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兵张嘎之父”徐光耀

    1963年，电影《小兵张嘎》在全国公映后引起轰动，之后久映不衰，成为几代人心中不可磨灭的红色经典。电影源自徐光耀的同名小说，这位第一个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的作家被称为“小兵张嘎之父”，他十三岁参加八路军，曾经身经百战。方继孝所著《北京红色文化的文学探寻》（文津出版社）一书披露了大量一手材料，对徐光耀等十八位重要作家的革命经历，以及他们和北京的缘分做了概要而细致的描述。

    徐光耀的文学成就和北京这座城市有很深的渊源。

    1950年10月至1958年9月，徐光耀在北京学习生活了8年时间。在这8年里，徐光耀既体会了云端的风光无限，也感受了谷底的煎熬和痛苦，在这里他编制了自己宏大的文学梦。

    徐光耀，河北雄县人，出生于1925年。1938年7月，13岁的徐光耀参加了八路军，被分配到一二〇师三五九旅。1939年深秋，徐光耀调到警备旅当文书。他经历了许多重大的战斗，很快从一个“红小鬼”成长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由于表现非常优秀，他当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徐光耀参加了大大小小一百多次战斗，多次面临牺牲，但他从来没有动摇过革命信念。1945年7月，徐光耀获二等“五一”奖章。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徐光耀来到十一分区（原六分区）司令部任军事报道参谋，离自己的文学梦又近了一步。

    解放战争时期，徐光耀于1946年3月调任政治部宣传科摄影记者，后到前线剧社任创作组副组长。1947年1月，到华北联大文学系插班学习。徐光耀在这里遇到了许多文坛名家，尤其是陈企霞和萧殷对他帮助最大，教导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旅作家。1949年6月底，徐光耀随部队驻防天津。

    1950年10月，徐光耀来到北京的中央文学研究所求学。中央文学研究所即鲁迅文学院的前身，成立于新中国创立之初，第一任所长丁玲、副所长张天翼，被称为“新中国文学界的黄埔军校”。中央文学研究所于1951年1月8日正式开学，而徐光耀在1950年10月31日就已先期入学，参与了研究所的一些筹备活动。开学典礼上，郭沫若、茅盾、周扬、沙可夫、李伯钊、李广田、丁玲、张天翼等大文豪们都来了，徐光耀荣幸地在开学典礼上代表研究员（学员）们发了言。此前，徐光耀的长篇小说《平原烈火》刚刚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反映抗日战争生活的长篇小说，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这时的徐光耀意气风发、春风得意。

    《平原烈火》这部小说，其实是孕育于天津，诞生于北京。1949年7月，徐光耀请了长假，专心创作《平原烈火》，仅用了44天时间就完成了初稿。那时的徐光耀是新华社驻第二十兵团的记者，利用来北京采访的机会，把初稿带到了北京，想请他曾经的老师陈企霞、萧殷审阅，给予指导。陈企霞仅用3天时间就看完了稿子，认为已经基本达到了出版的水平，但还是要修改润色一番。

    徐光耀回到天津后，赶紧把稿子修改了一遍，马上寄给陈企霞再次审阅。看完修改稿后的陈企霞爽利地让徐光耀再次进京，并当面指导他对稿子进行了最后的修改。同时，陈企霞还让厂民（严辰）抽取了其中一个章节，取名《周铁汉》，先期发表在《人民文学》1950年第一卷第四期上，并加上了介绍文章和评论。陈企霞对这本书的出版格外热心，他与厂民、秦兆阳等一同商议这部书的名字，讨论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才采用了秦兆阳提议的《平原烈火》。1950年6月，《平原烈火》由三联书店首版；不久后的1951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成立，同年5月就再次出版了徐光耀的《平原烈火》。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平原烈火》使徐光耀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许多大中学校都请徐光耀去做报告。他年少有成，20多岁就出版了长篇小说，因此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期间很受丁玲赏识。1953年3月，徐光耀加入了全国文协；同年4月6日，徐光耀从文研所毕业；6月10日至15日，他参加了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候补委员；9月23日至10月6日，参加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并在国庆节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

    在文研所，徐光耀被选入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了苏联。这在当时是至高无上的荣誉。代表团以冯雪峰为团长，曹靖华、陈荒煤为副团长，团员有孙犁、魏巍、康濯、李季、柳青、胡可等16人，都是有一定资历的作家，徐光耀是团里年龄最小、资历最浅的。

