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在赤子心

    我一直不太情愿写纪念文字。对人的纪念，心底比文字更为深切更为纯净。记忆就像一缕烟，不论看不看它，总会消失。对于曾经一起看过烟火的人来说，文字纪念也许能够挽回一些忘却，能够传递曾经照耀心灵的缕缕光影。我虽非张祥龙老师入室弟子，但多年来一直幸得张老师照拂。回想起来，从北京到鲁汶的求学生涯、从天津到珠海的教学生涯，无一例外。故此，希望穿过遗忘的河岸，找回一些记忆中的烟火，不至于全然忘却。

    北大外哲所

    我跟张祥龙老师的缘分始于1996年到1999年我在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的求学生涯。1996年，我从北大中文系考入外哲所，成为一名硕士研究生。由此，我有幸得遇外哲所和哲学系的各位老师。入读外哲所的机缘，起因是刘小枫老师当时还在道风工作，在跟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合作，希望和文史哲合作招收研究生。由于这个机缘，我从中文系考入了外哲所，跟随王炜老师读硕士学位。入读外哲所之前，也曾经常去参加外哲所、哲学系以及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举办的各种学术讲座和会议。但是，进入外哲所之后，才真正有机会聆听各位老师的课。那一届，外哲所一共招收了三名硕士。除我之外，还有关群德和陈德中。老关和德中分别跟杜小真和陈嘉映两位老师学习。我们三位虽然都不是张老师门下弟子，但都对张老师充满崇敬之心。

    那个时候，王炜老师正忙于风入松的事业，从北大南门外右侧的小门脸忙到南门左侧的地下大厅。我理解，王炜老师把风入松书店忙成一个学术事业平台。我想特别提一下跟王老师一起学习的那段时光里，我曾经参与和见证的三件事情。第一件，王老师张罗在风入松召开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新书座谈会，成了一件轰动的文化盛事。第二件，王老师组织召开熊伟先生学术纪念会，让我负责一些具体会务。当时，王老师主持编辑熊先生文集，把具体的文稿阅读和结构编排工作交给我。这也是王老师对我的一种锻炼和栽培。在编辑文稿的过程中，我发现有一本民国影印书中有一篇跟胡适商榷的文章（《从先秦学术思想变迁大势观测老子的年代》）署名熊伟，感觉很像是出自熊先生手笔。于是，兴奋地去向王老师求证，王老师表示了肯定，最后这篇文章也收进了文集。熊先生文稿经王老师审定，最后以《自由的真谛》为题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我因此有机会通读熊先生文稿，领略他独特的文字风格。我也因此有幸认识熊先生的夫人钱先生。2021年10月，熊门小师叔陈小文来珠海开会，还提及钱先生当年对我的关爱之情。第三件事情，王老师有一次派我去接叶秀山先生来所讲座。接叶先生来北大的路上，跟叶先生聊了什么的前后细节，就像一缕烟一样跟随时光消散了。但有一点印象仍然不灭。记得叶先生在车上称赞当时外哲所的年轻学人。叶先生特别提及张老师的《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表示其中所论涉及中西印思想，很了不得，气象很不一般。当时听叶先生夸奖外哲所和张老师，不免心生与有荣焉之感。因此，接叶先生来北大路上的这一段，印象颇深。张老师辞世之后，这一段却忽然又像一缕烟，从记忆河谷中重新升腾。如今，不免有些遗憾。之前每逢见到张老师，从未想到要与他说起这个事情。我也只能把这个遗憾当作是心中对张老师的一种敬意。

    在外哲所就读期间，所里师生无不敬重年长的陈启伟老师。硕士毕业前，收到陈老师所译《泛神论要义》。印象中，还斗胆给陈老师写了几点读后感。陈老师也不计较后生浅薄，还留条表示感谢。当时，所里最年轻的是研究维特根斯坦的韩林合老师。那时，他还是未脱青涩味道的纯“青椒”，如今业已步入康庄大道。杜小真、陈嘉映、张祥龙三位老师时值盛年，代表了其时外哲所的中年学术台柱。我从文学乍入哲学，很多课程都听得云里雾里，但因此领略了外哲所各位老师的课堂风采。杜老师娓娓道来的沉静，陈老师衔烟踱步的从容，张老师手之舞之的激情，仿佛就在眼前，不时会在记忆中泛起。那个时候，外哲所与哲学系还是两块牌子。对学生来说，上课却是互通的。

