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歇根大学和中美“乒乓外交”

    1950年开始，中美官方关系进入到武装对峙阶段。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两国更是成为敌对国家。意识形态的纷争造成了双方势不两立，两国都受到了威胁。对于美国来说，冷战意味着对共产主义新生势力的恐惧心理。1949年，中共赢得了国共战争的胜利，苏联也试爆了他们的第一颗原子弹。一时间，“红色恐怖”的阴云笼罩了整个美国。上至国会议员和总统，下至精英阶层和平民，都谈“红”色变。不久之后，极端狂热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率领国会开始了反共的政治迫害。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等国会机构质疑和毫无根据地指责一些美国公民对共产党表示同情。

    两国分道扬镳。美国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禁止美国公民前往中国，对中国实行贸易禁运。而中国则在世界范围内支持共产主义革命，与古巴、朝鲜和越南建立联系。密歇根大学录取的中国大陆的学生人数急剧下降。1940年左右，在密歇根大学就读的中国学生数量仅次于加拿大。而到了1954年，这个数字已经降了一半。在11年后的1965年，中国甚至都没有被列入外国学生录取登记表。

    20世纪70年代末，两国都希望重修旧好。参与不得人心的越战而深陷泥潭的尼克松政府，迫切地想要为美国民众带来一些好消息。而在美、苏、中三国之间的斗争中，美中联盟可以为双方提供各自需要的稳定。

    经过数十年的官方敌对，美中两国都需要一个周全的理由，好让双方重新建立联系。最不可能的乒乓球成了双方重修旧好的契机。一切顺理成章。同以往一样，密歇根大学首当其冲，成为整个事件的中心。

    乒乓球占据舞台中心

    1971年，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机会终于来了。这个地方对中美双方都不是那么地中立。20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保持对美国和日本的沉默。但是经过一番运作，周恩来让日本乒乓球组织给中国乒乓球队发出了参赛邀请。

    就乒乓球运动而言，中美两队的水平不可相提并论。美国乒乓球队并非职业球队，是由业余爱好者组成的。在中国，乒乓球普及到大江南北、街头巷尾；而在美国，乒乓球根本没有人气，仅仅是一种地下室的消遣，或酒吧、休闲俱乐部里少数爱好者的运动，即使比赛也很少有人观看，不像橄榄球、棒球或篮球那样能够吸引大量球迷。美国队的年龄和经验差异也很大，从15岁的高中生朱迪·博肯斯基（Judy Bochenski）到在IBM和联合国工作的专业人士都有。美国乒乓球协会（USTTA）没有经费，无法派团参赛，球员们必须自己掏钱。就连世界锦标赛这样的大赛，朱迪·博肯斯基的父亲也不得不从银行借贷900美元为她买机票。

    与此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乒乓球队是由政府培训和资助的一支精心打造的队伍。早在1959年，中国队的容国团就获得了德国世界锦标赛冠军。中国通过这样的比赛向国内外传递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息：新中国是一个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竞争的强国。随着中国乒乓球队在国际大赛中不断获奖，运动员也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和偶像，成为中国欣欣向荣、充满活力的象征。

    单从比赛的角度来看，美国在名古屋几乎没有成功的机会：他们在世界的排名仅在第23位。按照美国乒乓球协会副总裁提姆·勃根（Tim Boggan）的说法，“大家也没有抱任何期望”。开赛之后不久，美国队的球员甚至开始弃权，脱离了赛场，许多球员直接去观光了。中国队则捧回了男子团体的斯韦思林杯（Swaythling Cup）。

    然而，所有这一切却在两次偶然的事件中发生了改变，为中美紧闭的外交大门开启了一条小小的缝隙。这两次事件都围绕着一位年轻的美国人发生的：他叫格伦·考恩（Glenn Cowan），留着一头长发。这显然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产物。

    与其他美国青年相比，考恩就像霓虹灯一样突出。他喜欢米克·贾格（Mick Jagger），对抽大麻不以为耻，对乒乓球和表演都有一种天生的兴趣。当时发生的一件小事很快就演变成了国际上公认的一种意外的、漫不经心的外交活动。在一次训练中，考恩朝着一个年轻的中国选手梁戈亮挥手，示意想一起练习。可“梁先生则认为他的邀请几乎就是一种侮辱：美国佬想愚弄他，因为他很年轻。梁戈亮停下训练询问领队应该怎么办。后来梁戈亮还是和考恩对练了几个回合，然后才礼貌离开”。

