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前世今生

——《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之十侧记

邹晓东　李自强《中华读书报》（ 2022年06月01日 06 版）

一、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论题已彻底过时？抑或将有新的爆发？

《文史哲》杂志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相关论域拥有较为深厚的积累。20世纪50年代，《文史哲》曾是“五朵金花”（其中至少三朵主要盛开于《文史哲》）之一“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的主要园地，“亚细亚生产方式”是该讨论绕不开的一个话题。1951年，童书业在《文史哲》第1卷第4期发表《论“亚细亚生产方法”》；1952年，日知于《文史哲》第2卷第2期发表《与童书业先生论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与之商榷，童书业同期发表《答日知先生论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文史哲》编辑部在新的学术范式下策划举办了“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问题”人文高端论坛（2010年），并兴办“中国社会形态”名栏（始于2010年），推动相关经典议题重估与升级。自2021年第1期开始，《文史哲》杂志又常设并强化“文明互鉴与中国道路”栏目，为在更广阔的资源与背景中开拓中国文明演进路径研究的新境界搭台。“亚细亚生产方式”论题可被视为上述经营的起点之一。

诚如李红岩、陈卫平在论坛发言中所言，中国学界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论题的探讨，可以说伴随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全过程，尤其在20世纪30年代、50至60年代、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90年代初显示出了与现当代中国大历史进程共振的态势。但也正如李红岩、卜宪群等嘉宾在论坛上所指出的那样，世纪之交以来，“亚细亚生产方式”论题明显归于沉寂，青年学者对之已经比较陌生。近三十年的沉寂，究竟意味着该论题已经被学术史彻底淘汰，还是预示着迟早要有新的大爆发呢？

2022年5月7日，《文史哲》编辑部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道路”为题，举办了第十次《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本次论坛同时发布“2021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涉及“从孔夫子到马克思”“党史研究学术化范式”“辛亥晚清热”“渐成气候的家哲学”“后疫情时代”“元宇宙创世”等精彩话题。这也是《文史哲》杂志和《中华读书报》第七次联袂发布“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该活动与“《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已经形成相互策应的品牌格局。“《文史哲》杂志第十次人文高端论坛：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道路”，旨在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新思考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深刻含义，与时俱进地刷新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的认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的20名资深学者，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和考古学跨学科协作、跨学科切磋的方式出席了本次人文高端论坛。

《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教授在主持本次人文高端论坛时，这样表示：围绕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概念，中国学界已经争论了100多年，收获了许多重要成果，也留下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作为20世纪50至60年代、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亚细亚生产方式”大讨论的重要平台，《文史哲》杂志有必要在“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展开百年这样一个关口，和学界一起总结既有讨论及其成果，并在新的背景下对中华文明和中国道路的关系做出新的探讨。“在新的背景下对中华文明和中国道路的关系做出新的探讨”这句话，点出了《文史哲》编辑部策划本次人文高端论坛的初衷。那么，本次论坛能否成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激活“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深具东方关怀的马克思论题的一个开端？

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须先跟随论坛嘉宾提供的线索，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论题历次勃兴的焦点与轨迹。然后，我们还需结合当今中国的时代显题，看看“亚细亚生产方式”论题是否有望再次成为新的时代议题的聚焦点。本次论坛在后一方面，同样为我们提供了丰盛的思想饮食。

二、轨迹：从附从“普遍主义叙事”，到言说“特色发展路径”

众所周知，马克思所提出的人类社会发展理论之梗概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然而，正如任剑涛在论坛发言中饶有兴味地指出的那样，“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属于历时性叙事，并且这五种社会形态具有普遍性——而“亚细亚生产方式”在命名上属于地域性叙事，标示着一种地方性特殊社会形态。马克思为什么会在五种普遍形态（按时间顺序依次演进）所构成的理论框架下，引入一个地域性的特殊形态概念呢？这个问题，实际上给20世纪30至60年代的讨论者们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但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90年代初这两个“新时期”时间节点上，“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缺乏明确归类的地域性特殊社会形态概念反而成了“旧瓶装新酒”的最顺手器皿。

正如张广志在《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回顾与反思》一书中所概括的那样，在苏联和日本相关讨论影响下，中国学界在20世纪30至60年代几乎尝试遍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某种特殊社会”“某种过渡社会”“贡纳制”等等可能解释，并在苏联主流观点匡范下主要持“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奴隶制或封建制生产方式”的观点。这一时期，苏联主导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侧重注意防范将“亚细亚生产方式”从五种普遍性社会形态中独立出来，进而“企图利用东方特殊性为借口宣称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对东方没有现实意义”的倾向。诚如陈卫平在论坛上所言，尽管20世纪30至60年代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意在通过界定中国“昨天”的社会形态来定性中国“今天”的国情，但就大流而言，这一时期的讨论主要旨在将中国社会发展史纳入“五种普遍形态依次演进”这一马克思的主要理论框架中。“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在当时尚未成为探讨中国特色发展路径的论题依托。