    我在外哲所的硕士论文以蒂利希的位格概念为选题。在准备和写作论文期间，有不少困惑，也没少烦扰请教张老师。张老师从来不吝赐教，循循善诱。对于学生来说，那是春风化雨般的温润。在学期间，蒙张老师信任，我有幸翻译了关于吕斯布鲁克的论文与著作。我自己的研究最终更多在政治哲学领域，但也一直跟宗教学有一点关系。如果没有张老师的影响，我很难想象自己会注意到吕斯布鲁克的著作。

    吕斯布鲁克

    1997年，张老师去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访学，这期间研读吕斯布鲁克。是年底，我们几个学生一起到张老师家里拜访。张老师提及吕斯布鲁克神秘体验论的动人之处。转年春天，北大举办了欧洲传统哲学与宗教讲座系列，前三讲的主题是基督教神秘主义。张老师推荐我担任了其中两讲的讲稿翻译，我也因此跟吕斯布鲁克作品结下了一些缘分。之后，张老师主编了一套丛书，推荐我翻译费尔代恩（Paul Verdeyen）教授关于吕斯布鲁克神秘主义思想导论的著作。1998年10月底，我翻译完了费尔代恩教授的这本书。张老师像以前一样不辞辛劳地通读了我的译文并做了部分校正。2000年夏天，我亦有幸赴安特卫普大学吕斯布鲁克研究中心访问，跟法森教授逐字逐句阅读并翻译吕斯布鲁克的《启导小书》（Little Book of Enlighten⁃ment），并见到了费尔代恩教授本人。2001年夏天之后五年多在鲁汶大学哲学院就读期间，个人研究主要在于施特劳斯和施米特。然而，比利时的吕斯布鲁克学人师长依然不离不弃，热情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各种活动。这种友谊的建立，首先要归功于张老师最初的引导。

    2006年10月底，我回国到南开大学教书。如今翻查邮件，发现自己刚到天津两周之时，给张老师发过一封邮件，提及自己的适应问题，也表示很高兴在南开见到外哲所的学兄学弟。南开大学外哲教研室中，李国山是陈启伟老师的博士，贾江鸿是杜小真老师的博士，郑辟瑞是张老师的硕士。国山和辟瑞都是1997年入学，各在博硕，皆为旧识。我们一家三口从比利时回国，于凌晨抵达首都机场，国山兄亲自随车接机，亦属感人难忘。之后和张老师的邮件中，我提及拟推动吕斯布鲁克著作中译工作的想法。将吕斯布鲁克《精神的婚恋》翻译成中文，本是张老师多年前在北大提过的一个心愿。我问张老师是否可重拾旧愿，因为找不到比他“更理想”的译者了。又隔了约两周，收到张老师回邮，表示他本意愿意重拾旧愿，但由于文债太重，经过反复思考，暂且搁置。不过，张老师也没有把门关上。他表示：“如果未来有什么机缘，我再做它。而且，假如我译此书，我会通过多加注释的方式来做现象学的诠释。”之后，在法森教授的指导下，我选了吕斯布鲁克的六种作品，在老田和观溟两位老友和南开同事张仕颖的支持下，组成了吕斯布鲁克的第一个中文译文集。在文集编后记（作于2010年春）中，我提到吕斯布鲁克的代表作品《精神的婚恋》将由张老师另行翻译单独出版，也向张老师表达了敬意。所编文集《七重阶梯》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

