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雨中他们的微笑——评孙甘露《千里江山图》

    很多人都知道“舍生取义”这个成语，这个训诫，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实践中成长发育为一个绝对的道德律令，让视死如归成为所有仁人志士的不二选择。

    在《千里江山图》的人物设置上，孙甘露非常警惕过去那种习以为常的文学陷阱，他不对凶险的对手做脸谱化描写，尤其拒绝做表面性的道德化贬低。

    作为曾经的“先锋中的先锋”，孙甘露在《千里江山图》改变了他所习惯的叙事姿态，但一如既往保持了小说叙述语言的艺术品质：俭省、精确、优雅。

    1932年末的上海，比普通中国内地复杂N倍。国联刚刚调停了日本人发动的“一·二八淞沪战”，英勇的中国军人在战役中表现出了无畏的精神，然而国事之不可为令军事不可避免地遭到挫败。租界里洋大人仍然是强有力的地方统治者，国民政府在这里也不能任意行事。不过蒋总司令自北伐以后对孙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越发不信任也不耐烦，他决意与中国共产党彻底分手自己干，此刻他已经击败或者说服党内反对派，独揽了国民政府的军政大权，正在紧锣密鼓筹备对中共江西瑞金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大围剿，同时他双管齐下，在抓人杀人这些事情上跟上海租界方面的合作也有了默契和谅解。开始还遮遮掩掩，后来索性撕破脸皮不再有任何保留，对中共设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机构也予以动手“剿灭”——这是他一统江山的蓝图。而中国共产党则展开另一幅图景，在苏区艰苦卓绝点亮着星星之火，以期未来可以成为燎原之势。

    这是近代中国在世界与远东大历史中不得不跋涉的艰难现代之路。1915年《新青年》创刊于上海，六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这幅“千里江山图”被以微弱的手势在国运危蹇中画出了新颖灿烂和充满生机的第一笔。也正是在如此历史背景与深远构思下，孙甘露将新著长篇小说定名为《千里江山图》是具有史诗意义的妙想。

    一

    孙甘露并没有寻求展开这个画卷的浩瀚全幅，他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墨，截取了浩瀚历史和即将席卷南北中国的风暴之一瞬——这幅波澜壮阔的画卷现在危机四伏生死攸关。就如小说中那位名叫“浩瀚”的重要中共领导人一样，他在小说中从未真正露面，只是于暗中注视着一切。1933年的除夕前后，为了营救身陷重围的“浩瀚同志”并将他安全转移出上海——这本就是“千里江山图”计划中的一部分——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展开了一场从一开始就遭到泄密与破坏的惊心动魄的活动。这群共产党人隐蔽在龙潭虎穴，彼此差不多都是单线联系，只能靠暗号确认同志，但竟然有危险的敌人隐蔽在他们中间。这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游戏看起来根本没法玩下去，但又不得不玩。这种时候，义无反顾、自我牺牲不仅定义了他们自己的生命意义，更因此定义了“千里江山”的起点与颜色。

    本世纪初，中国当代文学创生并且接纳了由《风声》《暗算》和《潜伏》等作品开启的“谍战文学”类型，并渐渐成为一种“小传统”，麦家的《暗算》因此荣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在形式上看，《千里江山图》的选材无疑与这个小传统有某种血缘关系，比如忠诚与背叛，比如刀光剑影与心理压力，比如特工生活的基本技术，比如阴谋或者以阴谋对付阴谋，等等要素，这些都在《千里江山图》中有各种精彩的体现。但是孙甘露对故事和小说人物的构思、理解与处理，让这部小说有了不同寻常的品质和思想深度。

    这一切是从一个无名氏的跳楼死亡开始的。按照小说的简略交代及结尾名单所列，他是个隐蔽在租界巡捕房的共产党人。当地下党组织在四马路召开秘密会议，他意外地发现了“黄雀在后”却又完全不具备通风报信的条件，千钧一发之际，他选择硬闯会场然后跳楼的壮烈方式向战友们报警。他没有姓名没有面目也没有生平，甚至连参加会议的战友都不认识。他的生命像一颗微弱的流星一闪而过。其实他并不是与会人员，而从他未被邀请参会这一点看，他不在组织核心而且“级别”应该很低，无缘参与这么重要的决策。现场也没有人指挥和要求他这么做。但他毅然做了这一切之后永远消逝了，仿佛从来不曾存在过一样。这个细节，与小说中后来相继发生的死亡和牺牲相比，在复杂程度上可能显得微不足道，但那踊身一跃的分量足以压倒任何豪言壮语。可以说，这样开始的细节，奠定了这部小说的基调与作者的核心表述。

    接下来的牺牲，无论是英勇自觉如老方那样为掩护陈千里脱身而自蹈死地，还是在“黄雀”易君年手中屈死如凌汶的凋谢，都与“自我牺牲”这一信念以及为了信念“义无反顾”息息相关。小说中最早的牺牲，是陈千里的恋人与革命引路人叶桃。她死在了与她信念悲剧性对立的父亲叶启年手里，这在某种程度上让陈千里变得更加义无反顾。而在小说结尾，这个地下党组织的所有人，为了“千里江山图”计划最终成功，都把自己当“诱饵”自愿留下来慷慨赴死。很多人都知道“舍生取义”这个成语，都知道“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道理，但可能都不太管孟子对这个道理的解释：“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这个意思是说，我也想活着，但如果我追求的事情比活着更有意义，那我不会苟且偷生。这个训诫，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实践中成长发育为一个绝对的道德律令，让视死如归成为所有仁人志士的不二选择。可以说，历史与现实中的任何一次道德高光时刻，都是由“自我牺牲”去完成的，无论这种牺牲是什么形式。在小说里他们分别叫方云平、林石、陈千元、董慧文、李汉、秦传安、卫达夫……而在更为广阔残酷的现实里，他们更多的人可能都有一个共同称呼：无名氏。

