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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文物市场和部分友人手中出现不少名人手札。其中有两幅均为著名学者俞平伯先生致先师刘叶秋先生，且内容均与篆刻有关。因为我是刘叶秋先生嫡传弟子的缘故，清华大学刘石教授和北京大学潘建国教授近日分别向我出示这两份手札的书影。第一份内容如下：
叶秋仁仲：顷寄一函，因思及此章较小，恐费目力也，旋得惠书，知已刻就。铁笔如意挥洒，极妙极妙，布置又妥，感纫之至。近患清恙为念，必俟全愈后方宜出外，原章留存本不亟亟。诸祈保重，怱复，即候痊安平伯
十月卅一日
据文中记载，先师曾为俞平伯先生刻制一方小章。文末所署“十月卅一日”，我根据相关材料推算，应该是1973年。翌年一月，俞平伯先生在给先师另外一幅手札中就用上了这方小章。该札使用荣宝斋笺纸，内容为：
嘉乐味兮 一九七四年元月集摹《会稽颂》元申屠马冋摹本字。叶秋贤仲粲存。平伯时年七十有五。平伯（钤章）
据文末跋语，知此札为俞平老将其所摹篆书《会稽颂》申屠马冋摹本赠与先师（此事相关背景故事详后），而落款所用朱文“平伯”钤章，正是上札中提到先师为俞平老所刻的那方小印章。
刘石先生和潘建国先生不但学问深厚，而且酷嗜古物收藏。对老一代学者更是敬仰有加。但他们都对我讲，他们素知先师学问深厚，但在见到俞平老手札之前，却不曾了解先师尚擅治印。这让我感觉到，老一代学者的离世而去，实际上带走了不少历史。作为先生唯一亲炙弟子，我有责任把先生的这一雅好写出来告诉世人。同时，这两份手札都与俞平老与老师之间关于篆刻印章一道感人交往相关。于是，此事不但引起我对先师治印之道的回忆，同时也更加感念与这两幅手札相关的先师和他的老师俞平伯先生有关印章那段感人肺腑的师生之情。
一
先师刘叶秋先生不但学养深厚，而且雅嗜颇多。这一方面是出于个人兴趣，另一方面也是学养积累的需要。1982年，我负笈入关，来到南开大学，师从先生攻读笔记小说方向硕士学位。第一次见到先生，他就特别强调做学问“通”字的重要。他说，天下学问和知识都是相通的。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得草书笔法；吴道子由裴昱剑术，揣出线描神韵，均印证此理。先生本人就是这样一位学问通才和才艺通才。他本人工作职业为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室编审，为《辞源》第二版修订版三位主编之一（另外两位为吴泽炎、黄秋耘）。从学科角度看，这应该属于语言学范畴。可是先生指导我的专业方向却是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下的“笔记小说研究”方向。他在自己的杂著结集《学海纷葩录》自序中说：
学无止境，书难尽读。贵在心知其意，触类旁通。言文一致，说写俱精；文史并重，情采兼顾；研诂训以解章句，究义法以析篇章，间以其馀，旁攻艺事，求“学”与“艺”之统一；为自少至老所始终致力，且用策励生徒者。
第一次见面，先生对我的训导，可谓这里“策励生徒者”的具体注脚。先生诸多雅兴中，治印是先生十分喜爱并有过名家师承和刻苦钻研实践的一项。
先生从蠡县吕梅（熙宇）先生认字启蒙，从歙县吴检斋（承仕）先生习语言文字之学，从盐城孙蜀丞（人和）先生学作诗词，从武强孔贺才（培新）先生学作古文和书法、篆刻，又从怀宁邓叔存（以蛰）先生学习鉴赏文物、书画等美术常识。在大学期间，他又聆听顾随、朱自清、俞平伯诸师的教诲，还向叶圣陶、吴玉如、陈邦怀诸先生执弟子礼。善于从诸师学问中择善而从，融会贯通，形成了他渊博的知识结构和扎实的学问功底，使他在其他文史领域也造诣颇深。这些扎实雄厚的学问功底不仅是他整个学识的基础，同时也为他从事篆刻艺术提供极大的便利。先生曾经写过《略谈金石与篆刻》一文，系统总结梳理金石与篆刻的概念范围与演变脉络，并且从行家里手角度提出自己对学习篆刻一道的经验体会。他不仅对古代篆刻源流了如指掌，而且还能对历代篆刻名家成就高下作出判断，得出自己的篆刻价值评判取向：