    2011年2月19日，收到张老师的一封简短邮件，说他将于3月初至5月底再访安特卫普大学，“为翻译《精神的婚恋》做准备”，并表示“计划利用这段时间基本上将此书本文译出，并为以后的注解工作做个准备”。张老师时隔十多年再赴安特卫普，终于可以完成翻译《精神的婚恋》的夙愿。我自是高兴，也为张老师感到高兴。半年之后，也就是8月19日收到张老师邮件，提到前一天曾经通过一个电话，应该就是商量他译文如何出版一事。在这封邮件中，张老师再次提到他自己关于《精神的婚恋》译本的两个形式：“此翻译将以两个形式出现：1.通常的译本形式，即翻译出的原文，加上最必须的一些说明和注释。2.阐释本，既包括译文、说明和注释，还有比较多的解释和阐发的文字，意在以某种有限的方式沟通耶儒、耶道的‘精神’层面。前者很快就可完成，后者的完成则不确定。”那个时候，张老师应该尚在最后修订译文。那段时间，应该是我通常打电话向张老师汇报情况，然后张老师通常回邮件。所以张老师有时会提到，这个我们在电话里说过了，而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那时候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9月11日，再次收到邮件，理想译者决定将所译《精神的婚恋》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也就是现在所见2012年“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种。邮件中，张老师依旧提到他心中的阐释本，但表示“完成时间不定”。从一开始，我就一直期待张老师的阐释本。《精神的婚恋》中译工作，2012年已经完成了。但张老师的这项工作还并没有划上句号。他心中的沟通耶儒、耶道的现象学阐释本，依然还没有完成。我始终相信，张老师总有一天会划上这个句号。原本心中笃定一定会变成现实的期待，如今却因命运而成为遗憾，再也无法见到那个圆满的句号。

    2015年盛夏，我收到中山大学哲学系系主任鞠实儿教授的电话，询问转到中大工作的可能性。2015年国庆节后，正式开始筹备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的起步工作。那年冬日的一个晚上，我给张老师打了一个电话，汇报了我的情况，也欢迎他能够到珠海来。印象中，他跟我表达了三个意思。其一，祝贺我开启一份新事业。其二，会认真考虑到珠海的可能性，但是要等当前合同期结束。其三，希望将来可以在珠海完成吕斯布鲁克《精神的婚恋》阐释本的工作。我自然是一不怕等，二满怀期待。

    中大哲学系（珠海）

    2016年大年初三，我们一家人从雾霾中的天津出发，中经开封、岳阳和韶关，一辆车两个箱子一家三口四日行程，终于正月初六抵达静谧的珠海校区。春季开学之后，便开始跟张老师商量，请他到珠海来做报告。6月25日，张老师做客珠海文化大讲堂，讲从儒家和人类学视野看“父亲”的地位。讲座之前，张老师在嘉宾签到纪念册上写道：儒家为中华民族和人类的未来希望。6月26日的《珠海特区报》第5版对张老师和讲座做了专门报道。张老师的这次讲座内容，最终形成文稿，见于《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12月，哲学系（珠海）承办全国外哲年会。筹备期间，张老师来信表示可于2017年1月携夫人一同到访珠海，并坚持由他自己承担行程费用。这次行程是1月3日抵达珠海，1月5日讲座，然后6日应南校园哲学系朱刚教授之请做讲座，7日回程。1月5日讲座题目为“时间的奇异与真实”。这是张老师在哲学系（珠海）的第一次讲座。澳门大学《南国学术》田卫平总编辑慧眼识珠，来询演讲文稿。于是，我请硕士生胡晓鲁根据录音和演示稿整理成文，经编辑部修改并经张老师审定后，刊于《南国学术》。

    2017年9月20日，迎来了期待已久的聘任仪式。作为系主任，我在欢迎辞中表达了三重意思。一是无比高兴迎接张老师的到来。张老师是哲学系（珠海）成立以来教研队伍的第20位成员，也是珠海校区的首位讲座教授。二是简要介绍了对张老师为人为学的认识：对学问的热忱投入，对现象学的源发思考，对思想原创性和灵动性的不渝追求，对中西印思想的深入比较，对儒家传统如何焕发当代生命问题的独特贡献。三是描述张老师的加盟对于哲学系（珠海）的意义。当时，哲学系（珠海）成立将满两年。张老师的加盟对哲学系（珠海）无疑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定将为年轻的哲学系（珠海）“奠定新的高度”。最后，我用了三个“福”字来表达自己内心的认识：张老师的到来是哲学系（珠海）之福，是珠海校区之福，也是中大学子之福。