上述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尤其是在90年代初有了较大改变。陈卫平指出，1980年代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是在刚刚改革开放并反思“文革”的背景下进行的，具体观点虽有分歧，但几乎一致落脚在邓小平提出的“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这一国情判断上。政治现代化，与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任务，一道显题化。这一时期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封建专制”观点，尽管在时政层面发挥了为改革开放和告别“文革”鼓与呼的积极作用，却也将“亚细亚生产方式”所代表的中国国情简单视为亟需全盘否定、亟需尽快摆脱的“敝屣”，未能由此引申出对特色发展路径的深长探索。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时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当时，中国理论界和社会上均存在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是否相容的疑问。为此，正如陈卫平所指出的，这一时段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与对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认识、评价密切相关，其主旨是：中国是在尚未“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的历史条件下直接由“亚细亚生产方式”跨入社会主义的，这样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必须以大力发展生产力为根本。陈卫平表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讨论背景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辩，一方面为生产力落后的旧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作了辩护，呼应了改革开放之初存在的“补课”论，另一方面为把中国的国情确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供了理论支撑。“亚细亚生产方式”论题与当代中国特色发展路径的探索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三、辩诬：“国家权力主导论”不等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以专制主义为本质”

《文史哲》编辑部曾于2010年举办过题为“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问题”的第三次人文高端论坛，与会嘉宾经过为期两天的研讨形成了如下重要共识：在秦至清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与现代社会不同，权力因素和文化因素的作用要大于经济因素；自秦商鞅变法之后，国家权力就成为中国古代的决定性因素，不是社会塑造国家权力，而是国家权力塑造了整个社会。这一共识，我们可以命名为“国家权力主导论”。时隔12年之后，在2022年的这次《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上，多位嘉宾的发言再次印证了“国家权力主导论”这一共识，并在技术层面刷新了相关认识。

嘉宾们不约而同地将分析“亚细亚生产方式”或传统中国社会形态的切入点，放在了土地所有制上。仲伟民在发言中表示，尽管传统中国土地制度非常复杂，但从制度和文化层面来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并不是一句虚话，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实现，并充当专制主义的统治基础。黄玉顺亦认为，土地国有制和国家权力主导相结合正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主要特征。孔令栋教授表示，马克思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其本质就是在原始公社解体以后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若以中国为典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话，其基础就是土地国家所有制。相应地，“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最大特点就是国家作为所有者在经济或生产过程起主导作用（这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区别其他社会形态的关键标志），相应地，国家与直接劳动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就是传统中国农耕社会的主要关系和矛盾。一方面，传统中国农民不依附于领主，而是直接依附于国家，要靠国家提供土地、提供保护，愿意担负税赋徭役等相应代价；另一方面，国家也需要维持数量庞大的农民，这样才有稳定的赋税徭役来源，才能维持其统治。在这种格局下，农民和国家之间很难有第三方存在，传统中国注意打击豪强、防止土地集中，这既是农民的需要，也是国家目标。孔令栋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种独特的生产关系，一直是中华民族性格的秘密编码与重要基因，直到现在仍是我们理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独特规律、理解现代中国崛起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视角。

那么，“国家权力主导论”图景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否如主流见解曾经认为的那样，等于“专制主义”或以“专制主义”为本质（例如，宋培军介绍说，“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带有原始部落血缘共同体、专制制度政治共同体的双重属性，它是东方独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视之为西方诸生产方式演进的逻辑起点），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亟需抛弃的“敝屣”呢（例如，黄玉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必须“走出亚细亚生产方式”）？仲伟民在发言中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尽管模糊，但抓住了东方社会的本质。那么，“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所抓住的“东方社会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是“专制主义吗”（仲伟民认为并非如此）？针对此一问题，易建平表示，学界以往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以专制主义为本质”的讨论大都是在价值判断层面打架，我们今天则要提倡用科学的方法和程序去探讨这个事实的真相。他进而指出，“亚细亚生产方式”在概念界定上确实等于“专制主义”，并且19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社会亦符合专制主义的特征——19世纪西方人的错误在于，在认定“亚细亚生产方式以专制主义为本质”时，他们误将当时所看到的中国社会形态认作了东方自古以来的社会权力结构形态，也就是说缺少了对东方社会形态的历时性专业考察。甚至，对于儒家所主导的中国传统社会（包括19世纪西方人眼中的当时中国社会），究竟是不是不讲个人的“专制主义”，姚洋亦提出了矫正性看法。他指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认为“中国社会只讲共同体而不讲个人”，但从“儒家与共同富裕”角度审视传统中国社会，则会发现儒家主导下的中国传统社会在微观上支持个人主义，在宏观上才强调集体主义。

