨个找原出版社员工所在单位的领导沟通，联络老员工回来参加复校复社。与此同时，为了加快复社，他们采取“边恢复，边出书，边解决资金”的办法，重点抓新学年急需教材的组稿工作，仅用了一年时间，就还清了欠款，还给印刷厂增添了比较先进的照排设备，人大出版社各项工作由此走上了正轨。

    陈维雄老社长的勇毅担当，体现在他为人大社建社、复社而不辞辛苦、奔波劳碌。更重要的是，这种勇毅担当的精神品质从一开始就使人大社站在一个很高的起点来定位自己的价值和目标。在很多人眼里，编辑是一种“为他人做嫁衣”的工作，而在陈维雄老社长的意识里，投身编辑出版是他选择的报效国家的方式。编辑这个职业通常工作于幕后而不为人知，但如果一个人的人生目标不是“为人知”，而是甘为一个宏伟光荣的事业的铺路石时，他的眼光、格局和所能达到的高度，就是一个仅仅把编辑视为谋生职业的人所无法企及的。

    陈维雄老社长在青年时代是通过阅读进步书籍走上革命道路的，他深知出版物的影响力和社会价值。他曾经说：“书籍既是物质产品，又是精神产品，在经济上的损失可以计算，造成不好的社会效果则无法弥补”。上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所从事的编辑工作，更使他认识到编辑人员对于出版物质量的决定性意义。人大社建立后，积三十多年的编辑出版经验，他提出，出版物的质量，应该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宏观质量要体现在选题和出书计划中，这反映着一个出版社的倾向性；微观质量则体现在每本书的思想性、学术性、逻辑性和艺术性之中。1959年，他曾经在人民大学校代会上做过《教材出版的倾向性变革》的专题发言，总结了人大出版社建社以来建设中国化教材体系的经验，指出“以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为中心的教材建设方针”是人大出版社教育出版的特色和优势。

    有人认为大学教科书、学术著作都出自专家、教授之手，编辑不过是涂涂抹抹而已。对于这种错误认识，陈维雄老社长尖锐地指出：编辑是一门专门的学问，除了必须具备一定的理论、专业和文字水平外，还有自己一整套的业务知识。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编辑工作是著译的继续，编辑工作过程是书稿质量提高的过程，即使名家著译，也要经过编辑。”“编辑对书稿进行政治把关、质量分析、文字加工、技术处理并就出书的社会效果进行评价是完全必要的。”他自己以身作则，和编辑、作者一同讨论重点书稿的写作提纲，亲自做终审工作，鼓励大家热爱出版，甘当无名英雄。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人大出版社培养锻炼出一支政治和业务素质都过硬的编辑队伍，他们政治立场坚定、工作作风严谨，踏实奋进、勤勉奉公，关心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积极服务于文化传播和社会进步。这种忠诚担当的精神潜移默化，不断积累，成为人大出版社最可宝贵的企业文化。

    山不争高自成峰，水因善下而成海。回想陈维雄老社长的一生，“位卑未敢忘忧国”这句话浮现在我的脑海。以自己的出身条件，他本可以选择一条更安逸平稳的人生道路，但他放弃了。怀揣拳拳报国之心，在“白色恐怖”的敌占区以身涉险，加入地下党组织。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工作生涯里，无论身处何境，在何岗位，他习惯并自觉地把小我融入于国家民族这个“大我”之中，与党同向同行。从此忠诚融入血液，担当成其风骨。在他谦和沉静、波澜不惊的外表下，是一颗无私利他的心，他在无私的奉献中把自己成就为一个高尚的大写的人。

    疫情之前，人大出版社每年年终召开一次离退休老同志茶话会，老同志们见见面，聊聊天，社领导也向大家报告下一年来出版社的发展和工作成果。记忆中陈维雄老社长每年都来，直到疫情之前他年近一百，子女不同意他出远门才作罢。老社长每次来到社里，都特别高兴，微笑着和每一个人打招呼，兴奋地听我们的汇报，然后还热情洋溢地发言，对出版社员工表示慰问和鼓励：“你们辛苦了，我听了很高兴。”老社长特别不愿给社里添麻烦，每次茶话会前社里要派车接他，他总是说：“你们不要接我，我让孩子送我去，不要接。”茶话会结束后送他到楼下等车，他总是说“你们工作忙，不要陪我，我自己等”。往事历历，陈老慈蔼谦和、始终沉静的形象，仿佛就在昨天，就在眼前。

    传承是最好的纪念。我们会牢记陈维雄老社长的心愿，传承老一代人大社出版人的精神，锚定世界一流的大学出版社这一目标，在出版这片文化教育园地继续勤勉尽职、耕耘不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