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脱离去和归来的阈限

    张惠雯的四部小说集《两次相遇》（2013）、《一瞬间的光线、阴影和色彩》（2015）、《在南方》（2018）、《飞鸟和池鱼》（2021）存在内在关联，他乡与故乡是作品的基础视界，她记录并修正自己在不同人生阶段对平凡日常的体认。如果说《在南方》是对他国生活的首次检视，那么新作《飞鸟和池鱼》是对家园记忆的重新确认，同时，后者还承接与《两次相遇》的连续性，它转达对故土“再次”目之所及的新变和心之所念的新知，演绎散文集《惘然少年时》记述的青春情怀。

    我必须直面“飞鸟”和“池鱼”预设的意象性，它自然是新小说集不可绕开的议题。被困与解救的对抗是两者产生矛盾性的根本动因。《飞鸟和池鱼》保持张惠雯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坦诚当下女性的共性困境：你喜欢的人和你不喜欢的生活捆绑在一起。她运用无性别的写作方式标明性别态度。两性都可以担任故事主体，两性处境都可以成为叙事内容，她其实是以中性立场关照生活，从各自角度站位检视，获取对两性选择的理解和谅解。事实上，其作品对男性心灵层面的剖析被忽略了，男性形象特色在于剥离了根植于创作者本人性别的经验性，而更趋向理性。“他”实为“归来”系列中主导寻找行动的施事者。斯坦纳以梅里美的“卡门”为例，提出虚构作品的奇妙生命力，“无论卡门多么浅薄、怪异、轻浮，她与其他不朽的虚构人物一样，有一个核心的品质：她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像艺术中一切伟大的人物，她既是我们的镜子，又是我们的梦想。”（乔治·斯坦纳：《语言与沉默》）反观张惠雯小说，女性精神核更加饱满，以清醒的自我认知能力和强大的心理建设能力，建立女性独立的现实路标。依附是短暂妥协，在任何困厄面前，她们都具备以己之力解决难题的决断与执行；在任何诱惑面前，她们都能不加拖沓的适时抽身。

    张惠雯在新小说集中展示出处理物变/心变的优秀的文学控制力。《飞鸟和池鱼》多采用今昔类比思维的故事模型，从感性的形象层切入，唤醒昨昔之感，由纹理层面的意象和意境，刻画心灵的各异性。她讲究精致的“停顿”，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留白”，在给予和制止间抓住人的本质。“人的创造和堕落是同样的事，而能够拯救我们的是我们内心的那点火花，这火花并不在人的创造之中，反而归于那原始的深渊。从那被毁掉的、创造的废墟中闪烁出的宏伟或者崇高，正是原始的深渊发出的亮光。”（哈罗德·布鲁姆）《飞鸟和池鱼》集里的故事都是不同情态下的“临渊”，但谁也并不准备放弃他人、放弃自己，最终篇《关于南京的回忆》以“我”回到原轨收束，我没有被“细碎、无声跳跃的小光点弄得虚晃”（《临渊》），“有时，独自一人的时候，当我想到他如今也快四十岁了、不知变成了什么模样，想到我后来过得很幸福、他也应该过得很幸福，泪水竟会涌满我的眼眶。”（《关于南京的回忆》）《飞鸟和池鱼》实现了从一个阶段（他乡）过渡到另一个阶段（故土）的经验转折，它如同“废墟”的意义，从瘠地中再造沃土，同时将生命中美丽的碎片用文字珍藏下来。我想，贯穿全文的情感主线是“温柔善意，那在别人看来虚无缥缈的东西，也许最后会成了记忆里最好、最持久而稳固的东西”（《良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