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著作的“三度”

    ■曹明升

    所谓文学史，就是学者根据自己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对相关作家作品、历史材料进行选择、辨析、阐释，进而建构起来的一种具有自身逻辑结构的知识体系。其核心是建构，不同的建构会有不同的文学史叙述。注重贯通者，多会呈现文学通史；注重专精者，则偏好断代史；偏重一体者，往往写成专题文学史；聚焦一地者，则会撰写地域文学史。种类繁多，不一而足，已经可以构成“文学史学”。面对林林总总的文学史著作，又该如何区分高下呢？ 有人提出方法、资料和观念三条标准。事实上，新方法多来自海外，引进到中国文学史的叙述中，常常水土不服，以致方凿圆枘。因此不能简单说用新方法者即是高明。文献虽是本土所产，却分布不均，明清文学史比较容易发掘到新文献，但是先秦两汉魏晋文学史就没有那么容易遇到新材料了。何况即使发现了新文献，最终还得看解读水平的高低，所以也不能以文献材料的新旧多寡来做标准。至于观念，这是一项主观性很强的标准。如果作者具有“自律论的文学史观”，多从体裁、语义、修辞、结构、手法等层面来揭示文学形式的演变过程，这对习惯于解读思想内容的读者来说，该如何评价呢？ 所以我们不妨换一套标准，看它是否涵盖了主要的作家作品、文化思潮以及各种文体，是否提出深刻的见解，是否具有人文情怀，即从广度、深度和温度这三个方面来考量文学史著作，或许更能分出高下。新近出版的顾农先生的新著《中国中古文学史》（下简称“顾著”）就是一部具有“三度”的断代文学史，不由令人眼前一亮。

    广度：作者的眼界与能力

    从早期林传甲、黄人、谢无量等人的文学史著作到目前大学文科所用文学史教科书，基本都是文学通史的模式。这种模式的优点是规模宏大、视野开阔、前后贯通，但往往线条粗犷，细腻不足。于是断代文学史和分体文学史应运而生。分体史暂且不说，就断代史而言，一般会更多涉及到这一时期内的人与事，更为彰显这一段文学史的特色与意义。然而这也对作者的眼界与处理材料的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以中古这一段文学史来说，从汉末至隋朝，四百多年间有作家一百五十余位（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乐府诗、徒诗、辞赋、散文、小说等文体争奇竞艳，创作和批评都进入了一个繁荣的时期。而儒学、玄学、佛学等思潮此生彼长，政权与朝代的更迭疾如旋踵，这些都对南北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若写通史，于不熟悉的作家作品可以点到为止；若写分体史，亦可只顾一体而不及其他。但写中古文学史，却要有一定广度，必须涵盖这一时期的大多数作家和他们各种文体的代表作品，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思潮与政治环境。这首先考验作者的宏观驾驭能力。顾著采用以时代为序、以作家为纲的体例，以建安慷慨、正始玄远、西晋绮靡、东晋风流、南朝新变、北朝贞刚六章为主体，外加“中古口头创作与批评”一章，纲举目张地呈现出了中古文学的流变与特色。每章下面又以人物为线索，剖析了孔融、祢衡、三曹、七子以至杨衒之、颜之推、杨广、薛道衡等南北方作家们的人生轨迹与创作特色。这种体例不仅有广度，而且有弹性，有见解的地方可以展开多说几句，没新见的地方则可少说两句，有的作家还可并入其他作家的叙述中，类似于史家的“合传”；同时，对政治环境和文化思潮的叙述也可因人而异，有的放矢，不必像幕布一样总是挂在每一章的开头。

    其实，有刘师培、陆侃如、王瑶等先贤对中古文学史研究的奠基，要达到宏观上的广度并不是太难，难的是在这种广度下，要对不可胜数的史料进行考辨、判断和补充。顾著在这方面尽显功力。例如阮籍久享盛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颜延之称“说者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故发此咏耳”（《文选》卷三十二）。“晋文代”是指司马昭掌权时期，颜延之认为《咏怀诗》作于高平陵政变之后。但六臣注本《文选》中的“李善注”另有几句话：“籍属文初不苦思，率尔便作，成《陈留》八十余篇，此独取十七首。”由此可知《咏怀诗》原题《陈留》，查阮籍隐居于故乡陈留乃是正始十年（249）高平陵政变以前的事情，这样一来，《咏怀诗》则当作于正始年间曹爽集团当权之时。在很长时间内，人们都按颜延之的说法将《咏怀诗》看成是高平陵政变之后的产物，因而联系司马氏当权时的政治环境来推测诗中寓意，并且认为阮籍也是反对司马氏的，至少是充满了不得已的情绪。但这样的解说会与阮籍的生平资料以及很多思想发生矛盾，有的诗篇明显与政局无关，一味强作解事，只会流于穿凿附会。顾著通过考察，将《咏怀诗》的创作时间系于高平陵政变之前，并将诗中的幽微之处不完全作政治形势的投影来解读，而是视作阮籍人生观上的基本矛盾和带有普泛性的人生困境，反而更显通达。我们常说要用诗史互证的方法来走进诗人的内心世界，但其前提是要对作家作品的时代环境有准确的定位，若将作品与并不相干的史料联系在一起来分析研究，那只能是徒滋纷扰。所以顾著此处看似轻采毛发，实则是深极骨髓。