    从苏联访问回国后不久，徐光耀就申请去朝鲜前线体验生活，得到了丁玲的批准。徐光耀于1952年4月入朝，12月回国，8个多月以来，一直在朝鲜战场的战斗最前沿采访，亲历了大大小小几十次战斗，被志愿军战士保家卫国、不怕牺牲的精神所感动，回国后写出了《刘敬礼》《辛文立》等朝鲜战场散记。徐光耀对志愿军战士有着特殊的感情。1955年，当他在国庆期间的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听到抗美援朝战士、“中国保尔”廖贻训的事迹后，一下子就被感动了。于是，徐光耀先后三次对廖贻训进行了采访，以他的事迹创作了报告文学《一部尚未写完的书》，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后来又收到文集《叫困难低头》里。

    1953年7月至1955年1月，徐光耀以军职身份到家乡雄县搞初级农业合作社，任三区区委副书记。他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被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涨热情所感染，创作出了反映农村生活的《树明与莺花》《老陶》《相亲》《传统》《傻牛》等多部作品。徐光耀在这段时间里积累了大量素材，回到北京之后，便开始构思创作反映家乡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奔流的大清河》（大清河是徐光耀家乡的母亲河）。

    1955年，徐光耀与胡可、杜烽被调到解放军总政文化部从事专业创作。同年12月，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要成立创作室，虞棘任主任，魏巍任副主任，成员由各军区选调。1956年1月6日，创作室正式成立，具体成员有：魏巍、胡可、杜烽、徐光耀、寒风、蔺柳杞、韩希梁、丁毅、郭光、史超、陆柱国、西虹、沈默君、黎白等。其中，徐光耀与胡可、杜烽三人是从华北军区调来的，被分配到了大耳胡同15号一个独立的小院。同年9月11日，他们三家搬进了大耳胡同15号，胡可住北房，徐光耀住东厢房，杜烽住西厢房。至此，几经辗转的徐光耀终于有了一个安定的家，可以更踏实地进行创作了。

    在这里，徐光耀很快就完成了近20万字的《奔流的大清河》初稿。同时，他也在进行着另外两部长篇小说的写作：一部是《将军向我们走来》，另一部是《地道战》。

    这两部小说的缘起都是旷伏兆将军。徐光耀当年参军不久就来到了旷伏兆任政委的警备旅。旷伏兆非常喜欢和信任这个能文能武的“小鬼”，并很快地将他锻炼成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徐光耀对旷伏兆非常崇敬，在他的心中，旷伏兆就是那一代革命军人的缩影，所以他决心要以旷伏兆为原型写一部长篇小说，名字就叫《旷伏兆》，后来改为《将军向我们走来》。

    1950年，尚在兵团当记者的徐光耀到第六十八军采访，并跟随旷伏兆到唐山检查部队的盐场和渔场生产情况。这次的经历，徐光耀收获很大，因为旷伏兆答应把自己的日记借给他看，这可是《将军向我们走来》最好的素材。在去唐山的路上，旷伏兆还跟徐光耀讲起了他在雄县米家务创造性地开展地道战的经历。这让徐光耀听得如醉如痴，促使他后来搜集了许多旷伏兆在雄县米家务运用地道战与日本鬼子展开斗争的资料，并准备写一部《地道战》。

    在北京的这几年，徐光耀一直在搜集资料进行小说创作，《奔流的大清河》完成了初稿，《将军向我们走来》创作了大部分，《地道战》也已开始动笔。但是，风云变幻，在大耳胡同15号埋头创作的徐光耀怎么也不会想到，不久之后他就被打成“右派”，三部小说的手稿也都丢失了。本应在大耳胡同15号诞生的三部长篇小说最后“烟消云散”，令人遗憾和痛心。徐光耀在二十多年后的1970年代，曾尝试提笔重写《将军向我们走来》，但已经世易时移，时过境迁了。

    1956年12月，徐光耀收到中国作协党组的信，信中提出了包括丁玲是否在文研所搞个人崇拜、是否搞过“一本书主义”等问题。徐光耀根据实际情况写了一封实事求是的回信。事后，因为这封信的客观，为丁玲案翻案起了一定作用。但在当时的1957年7月下旬，总政文化部创作室反右斗争会议开始，徐光耀因为“为丁玲翻案”而“获罪”。

    1957年，因为受到牵连，徐光耀开始了噩梦般地无止无休的反省、检查，他的精神几近崩溃。正是这个时候，画家黄胄伸手拉了他一把。黄胄对徐光耀的批判，颇含同情，并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徐光耀的光荣革命史。这让徐光耀大感意外，又心存感激。