    年轻的时候，我领略过张老师的课堂魅力，也深信这种魅力会继续在哲学系（珠海）得到延伸。2017-2018学年春季学期，张老师为本科生开设了“欧陆哲学”课程，为研究生开设了“中国哲学前沿问题”课程。2018学年秋季学期，为本科生开设了“哲学导论”，为硕士生开设了“比较哲学研讨课”，为博士生开设了“中国哲学专题研究”课。所以，哲学系（珠海）的学生，从本科生到博士生，都曾受惠于张老师的课堂。2016级和2018级本科生都有幸上过张老师的课。因为课程安排，2017级恰好错过了张老师的课。2017级的学生也曾跟我当面表达，为未能上到张老师的课而感到伤心。我的博士生张楠和硕士生冯潇屹曾经给张老师做过助教。冯潇屹本科期间就感动于张老师的讲座，且有志于现象学研究。所以，能给张老师做助教，对于他为人为学的养成，都是一个莫大的幸运。

    2018年8月13-20日，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张老师作为哲学系（珠海）讲座教授于13日下午做大会著名学者专题讲座：仁、团契、爱、心。我自己也很荣幸作为政治哲学的召集人之一参与此次盛会。开幕式之后，哲学系（珠海）师生跟张老师在人民大会堂内一起合影留念。张老师在哲学系（珠海）的很多活动中都留下了身影。师生和张老师因世界哲学大会的机缘一起在北京合影，则是难得的纪念。

    2018年底，系里按惯例统计年度科研成果。当我看到统计数据的时候，就慨叹张老师的思想活跃和写作勤勉，为后辈所莫及。那一年，张老师发表了五篇期刊论文。当时，不免想起张老师常用的一个词，叫做热思。张老师的思想一直是热的。他一直保持着思想热度。我想，思想热到一定程度，应该也会燃烧吧。

    2019年6月底，张老师最后一次回到哲学系（珠海），恰逢系里于6月28日举行的毕业典礼。颇有意义的是，张老师为冯潇屹颁发了优秀硕士论文证书，同时为我颁发了指导教师证书。这应该是张老师为我颁发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证书。张老师还为哲学系（珠海）的毕业生送上了寄语。张老师首先指出，人生选择很重要，在选择中思考如何过有意义的生活则更为重要。其次，张老师说，感动于万物的状态才是人最自发最自然的情感。值得过的人生，应该是经常被真诚感动的人生。最后，张老师祝福毕业生可以做出无悔的选择，享受“感动”的人生。可以说，张老师终其一生都在追求发自肺腑的感动人生。这种追求感动过在北大求学的我，也感动着哲学系（珠海）的师生。

    儒家之爱

    2013年5月，任教韩国崇实大学的郭峻赫教授到访南开，提及他和韩国同仁要办一个电子学术期刊，题为Aporia Review of Books，邀我为这份电子期刊写作学术专栏。前后两年多时间，没想到也一直坚持了下来。直至我转到珠海之时，于是再也没有时间继续这个学术专栏。那段时间，每个月提供短则三千长则五千字的读书札记和短评，然后迅即由当时就读于首尔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李秀炫先生翻译成韩文在线发表。前前后后，居然一共也写了二十多篇读书小短文。当时，我有意识地选择和阅读了中国学界的一些新书，带着自己的理解和评论，介绍一些新著作和新动向。这些短文和评论，最后形成了一本韩文小书，于2017年在首尔出版。我起的中文题目叫做《既无君子，何以天下》。2014年冬，我集中阅读了张老师的《复见天地心》以及之前论儒家的著作。《既无君子，何以天下》第二部分第二篇短评的中文题目就是“张祥龙论亲爱的儒家”。我的文章《如何理解儒“家”的当代复兴？》中涉及张老师的讨论部分，其思想基础还是2014年底的那篇短文。

    张老师在学界的影响一开始首先体现在他的现象学尤其是海德格尔研究，但从一开始就很儒家。他很早就提出，要想振兴中华文化，还得回到儒家。在《孔子的现象学阐释九讲》里，他开始集中讨论亲子关系。对张老师来说，亲子关系是儒家之爱的根本精神，也是我们伦理存在的源头。张老师把亲子关系放在中国和西方对比的视角上进行阐述。在他看来，“亲爱”是儒家传统独一无二的思想特色，有别于其他思想传统（无论中西）。他认为，儒家的亲子关系体现了植物文化或绿色文化的特色，是一种比较柔软的文化特色。西方文化则属于动物文化，是一种掠夺性的文化。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家传统是比较柔弱的存在，容易遭到掠夺文化的侵袭和打击。这是一个弱点。但这同时也是一个优点，因为儒家传统是一种温暖的思想。换句话说，儒家传统里的亲子之爱在张老师那里始终是热情的、感动的、鲜活的。在哲学言说上，张老师区分概念言说方式和诗意言说方式。张老师自己的思想及其方式在根本上始终毫不犹疑地站在热情和诗意一方。从以柔克刚、以静制动的倾向来看，张老师的思想又不无道家风采。

