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走进“3.0”时代

    自1982年罗宗强先生《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完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到2021年12月张峰屹教授《东汉思想文学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文学思想史”这门学科走过了刚好40年的历程。如果说《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在1980年代有开风气的意义，那么《东汉思想文学史》则显现出这门学科在新世纪发展的稳健和成熟，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正在走向“3.0”时代。

    读完峰屹教授的大著，第一印象是：他把罗宗强先生创建的“中国文学思想史”这一学科体系勾画得更为清晰。自1986年8月出版《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起，罗先生和他的弟子们先后推出《西汉文学思想史》（2001）、《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1996）、《宋代文学思想史》（1995）、《明代文学思想史》（2013）等。如今峰屹教授《东汉思想文学史》的出版，不但完善了自己对两汉文学思想史的整体建构，而且也把中国文学思想史这门学科从两汉到明代的时间链条衔接起来了。

    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更深层的意义是：《东汉思想文学史》将中国文学思想史这门学科的研究方法，作了进一步的拓展和完善。按照峰屹教授的理解，它是在外部的政局社会、文化思潮等重要影响因素与文学创作倾向、文学思想观念之间，加入了士人心态这个不可或缺的中介（或折射）环节，从而形成了“政局社会—文化思潮—士人心态—文学创作倾向—文学思想观念”的研究范式。1980年代初罗宗强先生有鉴于过去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存在着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的不足，特别强调要把文学理论批评与文学创作实践结合起来。这在当时，对于开拓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视野有着引领风气的意义，使得南开大学成为“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中心。其标志性成果，是他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和张毅教授的《宋代文学思想史》（1991年初完稿，1995年4月 出版）。这两部著作的共同特点，就是注意把创作中的文学思想揭示出来。进入1990年代，罗宗强先生又先后推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和《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关注到政局社会、文化思潮等外在因素与文学创作倾向、文学思想观念等内在要素之间，有一个关键环节——“士人心态”。当时峰屹教授正在跟随罗宗强先生攻读博士学位，耳濡目染，对于罗先生这一“发现”自然是心领神会。因此，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西汉文学思想史》中，较好地贯彻了罗先生的这一治学理念。比如谈文景时期道儒交糅的文学思想时，关注到汉初士人心态的进取用世和间杂幽怨；谈武帝时期辞赋的创作倾向时，特地提到这一时期士人心态的重大变化：或曲学阿世，屈己崇君，恭顺效忠；或怨郁而守志自修，受挫而不愿出世，处世态度由愤郁转为内敛。在新著《东汉文学思想史》中，峰屹教授继续践履了这一治学理念，把士人心态作为了解东汉时期文学思想变化的重要窗口。如分析两汉之际的文学创作倾向时，先后介绍了王莽擅政时期、刘秀复汉初的政局和士人心态的变化；分析光武帝建武中至和帝永元初的文学创作倾向，也是从政治及思想文化新变与士人心态说起。关注士人心态，是峰屹教授在长期研究 过 程中形 成的学 术品格。

    在我看来，峰屹教授这一治学理路，较好地解决了文学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文学的本质是什么？ 文学思想研究的意义何在？ 答曰：在人。文学是人学，文学思想研究就是探索“人”以何种方式呈现自己的生存意义。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那么所谓的文学思想史也只是一种过往的知识或曰历史事实。而今，士人心态的引入，则较为真实地呈现历史上出现过的“人”，以及这些“人”（包括个体和群体）如何探索生命的意义或展现自身的价值。