至于治印之要规模秦汉，正是“取法乎上”的意思。秦时虽行小篆，其玺印文字，增减古籀，实近周制，到了汉代，则法度渐立，摹印自成一体，官私印有的浑厚，有的朴拙，有的精雅，风格各殊，诸式均备。经六朝唐宋，多历变革，汉法遂渐衰歇。至明文彭、何震，虽号称大家，所镌亦未窥汉印之妙。迨清乾隆间浙、皖两派的丁敬、邓石如等出，印学始渐恢闳。晚清的赵之谦、吴大澂和近代的吴昌硕，实为直承汉法，超越前代的大家。赵氏效法汉印，兼取秦诏、汉镜之神，巨细咸工，朴秀交至，天资学力，俱过前人，实能熔铸古今，自成一家，承先启后，厥功甚伟。吴大澂集金文，慕古钵，亦开印家无数法门。吴昌硕采《石鼓文》和封泥的雄浑古拙之趣以入于印，钝刀动笔，恣意纵横，继起为一代宗匠。学篆刻，追踪秦汉，取径一赵二吴，可跻上乘；是我的一贯看法。
深厚的篆刻知识和多年摸索实践，也形成他自己对于学治印者的条件标准看法：
我一贯主张，从事篆刻，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是长于书法，通晓文字学，使篆笔精严，点画不错，第二是懂得画法，善于经营布置，使印文之繁简疏密，各得其宜，第三是精于刀法，运腕自如，铁笔纵横，心手相应。具备了这三个条件，还得博览群书，丰富学识，提高自己的艺文修养，才能取法乎上，妙造精微，否则，工力即深，也不过是个凡工俗手，难脱匠气。因为古今的许多治印名家，如清代的金农、奚岡、赵之谦，近世的吴昌硕、陈师曾等，无一不是三绝兼擅，学养深醇以金石篆刻为余技的。
除此文外，先生还写过篆刻治印方面专门文章，如《奇气郁勃，腕挟风霆——略谈邓散木的书法篆刻》，《〈近代名家印集〉序》等。如此深湛的学问修养为他治印奠定雄厚基础。早年曾坚持治印，既有为自己所刻各种书画印章，也有为师长友人治印者。俞平伯先生手札提及先生为其治印，即为一例。
先生晚年曾有《自题印草》绝句一首及跋语，陈述自己对于学人治印的认识见解：
从来笔阵犹军阵，寸铁纵横百万兵。一艺自矜还自笑，雕虫射虎两浮名。（《自题印草》）
治印乃文人馀事，当通六书，精篆籀，益以学识涵濡，始能成为大家。俗匠欺世，不足语此。偶发咫论，识者哂之。甲子七月，北京刘叶秋。
可见先生治印之道所达到的境界。
二
先师与俞平老的印章交往，有过一段令人感怀的文坛佳话。1973年，俞平老整理了其曾祖曲园公（俞樾）所摹《会稽颂》残篆两种，自为跋语（即为前文潘建国教授所示手札）。先师根据清代钱泳《履园丛话》的记载函告俞平老，申屠马冋本刻石在绍兴府学；并云少时曾见邓石如的《会稽颂》写本。俞平老回信云：“钞示钱梅谿文，弥感起予之益，岂仅少许之助哉！”并据此补充上述内容，修订了跋语。同时还让先师在其跋语后写篇题记：
平翁老师以家藏曲园公摹秦《会稽颂》残篆大小字两本，与《史记》会稽刻石之辞对照，参酌《索隐》《正义》之说，撰跋语二篇，又校以申屠马冋本为附录一卷。考证详明，论断有据，不惟两本之渊源异同，瞭如指掌，且足正史文之讹，补注释之阙。复钩勒原篆，别为一册；摹拟曲园公书迹，录序册首，并皆笔势精妙，神采焕然，俾与跋语合观，更便研讨。惠及后学，功留文献，岂仅珍重先人手泽而已哉！ 一九七四年甲寅元月刘叶秋。
俞平伯先生认为先师的这段题记，说得简明而具体，十分满意，并为先师的摹篆之本题词：“叶秋重摹精审，跋语另册，兼留副墨，以广其传，感其倦倦之意甚盛！ 豈惟文字因缘，令人长忆三十年前惠园共学时也。”
