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异托邦”：殖民地、墓地、博物馆、花园、船

    ■张锦

    福柯使用不多的空间批判范式“异托邦”（heterotopias）近些年反而成为大众文化和空间理论的热捧概念。实际上，这个概念与福柯著作的总体研究思路和方法例如考古学和谱系学的批判理路是一致的。福柯曾三次提到这个概念。第一次是在1966年出版的《词与物》前言中。在那里福柯转引了博尔赫斯的中国某百科全书的动物分类，动物可以分为：“①属于皇帝所有的，②有芬芳的香味，③驯顺的，④乳猪，⑤鳗源，⑥传说中的，⑦自由走动的狗，⑧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⑨发疯似地烦躁不安的，⑩数不清的，11浑身有身份精致的骆驼毛刷的毛，12等等，13刚刚打破水罐的，14远看像苍蝇的。”这个极端的分类所引发的笑声让福柯在文本的异托邦、语言的异托邦的意义上反思分类、知识和语言的有效性、前提和条件。另外两次提到“异托邦”是在1966年的“乌托邦与文学”系列广播节目和1967年的建筑学会议上。建筑学会议的这个报告《不同的空间》（Des espaces autres）充分说明了福柯要论证的话题，即建筑和空间研究、空间范式对我们时代的意义。

    空间的时代与时空辩证法

    在福柯看来，19世纪是热力学第二定律成为社会神话表征的年代，热力学第二定律因为对热能的矢量运动和熵的增大的论述，而使得19世纪的历史话题与时间的矢量和系统的混乱相关。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或曰福柯的年代，历史发生的变化是空间成为重要范式。

    在空间范式下，福柯用几个术语简单描述了欧洲空间观的变化：中世纪的固定/局部化（locali⁃sation）—近代的广延/绵延（éten⁃due）—现在的网状/路径/位所（emplacement）。福柯认为伽利略的重要性正在于他挑战了中世纪的空间观：“固定的空间是被伽利略打开的。伽利略著作所引起的轰动并不完全在于已经发现，或者确切地说是重新发现地球围着太阳旋转，而在于他的研究构成了一个无限的同时也是无限开放的空间……这导致了中世纪空间的瓦解。一个事物的地点仅仅是它运动中的一个点，就好比一个事物的静止是它的无限缓慢的运动。换句话说，从伽利略起，从17世纪起，广延代替了固定。”所以在福柯看来，伽利略所遭受的宗教诋毁和酷刑，并不完全因为他在天文学上确定了地球围绕太阳转，而主要是因为他损毁了中世纪的空间观，一种被固定化的神圣与世俗空间区隔的意识被打破，去圣化成为空间的新主题，尽管在今天的私人空间、公共空间等的对立中空间的神圣化痕迹依然可见。进而，从17世纪起，洛克意义上的广延/绵延/位移的运动和开放性空间观代替了固定化的空间观，而在福柯的时代，网络、坐标、拓扑学意义上的“位所正在取代广延”。“emplacement”一词可以翻译为“位所”“场地”，也可以翻译为“路径”，即计算机的路径一词，这是福柯使用它进行当代空间描述的历史特定性。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或曰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承续近代欧洲数学与科技的谱系对福柯时代理论家的影响非常大，这是一种全新的定位空间的方式，也反过来召唤着新的认知时空和社会的方式。当时的理论家例如拉康的理论就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人文学者当时明显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中发现和转译了科技对认识论方式的改变。这也许也是电影《黑客帝国》（Matrix）使用拉康理论的内在原因之一，拉康的实在界也许可以在电影中被呈现为科技黑箱和源代码，电影因而成为人们试图弄懂科技黑箱和人工智能的欲望表达。

