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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2年06月15日 星期三

    超脱离去和归来的阈限

    戴瑶琴 《 中华读书报 》( 2022年06月15日   20 版)

        《飞鸟和池鱼》,张惠雯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4月,52.00元

        张惠雯的四部小说集《两次相遇》(2013)、《一瞬间的光线、阴影和色彩》(2015)、《在南方》(2018)、《飞鸟和池鱼》(2021)存在内在关联,他乡与故乡是作品的基础视界,她记录并修正自己在不同人生阶段对平凡日常的体认。如果说《在南方》是对他国生活的首次检视,那么新作《飞鸟和池鱼》是对家园记忆的重新确认,同时,后者还承接与《两次相遇》的连续性,它转达对故土“再次”目之所及的新变和心之所念的新知,演绎散文集《惘然少年时》记述的青春情怀。

        我必须直面“飞鸟”和“池鱼”预设的意象性,它自然是新小说集不可绕开的议题。被困与解救的对抗是两者产生矛盾性的根本动因。《飞鸟和池鱼》保持张惠雯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坦诚当下女性的共性困境:你喜欢的人和你不喜欢的生活捆绑在一起。她运用无性别的写作方式标明性别态度。两性都可以担任故事主体,两性处境都可以成为叙事内容,她其实是以中性立场关照生活,从各自角度站位检视,获取对两性选择的理解和谅解。事实上,其作品对男性心灵层面的剖析被忽略了,男性形象特色在于剥离了根植于创作者本人性别的经验性,而更趋向理性。“他”实为“归来”系列中主导寻找行动的施事者。斯坦纳以梅里美的“卡门”为例,提出虚构作品的奇妙生命力,“无论卡门多么浅薄、怪异、轻浮,她与其他不朽的虚构人物一样,有一个核心的品质:她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像艺术中一切伟大的人物,她既是我们的镜子,又是我们的梦想。”(乔治·斯坦纳:《语言与沉默》)反观张惠雯小说,女性精神核更加饱满,以清醒的自我认知能力和强大的心理建设能力,建立女性独立的现实路标。依附是短暂妥协,在任何困厄面前,她们都具备以己之力解决难题的决断与执行;在任何诱惑面前,她们都能不加拖沓的适时抽身。

        张惠雯在新小说集中展示出处理物变/心变的优秀的文学控制力。《飞鸟和池鱼》多采用今昔类比思维的故事模型,从感性的形象层切入,唤醒昨昔之感,由纹理层面的意象和意境,刻画心灵的各异性。她讲究精致的“停顿”,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留白”,在给予和制止间抓住人的本质。“人的创造和堕落是同样的事,而能够拯救我们的是我们内心的那点火花,这火花并不在人的创造之中,反而归于那原始的深渊。从那被毁掉的、创造的废墟中闪烁出的宏伟或者崇高,正是原始的深渊发出的亮光。”(哈罗德·布鲁姆)《飞鸟和池鱼》集里的故事都是不同情态下的“临渊”,但谁也并不准备放弃他人、放弃自己,最终篇《关于南京的回忆》以“我”回到原轨收束,我没有被“细碎、无声跳跃的小光点弄得虚晃”(《临渊》),“有时,独自一人的时候,当我想到他如今也快四十岁了、不知变成了什么模样,想到我后来过得很幸福、他也应该过得很幸福,泪水竟会涌满我的眼眶。”(《关于南京的回忆》)《飞鸟和池鱼》实现了从一个阶段(他乡)过渡到另一个阶段(故土)的经验转折,它如同“废墟”的意义,从瘠地中再造沃土,同时将生命中美丽的碎片用文字珍藏下来。我想,贯穿全文的情感主线是“温柔善意,那在别人看来虚无缥缈的东西,也许最后会成了记忆里最好、最持久而稳固的东西”(《良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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