    有一次，徐光耀被黄胄拉着来到琉璃厂，跟黄胄一家一家地转画店。琉璃厂各家店里都是名家云集，可徐光耀对此一窍不通，黄胄便不厌其烦地给他讲解。徐光耀跟着黄胄边听边看，心中反而轻松了一些，还在他的盛情之下，买了一幅齐白石的《群虾》。回到家里，看着一群活泼可爱、自由自在的小生命，徐光耀立刻有了豁然开朗之感，心灵有了一点寄托，也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黄胄对他的莫大帮助，是多么得及时且有力。

    由此，徐光耀和黄胄的友谊一直持续了下去。20世纪80年代，黄胄应徐光耀之约为《小兵张嘎》做了封面和插图。这本1981年出版的《小兵张嘎》，由黄胄设计封面，黄胄、史国良共同插图，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版本。

    1957年的徐光耀转移了注意力，以顽强的毅力把所有的精神都集中到写作上来。那段时间，在大耳胡同15号的东厢房里，总能看到那个埋头写作的身影。徐光耀于1958年1月23日开始动笔创作，最初名为《刘故得儿》，后改为《张故得儿》，最后定名《小兵张嘎》，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便完成了小说和剧本的写作。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作品没有地方发表，于是他只好把创作好的《小兵张嘎》手稿暂时存放了起来。

    1958年9月，徐光耀被下放到保定农场劳动改造。于是他把《小兵张嘎》手稿也带到了保定。一年后，徐光耀摘掉了“右派帽子”，被分配到保定市文联工作。

    1961年秋天，《河北文学》的编辑张庆田来保定组稿，在保定市文联遇到徐光耀，便向他约稿。于是，徐光耀把小说《小兵张嘎》的稿子交给了张庆田，很快就发表在了《河北文学》1961年11月·12月合刊上。小说一发表就引起了强烈反响，非常受读者欢迎。徐光耀没有想到，自己的小嘎子活了起来，而且鲜活无比，形象深入人心，成了几代人心中不可磨灭的红色经典。

    1962年5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小兵张嘎》单行本，仅仅三个月后就再次加印，印数以万计。同时，《北京晚报》也对《小兵张嘎》进行了连载。1964年，《小兵张嘎》被翻译成英文，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除了小说，《小兵张嘎》的电影文学剧本也发表在了《电影创作》1962年第6期上，并于1964年6月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此外，1963年12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小兵张嘎》连环画，更是直观地展现出“张嘎子”的形象。

    《小兵张嘎》出版后，徐光耀把同名剧本寄给了自己在华北联合大学的老师、北京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崔嵬，但起初并没有得到特别重视。另一名导演欧阳红樱看了《小兵张嘎》的小说后，被深深地感染和打动了，觉得如果把《小兵张嘎》拍成电影，一定会大获成功，而此时的崔嵬也意识到拍这部电影的重要性。因此，北影厂决定由他们两人合拍。

    根据崔嵬的提议，北影厂把徐光耀约到北京来，对剧本进行修改完善。所以，《小兵张嘎》的电影剧本最终是在北京完成的。

    在挑选演员的时候，迟迟找不到令人满意的扮演嘎子的演员。摄制组按照小说封面的形象，选来80多个孩子。可在导演崔嵬看来，都嫌长得“俊”了。他认为嘎子可以虎头虎脑，但更要突出他的“嘎”，哪怕丑点儿也不要紧。这时，于蓝（电影《烈火中永生》江姐的扮演者）帮助解决了这个难题。她拿了一张照片给崔嵬，向他推荐了安吉斯。照片上的孩子眉毛浓密、一脸嘎相，崔嵬一眼就相中了，当即派人从呼和浩特把安吉斯接到了北京。

    《小兵张嘎》的剧本最终敲定之后，随即送到了时任文化部主管电影工作的副部长夏衍手上。夏衍看了剧本后，致信给汪洋、田方并崔嵬、欧阳红樱等，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具体意见：