    空间观的变化引起的是人类生活的时空感的变化，它不仅仅涉及如何体验空间，也涉及如何体验时间。在福柯看来，世界正在从时间模式变成网络版的空间模式，这个网络既是隐喻又是字面的现实。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的新一轮发展就与信息高速公路和因特网（internet）作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物质基础息息相关。空间观的变化在认识论和政治层面表现为：时间的终结与空间的开拓或曰空间争夺战。所以福柯说：“引发今天争论的某些意识形态冲突，就呈现在时间的忠实传人和空间的强悍居住者之间。”在福柯看来，欧洲启蒙史的范式依助于时间：“从康德以来，哲学家们思考的是时间，黑格尔、柏格森、海德格尔。与此相应，空间遭到贬值，因为它站在阐释、分析、概念、死亡、固定以及惰性的一边。”启蒙史把欧洲置于时间和进化的“现在”，把空间上的他者置换为前现代亦即时间的“过去”。所以马克思及其《资本论》的批判中也以时间为标尺：“《资本论》和其他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文本并不倾向于进行空间化的分析，因为它赋予时间的因素以特权的地位。”而在战后解殖运动全球发展的20世纪60年代，民族国家自治基本是一个时空的重新分配和叙述的年代。当然，福柯采用空间分析法一方面是时代的拓扑学空间意识使然，另一方面也期待为被压抑的范畴“空间”正名。然而，使用空间术语阐释和理解历史并非是对时间充满“敌意”，毋宁说这只是一种新的时空辩证法。

    总之，时空的权力关系是问题的出发点而不是结论。福柯重点分析了“位所”空间的独特性和重要性，位所与坐标、路径和网络相关，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首先体现在当代工程学（la technique）中：“信息的储存或机器记忆中计算部分结果的储存，带有随机输出的个别要素的循环（简单地说，诸如汽车或电话线路的声音高低）。”信息的存储、机器记忆以及机械操控是计算机最基本的功能，这些功能导致了对汽车、电话线路以及现代生活所有准确位所、位置的控制和把握，这已是与计算机相关的控制论和信息论最简单的议题。然而对福柯和社会科学而言，这一问题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人口统计学（démogra⁃phie）：“对于人而言，场所或位所的问题是以人口统计学的术语提出的；人的位所这一重要问题不只是弄清对这个世界上的人来说是否将有足够的空间（这个问题极其重要）。而且要搞清楚如下问题，在人类各种要素中，何种邻近关系，何种类型的储存、循环、辨识和分类系统将被优先保留在某种情境之中，以便获得某种结果。”人的位所问题并不只是关系到地球与国家内的人是否有足够的空间生存，人的位所问题涉及对“人口”与空间关系的精确调控，以便实现某种政治经济规划和目标。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杰姆逊所说的“空间转向”的内在权力机制，即有效地用空间代替时间，把世界的每个角落纳入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中，用一部分空间作为空间逻辑的标准，所以这也是一种时间与空间的辩证法。同样，在福柯的逻辑中，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资产阶级的胜利标志着某一种时空辩证法的终结，即资本主义时间变成所有人的时间，这个局部的时间展开了空间的谋略，企图把世界的各个角落都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中。马克思正是要在这个意义上打破资本主义的历史终结论和时间终结论。

    综上，战后解殖运动、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以及消费主义的兴起使福柯认为，“我们所处的时代，乃是一个空间以位所关系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代。总之，我认为，今天人们焦虑不安地关注空间——这很重要，它毫无疑问地超过了对时间的关注”。在位所空间所导致的空间分隔、空间统计和时空辩证法中，福柯说自己对这样的场所和空间感兴趣：“它们具有连接其他所有位所的令人好奇的特性，但却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即它们把一系列关系悬搁（suspendent）、中立化（neutralisent）或颠倒（inversent）了，这些关系是通过上述场所来命名（désignés）、反映（reflétés）或呈现（réfléchis）的。”这些空间被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乌托邦，第二类是异托邦。福柯感兴趣的是一些具有特殊功能的空间场所，这些空间场所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这些场所能使得日常位所中的关系被悬搁、中立化或颠倒，这些特殊场所因而具有命名、反映或呈现日常空间关系的能力，或者说这些场所具有反位所，即反映位所空间的逻辑以及建立过程、反抗位所空间的权力规划的功能。同时，与乌托邦是非现实的空间不同，异托邦是现实和真实的空间：“在所有文化中，在所有文明中，都存在着这样一些真实的场所、有效的场所，它们被书写入社会体制自身内，它们是一种反位所的场所，它们是被实际实现了的乌托邦，在这些场所中，真实的位所，所有能在文化内被发现的其他真实的位所被同时表征出来（représentés），被抗议（contestés）并且被颠倒（inversés）；这些场所是外在于所有的场所的，尽管它们实际上是局部化的。因为这些场所全然不同于它们所反映，它们所言及的所有位所，所以，与乌托邦相对立，我称它们为异托邦。”所以“异托邦”就是一种“反位所”空间，它具有悬搁、中立化、颠倒，具有命名、反映、呈现，具有表征、抗议、颠倒日常生活空间、路径化、网格化的位所空间的逻辑和秩序的功能。那么，谁能发现这些异托邦空间，或者说怎么发现它们呢？ 福柯举了一些有趣的例子：殖民地、墓地、博物馆、花园、船等。