    峰屹教授这部大著还有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揭示了东汉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亦即文学从依附于政治教化到逐步走向了独立自足。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是文学的思想，何为“文学”？ 文学“何为”？ 这有一个研究主体的认识问题。罗宗强先生在《诗的实用与初期的诗歌理论》一文（《文学遗产》1983年第4期）中指出，诗歌在初起之时是实用与抒情兼具的，但实用的成份更为浓厚，它的艺术特殊性并没有像它的社会功能那样早地为人们所注意。它的感情特征、韵律的美、意境的美、象外之象与味外之味等等，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才逐步被意识到的。如何处理艺术特殊性与有益于政教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便成了诗人和诗论家经常探索的课题。峰屹教授通过汉代文学思想史的探索，为这一话题作了历史性的回答。在《西汉文学思想史》一书中，他指出西汉文学思想依附于经学，是儒家经学的衍生物，均未超出政教、实用的范围；以今天的眼光看，从西汉文献中挖掘整理出来的可以视为文学思想的东西，在当时的本来意义并非是文学的思想。他称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是“前文学思想”。在《东汉文学思想史》一书中，则把研究重心放在文学是如何从依附经学进而逐渐走向自立的。比如第二章，光武帝建武至和帝永元初的文学创作开始出现颂世论理与抒情述志并存的格局，这一时期班固对《诗》义的阐发更加突出情感的生发感动的特征；第五章谈和帝永元初至桓帝和平前后的文学创作，已经把逞才游艺、抒情述志作为论述重心，文学越来越表现出走向自立的趋向；第七章谈桓帝和平前后至献帝建安末的文学创作，一方面指出颂世文学开始式微，另一方面以较大篇幅论述辞赋创作和五言古诗创作是如何走向表现自我的——在内容上有切近人生的实感，叙写生活情趣；在形式上则是叙事、描写、抒情等得到全面发展，艺术表现已经相当圆熟。因此，在全书的结语部分，他把重视个人情志作为东汉文学思想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来论述，指出：“自此以后，汉代文学创作的政教功利性逐渐减弱，个性化的言志抒情逐渐增强。”作为一部文学思想史研究著作，峰屹教授这部新著的重要意义就是，站在文学的立场，从历史的角度，展现了文学是如何走向自立并逐渐形成自身品格，以及文学在教化与抒情之间如何调节两者关系。

    在关注士人心态和强调文学自足之外，这部新著还给我们提供了许多观察东汉文学思想史的新视角。第一，谶纬思潮对于东汉文学思想的深刻影响。这是以前相关研究所少有的新提法，但谶纬在两汉却又是无法回避的话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峰屹教授曾花了十多年时间专事谶纬研究，撰成《谶纬思潮与汉代文学思想》一书。在这一扎实研究的基础上，他指出谶纬不但与政治、经学有关，而且直接影响到文学创作，比如汉代颂世文学的出现，就是谶纬影响文学的具体表现。第二，在总体描述东汉文学思想的演进过程时，特别关注班固、王充、王逸、郑玄等大家在文学思想史上的历史贡献。这些大家在过去讨论得比较多，但是峰屹教授在研究上往往能自出手眼，提出新见。如认为班固开辟了地理环境、社会风俗视角论《诗》的途径，王充关于“疾虚妄”等文学思想的论述是建立在其气命论的思想基础上的，王逸《楚辞章句》的文学思想体现了东汉中期新旧思想交错杂糅的时代特征，郑玄的《诗》学思想是在学统与道统双重背景下形成的。第三，相对于《西汉文学思想史》而言，《东汉文学思想史》还有一大特色，即它不但是东汉文学“思想史”，而且还是东汉文学“知识史”。峰屹教授继承了自乾嘉以来的“汉学”传统，论理必以事实为依据，论事必以载纪为前提。讨论两汉文学思想，以全局了解和通读全部两汉文学存世作品为出发点，为此他特地编制了一份《东汉文人存世文学作品一览表》。这份表格看似简单明了，但资料翔实，信息完备，系年清晰，颇见功力。在具体行文论述过程中，对于两汉作家、作品和文学史事，他都作了相关的考辨。这些考辨不但心细如发，纠正了过去文学史研究中存在的粗疏和浅陋之弊，而且使其对文学思想史的论述具有了强大的说服力。因此，这部新著的另一意义，是在出“思想”之外，还生产了“知识”，这一点正是对罗宗强先生倡导的“历史还原”研究法的具体实践。

    总的说来，对东汉文学思想的研究，是一个比较传统的研究领域，想要出新，实属不易。峰屹教授这部新著能容纳旧说，更勇于创新，而且擅长裁断，在一个耕耘得相对成熟的领域，提出自己的学术创见，为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在思想和方法上提供了一个经典的范本。

    如果说《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和《宋代文学思想史》是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1.0时代（主要揭示创作中的文学思想），《西汉文学思想史》《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和《明代文学思想史》是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2.0时代（加入士人心态的中介环节），那么《东汉文学思想史》则可称之为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3.0时代（把知识、思想、文化交融起来），将文学思想研究放在两汉文化变迁的角度来考察，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文学思想从依附经学走向自足自立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