    汪、田并崔嵬、红樱同志：

    《小兵张嘎》已阅。这个本子很好，看了很高兴。有一些小意见，附注在本子上，供参考。

    有几个问题，请导演同志注意。

    （一）这一类题材的戏，过去拍得不少了，为此，要在情节，特别是细节上防止“落套”。细节描写上大可“创新”也。

    （二）总理和陈总曾一度提醒，在我们文艺作品描写反面人物这个问题上“还没有过关”，或者过分写他们的没用，不经打，或者只写他们凶残的一面。总的来说是常常夸张外形，写外形的丑恶，予以滑稽化，而缺乏写他们的内心活动。这个本子也还有这个毛病。请注意掌握。用现实主义的笔触来写正面人物，同时又用“漫画化”的笔法来写反面人物，这两种人物放在一幅画面上，是不调和的，也是不真实、不动人的。千万不要为了追求表面的效果，而损坏了全局。

    （三）这个本子粗估约近一万呎，我看还可以精炼一些。我看，压到八千——最多八千五百呎，完全是可能的，而且，精炼一下之后整个效果反而会好些的。请本“一厘钱”精神，再动动脑筋。最后打仗的场面，大可精减。

    如有意见，请告。

    敬礼夏衍六月二十一日

    正是有了夏衍这样的老电影人的指导，这部由崔嵬、欧阳红樱联合执导，安吉斯、张莹、葛存壮、于中义主演的电影，在1963年年底摄制完成并在全国公映。正如预想的那样，影片一上映就引起了轰动，之后久映不衰，好评如潮。电影对《小兵张嘎》的再创作，又把《小兵张嘎》推向了更高的高潮，使更多人认识了“嘎子”。《小兵张嘎》影响和教育了几代人，嘎子的形象成为不可磨灭的经典。

    进入新世纪，《小兵张嘎》又经历了几次大型再创作。

    一次是《小兵张嘎》被改编成了20集电视连续剧，于2004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另一次是《小兵张嘎》被拍成了动画片，这是中国动漫史上的一次大制作，拍摄历时六年，动用了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600多名创作人才参与制作，剧本经过18次修改，绘制了15万张画稿，总投资1200万元。后期声音合成时，于蓝、郑洞天、姜昆、黄磊、李琦等演艺界名人出于对《小兵张嘎》的浓厚情怀，都参加了义务配音，分文不取。

    这部大制作动画片取材《小兵张嘎》，于蓝依然功不可没。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院长孙立军在1999年的时候就萌发了拍摄一部原创写实动画片的念头，要求既可以给孩子看，也可以给大人看，但苦于找不着合适的题材。此时，于蓝提出，可将经典电影用现在的眼光和手法再挖掘，如果要找一部能够影响三代人的经典，非《小兵张嘎》莫属。这让孙立军立马明确了目标，最终拍摄出了一部可以三代人一起看的动画电影。《小兵张嘎》故事好，精神好，还有幽默、童趣、夸张、戏剧性等诸多特点，于2005年上映，便一举获得当年的第十一届中国政府华表奖优秀动画片奖。

    近年，多媒体儿童舞台剧《小兵张嘎》又以一种全新的形式，把这部经典再次呈现在观众面前。自2016年在石家庄首演以来，这部舞台剧深受观众欢迎，不仅赴京演出，将表演献给《小兵张嘎》诞生地的观众，还于2019年特地走进雄安，回到了“嘎子”的故乡。

    真正的艺术是不朽的，经典永远具有照人的光芒。1980年，《小兵张嘎》获得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一等奖。1981年6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把《小兵张嘎》选入“战斗的童年文学丛书”。新时期，《小兵张嘎》被教育部编入了“教育部统编《语文》推荐阅读丛书”和“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入选“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同时它还被地方的教育部门指定为学生课外读物。《小兵张嘎》依然以它强大的艺术魅力，传播着正能量，影响和教育着一代又一代人。

    21世纪之初，已过古稀之年的徐光耀创作了纪实散文名篇《昨夜西风凋碧树》，这篇文章真实地记录了他的生活过往。2001年，他的同名散文集《昨夜西风凋碧树》获鲁迅文学奖。

    徐光耀是著名作家，是一个善于讲故事的人，因为本身他就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亲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经历了中国近一个世纪的沧桑变化。徐光耀是一位生活型作家，因为他一直坚持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写自己热爱的人，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在北京时期的故事，无疑是徐光耀一生中充满梦想和理想主义色彩，却又最起伏跌宕、催人心魄的一段故事。原本可以枝繁叶茂的文学之树，经历了一段曲折成长，所幸还有顽强的生命力。

    20世纪90年代末，徐光耀把《平原烈火》《小兵张嘎》的手稿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些珍贵的手稿几经辗转，终于又回到了北京，也算是缘分和“圆满”吧。

    （本文摘自《北京红色文化的文学探寻》，方继孝著，北京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2022年6月第一版，定价：6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