    再如对应玚归属曹操的时间的考订，顾著也是拨乱反正，力排旧说，此处不再赘举。但是顾著对陶渊明第一次出仕经历的考证，则须予以单独表彰，因为此事史书未载，顾著全凭陶诗来钩隐抉微。陶渊明在《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自云“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又在《饮酒》其十中有云“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看来诗人二十岁时遭遇了很大的生活困难，不得不出门“远游”，其实就是出去谋职以养活自己并资助家庭。根据陶渊明外祖父孟嘉与桓温的私交，陶渊明首次出仕应该是在江州刺史手下谋求了某个差事。当时担任下级官职或是某种编制外的差事不必通过朝廷任命，地方长官就能说了算，当然也就为史传所不载。这次出仕，陶渊明在《杂诗》中也留下了若干痕迹：“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其九）“驱役无停息，轩裳逝东崖。”（其十）可以看出诗人在当时经常要出远差，可能觉得没意思，后来就不干了。这也开启了他那种可进可出、忽仕忽隐的出处模式。把陶渊明初出茅庐这一次的进退看清楚，他此后的种种履历也就不难理解了。其实，古人在诗文中蕴含了很多为官方史书所不载的人生经历与内心感受，这需要后世研究者在反复涵咏的基础上来加以揭示和补充。顾著以诗补史，不仅拓展了这一时期史料的广度，也在方法上树立了典范。

    总之，顾著细致考察了中古时期著名与非著名的作家们的生平史迹与文学事件，深入解读了他们所创作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并且剖析了支撑这一段文学史运行的政治活动、文化传统、哲学思潮、音乐文艺等各种因素。涵盖面如此之广，非眼界开阔、能力超强者不能为也。

    深度：作者的思想与见识

    撰写文学史著作不能仅有广度，还必须要有一定的深度，否则很容易变成一部集众说而成的“百衲本”文学史。何为深度？ 简单地说，可以具化为三条：作者有没有提出别人没讲过的问题，能不能将别人没有讲透的问题讲透彻，有没有对别人讲错的问题予以纠正。于此三条，顾著表现非凡。

    先举一个“江郎才尽”的例子。早年写过《恨赋》《别赋》的江淹，三十多岁时就水平下滑，写不出好的诗赋来了，世人多谓江淹才尽。钟嵘《诗品》称这是江淹在梦中被神仙拿走了原先授予的五色笔所致。后人的研究则认为江淹后期专心做官，远离当时的文学主潮，于是有“才尽”之态。然而人们都没注意到，江淹做的梦，自己不说，别人如何得知？ 建武四年（497），江淹在宣城太守罢归之时又公开宣布自己“才尽”，谁会以开发布会的形式来说自己“才尽”呢？ 所以江淹的“才尽”，另有深意。永明年间政权斗争激烈，王融为萧子良策划政变失败，萧鸾独揽大权后处死王融，不久又废帝自立，对宗亲和重臣大开杀戒。而江淹始终太平无事，甚至还有所升迁，顾著认为，正是江淹和竟陵王萧子良及其周围的王融等“八友”甚少往来，才得以保全自身。所以说江淹远离当时由竟陵八友所引领的文学主潮而导致创作滑坡，实乃皮相之见。永泰元年（498），萧鸾驾崩，江淹被从宣城调回，担任黄门侍郎、领步兵校尉。此时京城一片腥风血雨，竟陵八友死的死，走的走，京城里能称大手笔者非江淹莫属。如何才能不卷入政治旋涡，不因文字而得祸呢？江淹煞费苦心地对外讲述了那个失去五色笔的梦，高调宣布自己“才尽”，其实是想以自降知名度的方式来远祸全身。想想才华横溢、引领文潮却都死于非命的王融、谢朓等人，自称“才尽”的江淹却能苟全性命甚至不失富贵于乱世，诚可谓大智若愚者矣！ 读至此，不禁要为乱世中的文人发一声叹息，也不禁要为顾著精深独到、入木三分的史家眼光发一声赞叹。