    这样的邀请方式使考恩引起了中国队员对他的注意，当然，考恩凭着直觉也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点，因为他“相信中国人一直在观察他”。几天后，考恩练习后离开了体育馆，匆忙中上了一辆正在等待的班车，以为那只是一辆任何球员都可使用的巴士。可当车门关上后，考恩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看到的是整车的中国队队员。“所有人都看着他，几分钟之内没有一个人说话，只有大型公共汽车变速箱的马达在轰鸣。现在的考恩在一个街道路牌都不认识的国家里，面对的是一群理论上敌对的国家球队队员。”几分钟好像过了很久，大家彼此都感到非常尴尬。最终，还是考恩打破了僵局，通过翻译在公共汽车上开始了对话：

    我知道，对你们来说，我的帽子、头发，甚至连我的衣服看起来都很滑稽。但是有很多人都和我一样啊，包括着装。我们国家也有压迫，也有反抗。不要急，不久，我们会当家作主，因为上面的人越来越失去与民众的接触和了解。

    总而言之，考恩的存在和言辞在巴士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北京有令：可以跟美国人礼貌地打招呼，但他们属于世界锦标赛中唯一一个中国选手不应该握手的国家。”当时，中国队的顶尖球员庄则栋就坐在巴士后面。他站起来，向考恩走了过去。他一只手向考恩赠送了一幅黄山风景画，另一只手和考恩握了手。记者和摄像机在下车时早已等待着这支队伍。第二天早上，两名微笑的球员的照片就在许多国际报纸的头版刊登了出来。

    有了这样明显友好的交流，第二天，考恩就回赠了礼物：一件印有和平标志和甲壳虫乐队歌曲“Let It Be”的T恤。没想到，几个球员的私下交往却引发了一轮频繁的最高级别的政府幕后外交。毛泽东已经78岁高龄，立即发出指示，邀请美国队前往中国。该指令迅速传达给日本名古屋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后者将其转交给国际乒乓球联合会的美国代表团。美国代表团与美国驻东京大使馆联络，询问是否接受邀请。“尽管去！”回复既快捷又干脆。

    就这样，他们转道直接来到中国。美国队在中国各地巡回进行表演赛，旅游观光，陪同他们的是几十年前就来过中国的第一批美国记者。在中国，他们既感受到敌意也体会到了好客。在一场比赛中，有“欢迎美国队”的标语，也有“打倒美帝和走狗”的标语。后来，有观众向美国队员扔了石头。同时，他们又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会见。那天晚上，周总理和考恩一起聊了一会儿天。

    返回后，这些美国球员立马变成了新闻人物，被新闻界争相采访。美国乒乓球队对中国的访问也成为媒体最热的话题。根据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赞成中国加入联合国，这尚属首次。

    亚历山大·埃克斯坦，密歇根大学和美国“开放”的外交政策

    美国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好访问，是两国开始和解进程必不可少的前奏。尼克松总统公开表示有意访问中国。这个声明促使他的首席外交顾问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秘密前往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晤，而且连美国国务卿都不知情。这是一次意义非凡的交流，尤其是在两国内部公众意见都没有统一的时候。这次访问的结果很快就彰显出来：对中国的正式制裁得以放宽，包括贸易禁令和旅游限制。1971年的夏天，尼克松在电视上宣布他将在第二年亲自去北京与毛泽东会见。

    两国之间20多年的断交终于打破了，冲突也停止了。很快，美国将投票表决是否同意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国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唯一需要做的就是邀请中国乒乓球队到美国回访。对于美国乒乓球协会（USTTA）主席格雷厄姆·斯蒂霍芬（Graham Steen⁃hoven）来说，首先，这个邀请既有现实执行上的问题，也有政治外交上的难题。他只能在美国队访问中国的这一周时间发出邀请。因为代表队的访问是在基辛格和尼克松的访问之前，所以他不能指望获得美国政府的官方支持。其次，与中国队不同，斯蒂霍芬和美国乒乓球协会缺乏资金。他们甚至没有为自己的团队去名古屋参加比赛而出资，又如何为整个中国队的美国之行买单呢？ 况且这些费用还要包括旅行观光、住宿、餐饮等。

    这个难题很快引起了一个名叫亚历山大·埃克斯坦（Alexander Eckstein）的人的注意。埃克斯坦出生于南斯拉夫，曾在“二战”期间担任情报官员，之后于1952年在加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埃克斯坦曾担任过美国国务院顾问，并在几所大学任教，包括哈佛大学。当埃克斯坦听说格雷厄姆·斯蒂霍芬的困境时，他正在密歇根大学任职，教授经济学。他的身份是一名“中国专家”。更巧的是，他当时正好兼任美中关系国家委员会主席。虽然国会议员有时要求国家委员会提交简报或撰写备忘录，但国家委员会却只是一个民间的非政府组织。