    在西方哲学经典作品中，爱的概念得到了充分的讨论，亲情的概念地位则相对较弱。当然，在斯多亚学派的一些作品中，亲情也占据着比较重要的位置。不管怎样，亲子关系在西方哲学史中的确不是一个显要的问题。这一点我完全认同张老师。如果去看柏拉图的《斐多》，就会发现苏格拉底临终那一天不是和妻子孩子在一起，而是和朋友学生在一起讨论死亡。这是另一种爱，其基础是对一种共同的最高善的知识追求。跟这种爱相比，亲情在西方哲学史上处于一种弱势地位。不过，思想史上的弱势地位未必就等于制度史的弱势地位。库朗热的《古代城邦》展现了西方社会制度史的这一面。这一面与哲学史、思想史的倾向截然不同。《古代城邦》展现了家和亲情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社会中所具宗教性的根本地位。对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社会来说，家和亲情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但是，在哲学和基督教思想的不断侵蚀下，家和亲情的凝聚力逐渐瓦解。在思想层面失势之后，家和亲情在社会制度层面还保存了很长一段时间。库朗热的著作表明，古罗马社会和中国传统社会在祖先崇拜方面具有高度相似性。家和亲情的地位都具有宗教性和神圣性。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对家的重视和对祖先的崇拜无论在思想层面还是在制度层面都比它们在西方延续的时间要更为久远。张老师在阐述儒家亲子关系的时候很重视制度和仪式层面的意义。不过，在比较视野下讨论西方“无家”思想特色时，他主要侧重的是思想层面而不是制度层面。

    张老师反思了现代社会的“无家”状态，也批评了晚清五四以来对“家”的批判。在这个方面，张老师比孙向晨教授《论家》中融通儒家亲子和现代个体思想的立场要更为决绝。张老师关于亲爱的比较思考，我个人也从中受益匪浅。在不同的著作里边，张老师都有关于儒家仁政作为天道政治样板的讨论。他还区分了先秦的“大一统”政治与后秦的“大统一”政治。我本也期待张老师能有机会展开儒家仁政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讨论。这个期待如今也只能是一个无可实现的期待了。

    结语

    2019年11月23日，“现象学与儒学——张祥龙先生《儒家哲学史讲演录》新书座谈会暨学术研讨会”在中大哲学系召开。张老师向中山大学现象学文献馆捐赠了《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的手稿。在赶回珠海的途中，我给张门弟子朱刚教授发了一句话：千里一家亲，缘在赤子心。家和亲、缘在和赤子都是张老师著作、思想和人生中的重要构成部分。不久前，跟张门另一位弟子蔡祥元教授聊起我和张老师在不同阶段的交集。无论是基督教世界的吕斯布鲁克还是中华世界的亲亲思想，张老师所思所行都带着他那始终不渝的激情和热情。这恰恰是我所要仰望的燃烧精神。我相信，这也不仅仅只是我所仰望的精神。它曾震撼过许许多多在课上和在书中被感动的心灵。

    《儒家哲学史讲演录》前三卷之前都曾单行出版，第四卷则是全新的讲稿。第四卷内容正是张老师在哲学系（珠海）“中国哲学前沿问题”这门课的讲课稿。这一卷讲儒家心学，结于罗近溪。张老师引用和分析了罗近溪关于赤子下胎之初哑啼一声的意义。张老师为人为学最为感人之处，也始终是不失其赤子之心。李贽曾说，天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张老师为文如此，为人也是如此。张老师终其一生所追寻和护佑的，应该就是这种绝假纯真的最初一念之本心。

    谨以此文敬悼张祥龙老师！ 愿人间初心不改、热心不息、真心不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