    二

    《千里江山图》独特的艺术品质，还体现在对隐蔽战线上凶险对手的描写和处理。一个不引人注意的细节，是小说对上海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处长穆川的勾勒。这个人物只有一个粗线条的素描，但孙甘露通过这个人物与下属稽查处长（实为国民党特工）游天啸的貌合神离，发现了一种传统职业军人对于不择手段的特工人员的轻蔑。这一点可能在各国职业军旅人身上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特别是纳粹德国的传统陆军集团，极其鄙视党卫军和盖世太保，认为他们大多是一群寡廉鲜耻道德低下的混混。然而，在《千里江山图》的人物设置上，孙甘露非常警惕过去那种习以为常的文学陷阱，他不对凶险的对手做脸谱化描写，尤其拒绝做表面性的道德化贬低。这类陷阱，在前些年的“神剧”中被挖到了足以毁灭作者和表演者的程度。承认敌人很强，承认他们是智力和道德都正常的对手，不仅是一种文学能力和勇气，也是一种能够自我尊重的品质。

    叶启年在《千里江山图》中是最高级别的对手。他后来是如何从一个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疯狂的国家主义者并站到了反对共产党的前沿，小说中似乎还可以交代得更清晰更有说服力一些，不过就像大革命时期人们的信念总是很容易左摇右摆一样，叶启年的变化在历史动荡转型中也并不是不能理解的。作为曾经的大学教授和无政府主义者，他学识渊博，思维缜密，工作勤奋，为人正派。某种意义上，他为了自己的信念牺牲了自己的女儿——在发现叶桃是中共党员并严重威胁到了他的事业时，他放任手下人开枪打死了她，并将这一切归咎于他曾经的学生——“敌人”陈千里的引诱教唆，以此求得内心的平静。哪怕他内心很清楚这种平静是一种致命的自我欺骗，他仍然需要这个欺骗支撑自己。当陈千里不仅是他事业的敌人，同时还是他的私人敌人时，他的危险性和真实性分量十足。

    易君年——卢忠德——“西施”，是叶启年手中的王牌特工。除了叶启年，估计没人知道他究竟叫什么，他在广州时的名字卢忠德很可能也是化名。他杀害了龙冬并顶替了本该由龙冬使用的“易君年”潜伏进上海地下党组织内，“千里江山图”计划从开始就遭到了他的监视和破坏，可以说，小说中所有共产党人的牺牲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他对凌汶有明显的好感，但不会利用自己的上级身份胡作非为。可以把这一点解释为特工的谨慎，但他后来杀害凌汶既不是出于被拒绝的恼羞成怒，尤其不是等而下之的“见色起意”，完全是为了搞到老肖的绝密情报铤而走险孤注一掷，同时也感到他的国民党特工身份有可能被凌汶识破了——工作始终是第一位的。在小说中，他是个合格称职甚至有些优秀的特工，并没有什么通常意义上的道德瑕疵。倒是那位假“西施”真叛徒崔文泰，是个贪财忘义的酒色之徒。

    三

    从某种角度说，《千里江山图》并不刻意寻求人物性格纵深发展的机会，这是被小说的情节性质决定的。与前此那些“谍战小说”人物必须长期潜伏、完成设定角色相比，《千里江山图》中所有的人物恰恰相反，他们不得不争分夺秒“暴露”自己。全书三十四个小节分别是由三十四个人物或者地点环境构成，小说在危机迭爆的惊心动魄中飞速推进，形成一种激情美学叙事的动态结构。也正因此，《千里江山图》有意识地放弃了对隐蔽战线各种“技术流”的描写与追求，陈千里作为接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特工人员想来肯定是身手不凡的，但孙甘露并没有特意强调他诸如飞檐走壁精通各种武器和驾驶技术之类“功夫”，他只是让我们感受到了陈千里的忠诚、冷静、坚忍和缜密等精神气质，还包括卫达夫舍生取义慷慨赴死的那一刻美感迸发感人至深的微笑。

    我不能说《千里江山图》是孙甘露的“衰年变法”——他有自己的艺术思考，也可能还有更大的雄心。但这部小说也绝非乘兴而来的游戏之作——作为曾经的“先锋中的先锋”，孙甘露在《千里江山图》改变了他所习惯的叙事姿态，但一如既往保持了小说叙述语言的艺术品质：俭省、精确、优雅。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和意外。同时我觉得，在最终的意义上，文学写作本身就是“自由的游戏”，他有权在艺术理解与考量等方面做出一些改变，只要他从中感到快乐——无论这快乐是属于智力的还是精神的，那都是他应得的。

    他写好了他的《千里江山图》，而我们永恒地记住了“暴风雨中他们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