1974年冬天，先师以三十多年篆刻的印拓，编为《霜桧楼印存》一、二集，先后请俞平老题跋，俞先生欣然命笔：
叶秋同学贤仲，早岁即耽治印，曾为刻一名章，见本编下册。后又承惠新镌数石，弥见道美，殆如良辅所谓矩度既正，巧由熟生者。此虽论歌曲，或亦通于其他技艺欤？ 顷以《霜桧楼印存》属题，自云视力稍减，而其技与年俱进。他日挥洒铁笔，当更自在也。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俞平伯识于京寓，时年七十有六。
观自题云三五日刻一石，锲而不舍之诚与得手应心之乐，并见于斯编，则余前跋所云巧由熟生技与年进者，洵不虚也。又得欣瞻元澂夫人新镌十石，倡随切磋，俪采相彰，尤为嘉话云。时丙辰三月，腕疾稍愈，为叶秋仁仲题《霜桧楼印存二集》。俞平伯
前跋中“良辅”乃明代著名戏曲理论家魏良辅，所著《曲律》总结“昆山腔”体制，号称昆曲之祖。所述虽系论歌，其意可通他艺，俞先生精于度曲，故引用“矩度既正，巧由熟生”一语以言篆刻之甘苦。“元澂夫人新镌十石”即指二集中含师母汪元澂先生所刻十枚印章。先师与师母志同道合，雅趣相同。不但一起治印写字，还一起拉琴唱戏等等。所以俞平老用“倡随切磋，俪采相彰”形容先师与师母的琴瑟和美。这让先师和师母“颇感亲切”（刘叶秋《学海纷葩录·从惠园到南沙沟——记与俞平伯先生的文字姻缘》）。
不久，俞平老到先师家里做客，将其四叔父印谱一册赠与先师，并题词卷首云：
先四叔父（讳箴玺）所治印谱，偶附题识，其年最早者为1891年（光绪十七年辛卯），距今甲寅八十余年矣，犹存故箧。会叶秋贤仲时顾小楼，喜其研攻琢刻，与年俱进，即以赠之，时1974年12月也。平伯。
俞平老将自己亲叔父所治印谱慷慨赠与先师，可见他们师生之间交情有多么深厚。局外人不大了解的是，先师与俞平老这段关于印章频繁交往的时间背景，正是在他们两人人生最困难的时刻。1973-1974年，虽然“文革”“破四旧”风暴过去，但政治压倒一切的风向没有改变。“文革”以来被打倒迫害的人也均在受压状态。俞平伯先生早年因为《红楼梦》研究的风波，一直被打倒在地，尚未平反。而先师因为政治问题，“文革”前勉强在商务印书馆以临时工身份参与工作。“文革”爆发后则处于失业状态，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被商务印书馆纳入正式职工。当时一家五口人仅凭师母一个人的工资收入维持生活。就在此境遇下，他们仍然如此乐观面对生活。其人生态度和精神境界，足令我辈顶礼膜拜，受益终生。先师对此段交往不无深情地说：“我和俞先生能够同寓京华，常常聚首，商量文字，赏鉴金石，在寂寞中互相慰藉，确实是很难得的！”（同上）
在《霜桧楼印存》的基础上，先生曾计划平生治印百枚后收官，以“百印堂”结集留存，可惜未能实现夙愿。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师从先生问道时，曾多次赴京，得先生耳提面命。当时先生家中住房紧张，曾在两个房屋之间自己搭建一仅二点七平方米的窄小书房，先生自命名为“二密栖”。即便如此，为读书治学写字方便，他还经常晚上在单位办公室过夜。我曾几次陪伴先生在办公室过夜。在附近简单用过晚餐并散步之后，我们回到办公室，有时各自读书，有时先生兴起，便铺开纸笔，挥毫书写，并钤上先生自己刻制的印章。先生曾允诺我，待写字治印状态进入佳境时，顺便为我写字并治印。因为先生身体非常健康，所以总觉得此事不急。不想1988年先生退休一年后，竟然因心肌梗塞突然离世。得到先生墨宝和治印的愿望成为永久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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