    这意味着，如果由埃克斯坦出面邀请承办，则可以帮助格雷厄姆·斯蒂霍芬。于是，埃克斯坦“立即与国家委员会的官员举行电话会议，他们一致同意共同商讨一种方法来筹集所需的资金，资助中国队的美国之行”。他们赶在美国队结束中国之行之前，就着手开始筹集资金，规划行程，联系愿意接待中国队的城市和大学。

    于是，斯蒂霍芬正式提出邀请，并且立即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积极回应：“我相信我们的友谊仅仅是个新的开始。这必将赢得两国绝大多数人的欢迎和支持。”

    然后则是中方的长期沉默。8个月过去了，中国队计划何时访美、要不要访美，没有了下文。直到1972年1月，尼克松访问的基调已经敲定，周恩来才回复：中国队将在“鲜花盛开时”访问美国。两个月后，中国乒乓球协会的一封公开电报宣布，1972年4月10日中国乒乓球队将会访美。

    九城之旅始于密歇根州。飞机降落在伊普斯兰迪（Ypsilanti）的机场。这里是格特鲁德·豪（Ger⁃trude Howe）的家乡。格特鲁德在一个世纪前曾帮助来自中国的康成和石美玉就读密歇根大学，接受医学教育。等待中国人到达的是整个美国队，他们看起来精神焕发，“他们的新制服闪闪发亮，看起来像一艘游轮的船员”。庄则栋一下飞机就与格伦·考恩相互拥抱，热情的记者为他们拍照，大家双臂高举，两手紧握，兴高采烈。“这时音乐风格突变，变成了轻快流畅的流行乐《她将绕山而来》”。亚历山大·埃克斯坦和国家委员会成员们做了一个正式的欢迎仪式。埃克斯坦在他的致辞中热情洋溢地说道：

    欢迎你们！ 去年你们殷勤好客地款待了美国乒乓球队，同时中美两国关系实现历史性转折之后，你们对各行各业的美国人表现出热情友好。我由衷地感谢你们。希望你们在美国的访问富有成效并且开心愉快，也希望这次旅行是未来你们无数次访问美国的开端。

    这次访问富有成效并且开心愉快，所有目的都达成了，虽然有点断断续续。就跟美国队访问中国一样，再好的外交计划也会因文化差异和活动安排偶尔出点差错。例如，球队到达的第一天晚上，底特律市长只是“在一楼门口”等候迎接，而不是主动走到街道上去迎接他们。这种情况的发生纯属意外。此外，中国代表团也面临了一些蓄意的抵制。在一场表演赛中，一群右翼示威者向观众投放载有死鼠的纸降落伞，其中一人穿着一件标有“基辛格”图像的红色外套，其他人则贴上了“释放我们的战俘”和“保住你的乒乓球员”等标语。

    尽管有诸如此类的波折，但更多的还是许多温暖的时刻。亚历山大的妻子露丝·埃克斯坦（Ruth Eckstein）回忆说：“该代表团对安娜堡的访问非常暖心。当载满中国球员的汽车穿过校园时，学生们认出了他们，大声地向他们挥手欢呼。”在校园草坪上，中国球员与美国学生们一起玩飞盘游戏。因为很激动，他们把飞盘作为礼物送给中国选手。这位选手也不得不表示回敬，可他手里什么都没有，只好把手中仅有的密歇根大学食堂里拿出来的橙子回赠给对方。“大客车离开后，这位密歇根大学的本科生还捧着手中的橙子，感觉捧的是黄金钻石一般。”

    至于乒乓球比赛，长期以来，周恩来总理主张的乒乓外交的宗旨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庄则栋也在访问过程中身体力行执行这一方针。这也是一件好事。尽管穿着光鲜亮丽的新制服，打得也顽强，但美国队毕竟技不如人，被甩得很远。密歇根大学的学生报纸《密歇根大学日报》还是戳穿了这层“窗户纸”，写道：“亲爱的客人故意让了实力较弱的美国主人，以便让这场活动有比赛的味道。”

    在剩下的旅程中，中国队来到了弗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殖民时期古迹区。这是美国早期的娱乐活动场所；来到了华盛顿特区，在这里尼克松总统回应了周恩来总理的希望，即体育比赛能够巩固两国之间的友谊；横穿大陆来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和迪斯尼乐园：在那里，“他们接受米老鼠、唐老鸭、布鲁托狗和六重奏乐队的迎接”，还有让人头晕目眩的巨型旋转茶杯……“世事变幻如此之快，真让人匪夷所思”。