    再看一个庾信的例子。陈寅恪先生在《读〈哀江南赋〉》中说，只懂得庾信在《哀江南赋》中用的典故是不够的，还应对赋中涉及的“今事”和“当日之时事”有所了解，才能体会到此赋的“深切有味，哀感动人”。扩大一点说，要讲清楚庾信文学创作的前后特征，也必须先讲清楚“当日之时事”与诗人在南北两地的复杂经历。顾著爬梳了《北史》《南史》《周书》《资治通鉴》等史料，清晰明了地勾勒出了庾信的生命轨迹。他年轻时正值萧梁王朝的盛世，随太子一起大写宫体诗，邺下为之盛传。可是突如其来的侯景之乱摧毁了这一切。时任建康令的庾信被派去守朱雀门，由于不懂军事，只能是退却奔逃。他沿长江逃往上游重镇江陵（今湖北荆州），途中二子一女死于非命，令其悲痛至极。关于这一次流亡，史书中没有多少记载，基本是顾著从庾信后来所写《哀江南赋》等作品中钩稽寻绎出来。在江陵，庾信在萧绎（梁元帝）手下任职，后出使西魏，此时西魏却发兵攻占江陵，杀死了梁元帝，这令庾信失去了归路，只能被西魏软禁在某个小园子里。后来北周取代西魏，庾信获得礼遇，开始接受任职，直到六十九岁去世，一直未能再回南方。顾著要言不烦地讲清了庾信的生平，并与其创作相联系，揭示出庾信前后期作品的不同特征与历史缘由。关于庾信后期的诗歌创作，一般文学史著作多用苍劲老辣、歌哭无端来概述，却不提他在北地还写了不少宫体诗。因为北周的赵王宇文招身份高而又好风雅，庾信在当时的处境里，不得不投其所好，写一些应命奉和的宫体诗。当然，庾信始终未能完全融入北方的文化环境，当卸下面具时，就会写一些暗含血泪、流连哀思的作品。面对风格截然不同的两类作品，顾著精辟地指出：“这种为文与为人的分裂，在南北朝时期颇为多见，这时政权更迭频繁，士人往往仕于两朝甚至多朝，而文章中却有念念不忘旧朝的表示，言行两歧，人格分裂，先前的谢灵运早就是如此，庾信也不免是如此。”（下册，第1046页）由于将庾信的特殊经历与“当日之时事”相结合，顾著把这位大诗人的心路历程和创作风貌讲述得清晰透彻，让人如饮醍醐，豁然明了。

    至于顾著对别人讲错的问题进行纠正，更是不胜枚举。像鲍照的名篇《芜城赋》，有人认为写的是西汉初年吴王刘濞谋反被消灭后扬州的残破之状，与鲍照当时的扬州无关。顾著在考察史实和鲍照几次来扬州的行迹后认为：刘濞谋反被平定后的扬州城固然遭到严重的破坏，但后来逐渐恢复，重新走向繁荣，并非一直荒芜到鲍照写赋之时；反而是在刘宋时期，北魏南侵与刘宋政权内斗，彻底摧毁了扬州城。鲍照亲眼见到了扬州城的荒芜，怎么可能置现实景况于不顾而去单纯怀古呢？ 其实这背后暗藏学理上的分歧，是为求创新而故作高论呢，还是尊重史实，实事求是？ 诚如顾著所言，“智者”往往会对研究对象作过度阐释，发惊人之语，而这恰恰会让学术研究“迅速走向谬误，甚至往而不返”（上册，第709页）。所以顾著在具体观点之外还给读者以学理上的启示：真正的创新与深度，应该来自作者深邃的思想与卓越的见识，而思想与见识则根植于对史料的深入剖析和对文本的正确解读。

    温度：作者的情怀与笔力

    当下的文学史写作，只要不是为了应付年终考核与项目检查，多数还是能够追求广度与深度的，但是能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情怀，并且具有酣畅淋漓的阅读体验者，则是凤毛麟角。