    时间的废止与时间的积累：墓地与博物馆

    在西方，“到18世纪末时，墓地还被置于一个城市的心脏地带，紧挨着教堂。墓地中有完整的等级体制存在……这种坐落在教堂这一神圣空间里的墓地，在现代文明中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形态。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我们可以不那么严格地说，它就出现在文明具有‘无神论’色彩时，这时西方文明开创了对死亡的崇拜。”一直到18世纪末，西方的墓地作为一种身体能够实现“复活”（res⁃urrection）的场所始终联系着教堂，并且处于城市的核心。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文化对身体、死亡和墓地的决定性意义和价值。由于死亡是一种重生和再生，人们不但不惧怕死亡，还将之放在核心的位置。与之相联系的是基督教的“复活”观念。而且在墓地中有完整的等级制，那些都是复活的凭证，也是生存的象征。然而在现代文明中，曾经与圣地相联系的墓地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状态。墓地被放到城市的边缘，不可视的地带。人们为什么不再把墓地放在城市中心，而是移到边缘呢？ 这种变化首先发生在“无神论”和“死亡崇拜”的时代，也即“上帝之死”的时代。无神论使得墓地不再与教堂相联系这一点我们很容易理解，然后为什么“死亡崇拜”却使得我们不再想看见墓地，将之边缘化呢？ 对此福柯解释道：“从根本上说很自然，当人们真的相信身体的复活和灵魂的不道德时，他们是不会重视尸骨的。相反，当人们不再确信有灵魂或身体会重新获得生命的那一刻，人们也许必然会高度关注这些尸骨，它们最终就是我们在世上和言语中存在的惟一痕迹。”墓地位置的变化不是自然的，影响它的是一系列的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化。观测墓地位置的变化因而反过来可以反映和意指这种社会文化、社会意识和身体理念的变化，这种空间的考古和谱系学考察，就是墓地“异托邦”的分析实例。墓地异托邦告诉人们：在基督教信仰作为普遍意识的情况下，当肉体可以再生的观念指导人们时，灵魂的不道德是要拯救的对象，而身体还可以复活，所以人们不会重视尸体。但是，当历史、理念、观念与知识以“上帝之死”“人之死”为前提，当社会领域的意识是灵魂和身体不会有重生的机会时，人们能确证曾经存在的唯一痕迹就是尸骨，所以那个小匣子对每个人曾经存在做了最后并且永恒的说明。尸骨成为人们在世，在言语中存在的唯一印迹，这是与资本主义文化的进一步实践相关的。这种相关性首先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从19世纪，每个人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的一小块地方，一个匣子，这就是对个人存在的最终保存。而与此同时，墓地为何与“死亡崇拜”，对人的存在的尊重和最后敬意相联系但却被移至城市边缘了呢？ 因为恐惧死亡。对死亡尊重说明了死亡意识的出现，同时也说明了对死亡的恐惧和掩饰，人们不仅不想看到死亡，死亡成为禁忌，人们也不想想到死亡，墓地因而不会再被安排在城市中心。同时由于死亡与疾病（随着医学对神学的接替，生病不再是与认罪相关的事件，而成为医学科学的对象）相联系，如果墓地和死亡发生在教堂，发生在城市中心，那么疾病和死亡就会伤及周边的人，所以墓地一定要被迁移。因此可见墓地的移位是与文化的变迁，死亡意识的变化，资本主义意识的普及等相关的。而曾子引《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式的为自然守护一段时间的躯体的生死观则与此完全不同。