    访问接近尾声，两国之间的壁垒似乎已经不复存在了。尼克松成为第一位在任期间访华的美国总统。美国也没有阻止联合国对中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任命。1979年，在卡特总统时期，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恢复外交关系。随着中国乒乓球队的美国之旅将近尾声，球员们分手的时候到了。“真诚的泪水在双方运动员的眼里打转……那并非不可磨灭的友谊之泪，而是见证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时刻的激动之泪。”一粒小石头可以掀起一场雪崩。一次微不足道的乒乓球外交竟然动摇了几十年来的地缘政治格局，改变了冷战对峙的局面，就连中国空前的改革开放，可能也有一小部分归功于此。

    亚历山大·埃克斯坦通过精心组织，漂亮地回应了中国的“乒乓外交”策略。此后密歇根大学又开始积极加强与中国的联系，其与中国源远流长的交往历史，重新找到了喷涌的出口。1973年，埃克斯坦的同事、中国哲学教授孟旦（Donald Munro）率领美国最早的一批教育工作者代表团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到了1979年－1980年间，虽然中国在密歇根大学的留学生人数还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但至少中国已经出现在密歇根大学招生办公室的“年度注册报告”上了。这为21世纪美国大学与中国之间密不可分的伙伴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再度联接——中美“乒乓外交”45周年纪念

    2017年，作为密歇根大学中国教授协会主席，笔者与宋庆龄基金会基金部唐九红部长策划了中美乒乓外交45周年纪念活动。这一策划得到了密歇根大学、宋庆龄基金会和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的立即响应和大力支持。

    2017年9月，秋高气爽，丹桂飘香。一系列纪念中美乒乓外交45周年的活动在美国拉开序幕，并持续了好几天。18日，中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席王家瑞率领中国乒乓名将访美代表团来到密歇根大学。跟当年一样，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再次受到了密歇根大学的热烈欢迎。密歇根大学福特总统图书馆馆长向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展示了馆内珍藏的珍贵资料。对于乒乓外交亲历者、前世界冠军梁戈亮而言，45年前的场景仍历历在目。

    当晚，中国代表团与美国各界代表以及密歇根大学的师生共同欣赏了中美“新丝路探索者”乐队“琴弦和鸣”主题音乐会。接下来的一场“45周年重逢”的友谊赛将晚会推向高潮：中国乒坛宿将梁戈亮、郑怀颖与1971年首次受邀访华的美国乒乓球女子单打冠军康妮·斯威里斯（Connie Sweeris）和她的 丈夫戴尔 · 斯威里斯（Dell Sweeris）举行了一场表演赛。由梁戈亮与康妮·斯威里斯对抗郑怀颖与戴尔·斯威里斯。接着，世界冠军乔红、闫森、王皓、丁宁等也陆续上场，与密歇根大学的青年学生友情切磋，现场欢声笑语，掌声不断。当王皓和丁宁这两位年轻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出场的时候，现场一片欢呼声和尖叫声。当他们把亲笔签名的乒乓球作为纪念品，抛给台下观众时，现场的热烈氛围被推向了新的高潮。

    王家瑞引用了当年尼克松总统欢迎中国乒乓球队说的话，“乒乓球比赛会有输赢，但最大赢家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这句经典的语句再次赢得在场中美各界人士的热烈掌声。

    白莉娟（Jan Berris）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会长。自1971年起，她就在这个组织工作。她还曾任基辛格博士的顾问和助手，在帮助重启美中关系中发挥了直接的作用。她情不自禁地说：“这次45周年纪念活动非常鼓舞人心，相信这是一个美好的开始，美中关系会有更美好的明天。”

    如王家瑞所说，“正如乒乓球技术不断提高一样，相信中美双方也将更有智慧地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洪磊说：“中美友好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老一代的乒乓球选手，不仅在体坛为中国人争得了荣誉，而且在外交史上也立了一大功。新的时代背景之下，青年人也应该发挥作用，接上接力棒，跑好这一棒，还要一棒一棒地跑下去，让中美友谊绵延不绝。”

    一件看似阴差阳错的“搭错车”事件，在两国极富历史远见和胸襟的领导人的推动之下，促使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小球转动大球”因此而成为20世纪东西方外交史上最为经典的一章。在这一过程中，密歇根大学深度参与、推动和见证了两国关系的不断推进。如今，密歇根大学有3000余名中国留学生在读。同时，中国也是密歇根大学学子海外深造最受欢迎的目的地之一。

    （本文收入《密歇根大学的中国缘》一书，近由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本文图片来自于密歇根大学本特利历史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