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灵凤1938年到香港,一直到1975年去世。在这三十八年当中,他始终没有停止写作,在各种报刊发表了海量文字,生前也有部分结集出版,但到底出过几本,都有哪些,却是一本糊涂账。不少文章在论列叶灵凤书目时往往残缺不全,有的甚至还有不少错讹。举例来说,李伟在《民国春秋》1996年第三期发表的《小记叶灵凤》称:“晚年在香港期间,所写大抵都是随笔、小品类,有读书随笔、香港掌故和风物、抒情小品,成书的有:《读书随笔》、《文艺随笔》、《北窗读书录》、《香港方物志》、《香港旧事》、《张保仔的传说和真相》、《晚晴杂记》、《霜红室随笔》、《白叶杂记》和《忘忧草》等。”其中,《香港旧事》应为《香江旧事》,《霜红室随笔》生前并未出版,《白叶杂记》更是上海时期的少作,《读书随笔》虽然出版于到了香港之后,但却是在上海出版,所收文字也是来港之前的居多。“中国作家网”之“现代作家词典”,在叶灵凤条下亦有“著作书目”,有些错误,例如,将“张保仔”误作“张保子”,将“晚晴杂记”误作“晚情杂记”,将“香江旧事”误作“香港旧事”,甚至还将《新雨集》这样的多人合集也混为一谈。即便是比较权威的文献,例如香港学人陈智德编的《香港当代作家作品选集·叶灵凤卷》,卷末的《叶灵凤著作书目》也有遗珠之憾。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错讹? 根源就在于以讹传讹。为什么会出现以讹传讹? 根源就在于一书难寻。为什么会出现一书难寻? 根源就在于既有年代久远,又有山水相隔。上世纪80年代以前,内地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叶灵凤。我虽是中文系出身,但读大学的时候也只在《中国新文学大系》里读过他上海时期写的一篇小说。后来随着三联书店推出三卷本《读书随笔》,才知道了一些他在香港出版的书的名字,但要得窥原貌,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那时少有能去香港的机会。我是1993年利用访学的机会,在纽约旧书肆淘到几本。后来有机会到香港,本以为能把叶氏著述一网打尽,谁知却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神州书店老板欧阳文利直言:“你来晚了,那些书早都成文物了!”本地人还讲,香港市场小,书籍印数少。人都没有住的地方,哪敢给书允一片空间。又曾听到一则“封面大王”的故事,说的是本港藏书大家方宽烈,苦于没地儿储存,只好把书的“瓤儿”扔掉,只留下一堆封皮儿。
以上说的是收藏难,至于出书难,更让人不住感叹。叶灵凤早在194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就说过:“本拟出版一些小册子,国币如此跌价,内地购买力受影响,怕不容易做了。”这还是战时的情形,和平之后也无改观。仅1951年一年,就有许多计划不幸搁浅。例如1月3日日记说:“写《香海拾零》续稿。暹罗有一读者写信来问是否有单行本。问此类问题者甚多。但目前纸价很贵,出版颇难够本。今日新闻纸每令市价已五十一元。早半年仅二十余元而已。”6月13日日记说:“整理前以‘秋生’笔名写的杂稿,因有人要出一单行本,名《欢喜佛盦杂谈》。检出七万字剪贴校改错字。”他甚至还“写一小序”,并已“交给出版人”,但后来并不见有下文。9月5日日记说:“整理剪存已发表的文稿,决定将若干篇关于藏书家的译文编成一集,以应李辉英之约,书名拟‘爱书家的散步’或‘爱书家的假日’”。但也成了空头支票。这一年,他又“整理年来所写《香海拾零》剪稿,略加补充校改”,认为“似可编成三种:一、《香港史地论丛》收较完整较长的单篇,有关本地史地者。二、《香海拾零》收零碎的有关香港掌故的短篇。第三种为《草木虫鱼》。有关香港自然史地者,拟名为《香港自然史讲话》。”但他生前只完成了第三个心愿,也就是出版了《香港方物志》。挫折遇多了,便有了一番感慨,《〈南星集〉及其他》一文说:“在香港这地方要出版一本书,有点不容易,尤其是文艺书。出版家接纳了一本书,总好像要表示是一种‘牺牲’,不是为了图利,使得有兴趣写一点正经文艺作品的人也感到自怯,不好意思向出版家开口,怕出版了会使他赔本。”