    如果说墓地体现了世俗时间的废止和死亡的可怖与永恒的话，那么博物馆作为一个异托邦则体现了时间的积累。“整个17世纪，一直到17世纪末，博物馆和图书馆一直是某种个人选择的表现。”根据福柯对知识史和历史的重新考察，直到17世纪建立博物馆和图书馆都不是一个社会的公共普遍意识诉求，而是（贵族等的）个人兴趣的选择，而“相反，积累任何事物的观念，构成某种一般档案资料的观念，在一个场所里拥有一切时代、时期、形式和趣味的愿望，建构一种拥有各个时代的场所（这一场所存在于时间之外，免遭时间侵蚀）的愿望，在某个不变场所中组织起某种时间的永恒无限的积累的想法，所有这一切均属于我们的现代性。博物馆和图书馆就是体现出19世纪西方文化特征的异托邦。”博物馆在19世纪的出现，表征了新时代的时间观念。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欲望是要建立时间之外的永恒存在的场所，而这个欲望的出现要表达的正是我们对知识和历史的起点和终点的终极寻找和占有，正因为如此，在一个有终点和起点的线性时间的二项的另一面是人类对永恒想法的设法弥补。所以说博物馆和图书馆同样如墓地的位移般体现了19世纪西方文化的特征，体现了启蒙的宏大理想的一个侧面。博物馆异托邦的存在构成了时代表层时间观念的反题，与对死亡的惧怕一样，资产阶级及其泛化的文化惧怕时间的有限性，想占有时间的永恒性，想在一己之身内积累所有的时间，这也是某种历史终结论欲望的反应。博物馆异托邦就是这种愿望的体现，而它又反过来以并置时间的方式废弃了时间，废弃了时间的线性流逝，在积累时间的意义上表征、反映、呈现了资本主义的时间逻辑和愿望。

