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关系探秘

    在我们现有学科专业建制和知识体系结构中，高等教育史尤其是外国高等教育史是一个相对细分和新兴的领域。显然，这种细分和新兴不能仅仅被看作重要性排序的证据，而更应该视为人类对教育认识的加深和专业性增强的重要表现。因此，在近几十年里，对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和学习成为诸多学者的主动选择，这一领域也逐渐从学术视野的边缘移向了更为中心的位置。一般而言，新兴的知识领域要完成在大学学术体系中的制度化建构，最关键的一步是建立知识生产和自我再生产的稳定机制，此间学科专业建设的核心——教材就成为制度化的基石之一。教材之重要由此可窥一斑。

    《外国高等教育史》被认为是国内第一部全面叙述外国高等教育史的著作，于2003年首次出版以来，被许多大学选用为研究生高等教育学专业的教材或教学参考资料。后来多次修订重版，并于2021年12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纳入“北大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和“21世纪教师教育系列教材”再次出版。这一方面说明这部著作比较受欢迎，另一方面也说明这部教材在近二十年的学科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要回答为什么研究和学习外国高等教育史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以下几个问题，即高等教育对社会发展有没有作用？ 如果有作用是什么样的作用？ 这些作用是怎样发挥的？ 这些作用及其发挥的过程在不同的时空中是如何变化的？ 面向未来，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

    对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并不像我们所想象得那样不证自明或理所应当，其变化的过程复杂而多变，实际上高等教育对社会发展真正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是在20世纪才逐渐明确的，它得力于整个社会结构的更新和推动，使得高等教育机构不再仅仅是延续旧体制的途径或者孤独的知识之光，而被认为是社会的轴心机构之一。撇开神话化的话语建构需求，这一轴心地位的获得绝不是那么容易的，也不是自然而不可撼动的，其中充满着学者的斗争、坚守、失败和牺牲，也随时能看到大学地位和真理价值得而复失的危险。

    因此，跟随第一个问题而来的疑问显然就会是，是什么样的作用会有如此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 对这一问题最直接的回答就是大学的功能论，即大学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主要功能以及衍生的文化传承创新、群际交流合作、知识传播等功能。但什么样的内容和结构会产生上述功能并发挥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呢？ 显然，对于人类和社会而言，只有作为其整体利益和中心价值之一的对真理的不断探究、发现、传播和捍卫才能产生这样的作用和功能。这是高等教育的本质使命、最终目的和内在生命，也是大学和学者自我形象的核心。

    基于上述认识，研究和学习外国高等教育史最基本的思路和方向之一就是如何理解人类真理探究事业的历史，它是如何被整合进高等教育这一系统，并形成相应的结构的？ 它是如何与其他的社会权力相互竞争妥协，失败而胜利的？在不同的时空中，这一历程有什么不同？ 又有什么样的经验教训？ 当然，对于高等教育史的理解绝不仅仅只有这一个超越性或引领性的方向，例如中世纪大学的产生与其说是抽象思想的实现，不如说是满足社会现实需求的一种适应性安排，但无疑这一方向是极为重要的考量。而对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和学习也正是在对一系列多样化角度的融合中得到了更多的理解。

    以此来对照阅读《外国高等教育史》，就能更清晰地看到此部著作的价值和意义。在中世纪大学产生之前，人类探究和传播真理的事业就已经经历了悠远的历程，超越机构的实存，而接续内在的精神无疑是“高深学问”和“高等教育”的题中之义，从古埃及、古代两河流域、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的传授高深学问的机构到希腊化时期的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再到阿拉伯世界的文明传递，所描述的正是人类追寻知识和真理的历史。而对高等教育机构内部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管理体制的详细描述恰恰是对学者们运用制度力量保护真理之光过程的总结和辩护。而注重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社会背景、高等教育现实改革、高等教育政策与高等教育历史变化之间关系的探讨，则更是从不可或缺的角度考察了人类真理探究和传播的事业又是如何应对外部各种力量的，从而明白这一事业的曲折与不易。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真正读出《外国高等教育史》所蕴含的力量，才能真正理解外国高等教育的历史赋予今天的意义。

    21世纪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期待我们对高等教育的认识和理解能在《外国高等教育史》的推动下有更大的进展，也期待高等教育学乃至教育学科能在各种深刻理解教育价值和作用的教材著作的催化下得到更大的繁荣发展，更期待人类社会和探究真理的事业能在教育之中得到更大的进步。若是，则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