掌故大家高伯雨与叶灵凤生活在同时期的香港,他的遭际,也佐证了叶灵凤此言并非耸人听闻。这位听雨楼主人自述:“我在香港卖文为生,凡五十二年之久,写下了杂文约一千万字。”但也只在早期出版过三本以《听雨楼》为名的书,“后来《听雨楼》三次遇到灾难,吓到我魂不附体,所以近十年不敢以《听雨楼随笔》之名出书了。”三次灾难都是故事,有稿子丢失,有店家停业,有无疾而终,这里不再详述了,要说的是在他耄耋之年终于如愿出版的一本书,还是靠他的子女暗中资助才告完成。出书如此不易,是高伯雨的书不好读吗? 恰恰相反。在掌故家瞿兑之眼里,“掌故专家以随笔擅长的,一南一北,有两位”,一位是徐一士,另一位就是高伯雨。他并且说:
高先生毕竟年纪轻些,他已经吸收了徐先生的优点,再加上蓬勃充裕的精力,自然更能适应这个时代,所以对他的期望特别殷切。他的每一部新著都必定是读者所热烈欢迎的。首先,我们喜欢他那种轻快的笔调,妙绪环生而并不是胡扯,谈言微中而并不涉轻薄。真是读之唯恐其易尽,恨不得一部接一部迅速问世,才能满足我们的贪欲。
叶灵凤与高伯雨志趣相近,难免时相过从,牛津香港版《图说听雨楼随笔》文史编的封面,就是他们两个和陈君葆一起到离岛出游的旧照。叶灵凤在《读〈三冈识略〉》中曾道:“前些时候,我曾说过,不曾读过董含的《三冈识略》,并且久觅此书不得。伯雨先生见了,说他有《说铃》丛书本,愿借给我一读。……我当然很高兴,日昨将书借了来,亟亟在灯下展卷快读。”投桃报李,叶灵凤当然也会借书给伯雨。叶灵凤1968年5月15日日记就说:“高贞白摘译《紫禁城的黄昏》出版,见赠一册,原本英文是我借给他的。”高伯雨编文史掌故杂志《大华》时,还向叶氏约稿,这事也见于叶灵凤日记,事在1970年12月15日:“五时应高贞白之邀到美兰餐室喝茶,以剪纸交他。承他以《花随人圣盦补编》见赠,又补足所缺《大华》二期。”
罗孚先生为三联选编《读书随笔》三卷,堪称功莫大焉。一方面使得叶灵凤已出版的几本港版书为内地读者所知,另一方面也将一些散篇零简首次集结成书。但也存在不少遗憾。一是受限于“读书”的话题,收入的成书不全,已收入的也有不少篇目的删减;二是首次结集的散篇零简也只是挂一漏万,譬如,仅是为《新晚报》写的《霜红室随笔》专栏,就还有大量的篇什没有入选。而叶灵凤长期经营的专栏连载,又岂止一个《霜红室随笔》? 譬如,为《快报》副刊写的《炎荒艳乘》亦很出名,但据卢玮銮先生讲,如今就连香港各大图书馆都惜无馆藏了。还有一个《红毛聊斋》,是为《成报》写的连载,内容是译述一千零一夜故事,一口气连载了十多年。我花高价买来几张老《成报》,只是为了一见庐山真面目,过下瘾而已,谁知一读便放不下,徒增了许多相思。这些当然都是不能及时成书所带来的遗憾。
值得指出的是,在香港,出书难也不能一概而论,还是有例外的,譬如叶灵凤《星岛日报》的同事易君左,出起书来似乎就很容易,他在《海角天涯十八年》一书中说:“想不到住在香港十八年,各出版社各书局出版我的著作竟达三十余种之多。”何以如此呢? 此君也丝毫不加避讳,直言是受了“美援”。
正所谓吃了人家的嘴短,受人津贴,纵使是打着“自由”的旗号,可是哪能有“自由”可言? 叶灵凤虽然很想出书,却从不想为了出几本书而失去“自由”。不仅不这样做,他还曾破例写打油诗对此予以抨击。1951年9月,有一位叫作范基平的,化名上官大夫主编《四海》画报,背后资助者即为美国新闻处。叶灵凤特意写了一组打油诗《月儿弯弯照九州》,以“霜簃”笔名发表在1951年9月15日《星岛日报·星座》。其中之六为:“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山姆大叔搞出版,有人弹冠似沐猴。”正是由于对叶灵凤先生宁愿少出几本书,也不突破“文章防线”的做法至为钦佩,我越发孜孜矻矻地搜求他那不多的一些港版书。不幸的是,过去是见到了没钱买,现在则是即使有钱也买不到,所以历年所积,虽说大有可观,也还有漏网之鱼。不过即使面对这不算完整的收藏,也足以满心欢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