    “理想的秩序”：殖民地、花园和船

    今天当我们谈论去殖民的时候，天然的是被殖民者反殖民的立场，从福柯这里我们发现，欧洲也面对去殖民问题，但是是去殖民者立场以获得对新历史境况和主体位置的自觉。关于“异托邦”在西方社会的功能，福柯提到内部幻觉空间和外部补偿性空间，福柯说妓院在社会内部有效地提供了一个幻觉空间，在那里真实空间的伦理机制不再有效。与这种异托邦相对应，“另一种异托邦，创造一个不同的空间，创造一个与我们的空间同样完善、严密和妥善安排的不同空间……这或许是并非幻觉性的异托邦，而是补偿性的异托邦”。殖民地异托邦对西方社会而言要表达的一个含义是实现对所在现实的补偿和对所在国现实秩序的反抗与否定。福柯认为几乎所有的殖民地都有着这种补偿性的“异托邦”功能：“在某些情况中，在地球空间的全面安排方面，殖民地起了异托邦的作用。比如，我想到了17世纪第一次殖民化浪潮时由英国人在美洲创立的清教徒社会，这些社会源出其他绝对完美的地方。”英国人在17世纪殖民美洲的一个动力是去别的地方建立“绝对完美的地方”，所以有了“在南美洲创立的耶稣会会士的特别殖民地”，“在这些殖民地中，的确实现了人类的完美。巴拉圭的耶稣会会士建立了一些在其中的每个地点生活都被安排得很好的殖民地。在长方形的广场周围，村庄根据严格的布局来分布，在广场的深处，有教堂。教堂的一边是中学，另一边是公墓，一条林荫道展现在教堂的对面，与另一条呈十字相交。沿着这两条中心线，每个家庭都有它的小屋，因此，基督的符号如实地到处再现。基督教徒是这样用他的基本符号来标出美洲世界的空间和地理的。”这个井然有序的“绝对完美的世界”，实现了“上帝的理想秩序”，抗议了英国国内的混乱状态。自然从被殖民者的立场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何西方有些国家的清教情结为什么那么严重，他们要为他人建立“美好秩序”。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妓院和殖民地这两种极端的“异托邦”之间的广阔空间是船：“妓院和殖民地是两种极端类型的异位。如果你认为，比如，船舶是一个浮动的空间，一个没有处所的处所，靠自己的各种装置而存在，它本身是自我封闭的，同时又驶在一望无际的大洋上，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从一个轮班到另一个轮班，从一个妓院到另一个妓院，一直抵达殖民地，去探寻在花园里留待发现最珍贵的宝藏，你会明白，为什么16世纪以来一直到今天，对我们的文明来说，船舶同时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手段……而且是想象力最伟大的宝库。船舶乃是出类拔萃的异托邦。在那些没有船舶的文明中，梦想干涸了，间谍取代了冒险，警察取代了海盗。”船舶异托邦是一个没有确定处所的反位所的游动异托邦，这个空间实现了从妓院到殖民地的连接，没有船舶，殖民地是无法实现的。船舶实现了不可能的秩序，它将人们带到可以建造理想的圣经秩序的殖民地。同时，船舶在象征的意义上与妓院一样将人们带入梦幻之地，在那里一切位所秩序和逻辑不复存在。船舶连接了未知、冒险和新秩序，所以它代表了船上主体想象力的伟大宝库。福柯在这里并没有批判船舶与殖民的关系，而是主要展示船舶对冲出日常位所的意义，驰骋着想象力的帆，船舶在一个没有标记的位所中发现了、创造了“特殊的辉煌”。当然这未知地标的位所正如洛克所说的“无主荒地”一样带着殖民者的标尺，他们正是要到别人的花园里寻找珍宝。

    关于花园，福柯说：“然而，以矛盾对立方式出现的这些异托邦最古老的例子莫过于花园了。我们应该记住，在东方，花园作为一个迄今已有几千年历史的令人惊叹的创造，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据说带有复杂的叠加意义……地毯最初就是各种花园图形的模仿复制。所以花园就是一种地毯，整个世界在其中实现了某种象征性的完善，因此地毯是在空间中移位的花园，而花园就是世界最小的部分，同时也就是整个世界。”花园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测历史和权力的空间：花园如何设置，是法国式的整饬还是英国式的杂乱，这不是没有意义的，英国曾经以杂乱无章作为园林的标准，而这实际是要跟法国的整饬美自然观相对抗；花园种什么样的植物、如何安排各种植物的位置，花园主人要看到什么都是有文化意味的。园博会因而也像其他博览会一样展示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拥有物种的能力。福柯认为在花园这个古老又延续至今的空间中，空间意图与权力复刻在花园的布局中，而地毯则是花园的室内化。在这个局部化的空间中，世界整体的各不相同的空间同时出现在一张画面上、一个地毯上或者一个花园中，人们通过这一个空间好像感到自己站在了世界的整体之上或之外，这个小小的异托邦呈现和容纳了各种空间。这也反映了人类的某种愿望，即求索和制造一个世界全景，也就是说希望自己像上帝一样再造和模仿一个真实的上帝创造的世界，并能在这个再造的世界中亲眼目睹整个上帝所创造的世界的秩序。从文化研究的意义上看，福柯对花园的分析显然是一种认知和图绘空间的方式，花园异托邦有其考古学和谱系学的含义。但是，作为一种普遍的联想，我们也许会询问为何在所有的人类文明中，花园都构成了皇宫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花园里，世界和国土的每一方都叠加在一起。人们正是通过这种对一个个不相关的各方空间的异质叠加和并置，诉说着自己的空间愿望和理想，把主体对象化和客体化，花园就仿佛镜子，镜像了主体的内在欲望和无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