    文学史的情怀主要体现在作者对古人所抱有的“了解之同情”，就是要设身处地地了解古人所处的环境与创作的语境，努力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从而理解他们的所作所言。事实上这并不容易做到。还是以陶渊明为例。他在义熙元年（405）八月出仕彭泽令八十多天后便彻底归隐了，表面看是因为程氏妹丧于武昌，要去奔丧；然而奔丧只需请假，不至于抛弃官职。《宋书·陶潜传》又说是因为他不愿束带见督邮，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但是陶渊明前几次出仕都有经济方面的考量，也还能忍受官场上的那些礼节，为何这次便挂冠而去了呢？ 于是很多人展开了猜测，最有影响力的说法莫过于“不事二姓”说，即陶渊明预感晋祚将移，便逃离官场，不仕新朝。但是义熙元年（405）离刘宋代晋的永初元年（420）尚有十多年的时间，陶渊明如何能预见到这么多年后会有改朝换代之事？ 而且他归隐后也没有说过什么“忠愤”的言论。由此还引申出“避免清洗”说，即陶渊明曾在桓玄手下效力，桓玄一度称帝，又很快被刘裕打垮，于是陶渊明仕于桓玄的经历便构成一个严重的政治污点。当他看到刘裕的势力越来越大，便及时淡出政治，逃避清算。这是典型的以今例古。在中国古代，一向更重视当下的立场和表现，往事大抵可以既往不咎。刘裕称帝后便将桓玄集团的人员全盘接收下来，并没有搞什么清算。那么陶渊明为何要归隐呢？ 顾著通读陶诗与相关史料，发现他前几次出仕就颇多叹息和牢骚，而在义熙元年（405）三月所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中，已经明确提出在完成这次公务以后要彻底退出官场，回家去过自由自在的隐居生活。恰在此时，陶渊明的族叔陶夔升任尚书，很热心地帮侄子弄了一个彭泽令的职位，以显示宗族的情分和自己的能量。但是相较于拿“五斗米”的俸禄来说，“质性自然”的陶渊明更喜欢人格独立、无拘无束的生活。这时正好接到程氏妹去世的消息，陶渊明非常哀伤，深感人生苦短，不能老是违背心意地生活，于是“自免去职”，将推迟了的归隐计划付之行动，彻底回归自然，回归自我。这些思想活动在《归去来兮辞》的小序里讲得非常清楚。顾著在力破“不事二姓”说、“避免清算”说以及荒诞不经的“畏罪潜逃”说后，深刻地指出：“陶渊明的归隐并不完全是政治性的退避，在很大程度上乃大有社会性甚至哲理性退避的意思。”（上册，第691页）归隐田园，对陶渊明来说就是找到了自由和谐的精神家园。后世读者中须有同样情怀者，方能感知这种精神家园的存在与重要。

    除了与古人心灵相通以外，作者的情怀还体现在与当下读者的精神交流上。像在分析陶诗名篇《饮酒》（结庐在人境）的“悠然望南山”时，顾著云：“他是‘悠然’而望南山，潇洒得很，绝不像士子赶考，志在必得。‘悠然’是一种不大容易达到的境界，须放下功利、忘怀得失、看破人生才行。在争取达到某一目的的时候完全没有志在必得的意思，人的精神就可以放松下来了。‘悠然’乃是所谓‘心远’的一大要领。我们现在有时还劝那些急功近利以至于气急败坏的朋友‘悠着点儿’。一点‘悠然’的意思都没有，那就活得很累了。”（上册，第703页）这像是一位长者在带着我们读陶诗，谈一点陶诗的意境，谈一点自己的人生感悟，娓娓道来，令人如沐春风，温暖舒畅。

    其实很多作者不是没有情怀，而是缺乏笔力，致使读者无法有效感受到思想的温度。作者的笔力，一方面与表达的方式有关，如果作者摆起名教授的派头，一二三四、首先其次地摆材料，说观点，纵然体大思精，观点深刻，也会令人如读教科书般地无味。另一方面更与作者的语言能力相关，能将复杂的文学史问题用通达自然的文字表述清楚，这是一种举重若轻的语言功力。顾著在谈到陶诗《饮酒》时说：“陶渊明一贯采用平淡自然、相对散文化的句子来写诗，相当彻底地改造了过去诗人们的套路和功架。他的不少诗句近乎所谓‘农家语’，似乎是信口道来……其他不少诗篇，他好像也没有费什么大劲，不过缓缓道来，丝毫没有苦吟的意思。而这些其实都是炉火纯青的表现，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功夫到了家自能没有任何斧凿的痕迹，却达到了‘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绝高水平。”（上册，第721—722页）这番话是在讲陶诗的语言特色，亦可移作对顾著语言的总结。与很多专门型的学者不同，顾农先生不仅研治中古文学多年，而且是一位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同时还是一位出色的散文家，出版过《己亥随笔》《谈非常谈》《四望亭文史随笔》等多部随笔集。在千锤百炼以后，顾著的语言确实像陶诗那样，达到了炉火纯青而又归于平淡的境界，令人回味无穷，不忍释卷。

    二十二年前，顾农先生在《建安文学史》的后记中云：“多年以来我有一个野心，想写一部独抒己见的魏晋文学史，因为魏晋文章实在大有味道，而有待相与剖析的疑义亦复不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中古文学史》的出版，可以说是圆满地实现了这个“野心”。这部充满广度、深度与温度的文学史著作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中古文学研究的标杆，同时还给我们这样一种启示：治学要有一点“野心”，更要有坚持耕耘的毅力，这样最终才能收获独抒己见、充满“三度”的学术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