回到土地所有制问题。仲伟民在发言中表示，土地制度的复杂性是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最近相关的研究成果表明，我们已经不能简单用公有或私有概括历史上的中国土地制度。牛方玉的发言，经主持人王学典归纳后，更是直接突破了公有制、私有制二分的怪圈：公有制和私有制长期以来共存于每一种社会形态中，不存在纯粹的私有制，也不存在纯粹的公有制，东西方社会都是在所有制的二维结构中不断演进的。姜义华的精彩发言指出，认为中国素来没有土地私有制而只有土地公有、土地国有制，或反过来，坚持中国是封建领主以及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占支配地位，不承认自耕农、半自耕农的土地权利，都是将问题简单化了。在展示了自己所提出的由“天下为公”（国家承担平均地权的职责）、“天下为家”（小农以家为单位拥有小片土地和有限财产）、“天下为私”（地主经济）所构成的“小农社会三能级的结构性纠缠”这一图景之后，姜先生介绍说，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同时存在着土地国有制、大土地占有制、大土地所有制、中小土地所有制、残余的村舍所有制等形态，近年来已经成为学界总体倾向。李治安在发言中从“土地国有制框架与多重性地主土地占有”“国家权力主导社会经济及管制编民社会”“地主经济和皇权官僚政治的相互依存支撑”“从西周宗法制到‘纲常’‘君父’至上”四个方面，对传统中国社会的运行及发展模式进行了解析。这一解析，用孔令栋发言中的话来说就是，中国传统社会后来出现的“纲常”“君父”至上现象，即便是一种“专制主义”，那顶多也只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结果，而非“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本质。

四、展望：“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本土化”转型中焕发新生机

如前所述，“亚细亚生产方式”论题在中国理论界具有随时代背景变迁而翻新的重要意义，尤其是随现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经历了从附从“普遍主义叙事”到言说“特色发展路径”的变迁。如何才能既不失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又与时俱进地继承、推进这一“善变”的论题呢？卜宪群在论坛上表示，学界应该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的位置、“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传统尤其是早期中国的制度文明的关系、“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这三个方面，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论题进行系统性考察与阐发。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的位置，任剑涛、黄玉顺发言表示，“亚细亚生产方式”在马克思的论述中指称的是一种特殊形态，在感情色彩上是一个贬义概念。在任剑涛看来，马克思引入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形态，并非为了补充或挑战五种普遍形态依次演进的理论，更多地是为了显示东方社会对普遍性历史进程的某种不恰当抵抗。何中华在论坛发言中认为，马克思晚年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与马克思早期所奠定的唯物史观基础是融洽的，并不存在两个马克思之间的断裂问题。何中华还指出，“亚细亚生产方式”命题的意义不在于“描述性”而在于“规范性”，这种“规范性”对认识中国社会的过去和未来深具启发价值。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传统尤其是早期中国的制度文明的关系问题，多位论坛嘉宾一方面指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框架有着浓郁的西方经验背景，另一方面强调马克思当年对中国与东方的历史与实际了解很不充分。易建平指出，19世纪欧洲对中国的了解既不专业也不全面，错将当时所看到的东方社会发展状况误认为是东方自古以来的社会形态和权力结构。姚洋、仲伟民指出，19世纪欧洲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深刻的改变，由17—18世纪近乎着迷的“中国文化热”转向了黑格尔式的鄙夷。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难免受制于当时欧洲知识界的上述认识局限。基于相关考虑，论坛嘉宾郑永年从方法论角度表示，“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提出有着浓郁的西方社会历史经验背景，我们要坚持的不是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重新观察我们的实践经验和历史道路，与时俱进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述所论，与王学典主编和《文史哲》同仁近年来所着力阐发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转向、把中国“中国化”动向，高度相契。可以说，关于中国文明以及关于任何文明的历史研究，从来都不是为了历史本身。我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是历史的产物，正如陈卫平在发言中所说，研究“昨天”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今天”，从而更好地走向“明天”。用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阐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同样不能走削足适履的教条主义路线，而是应该善于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调校模型，并用不断升华、不断优化的理论帮助我们更好地“看清来路，认清去往”。

部分嘉宾从历史、考古、哲学等角度，尝试对既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进行调整，尤其注意用中国历史文化经验去检讨已有模型中的西方本位痕迹。沈长云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源于原始社会公共服务管理职能的独立化，这种统治与奴役的关系建立在原始共同体内部成员分化基础上，与建立在共同体以外的奴役和剥削基础上的西方道路是完全不同的。许宏从考古学角度指出，中国文明的道路自起点处即独特——与那种倒因为果的“大规模水利灌溉导致东方专制主义出现”的西方论断不同，青铜礼乐文明才是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距今大约3700年的“二里头文化”）的主要催生因素，这一催生也是“中国之中国”向“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进发的关键节点。何怀宏借助“周文”和“汉制”这两个概念对中华文明的源流进行了阐释：从西周初叶中国开始强烈呈现出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特色，标志是尊尊、亲亲、贤贤原则的确立；汉朝在继承秦制并吸取秦朝教训的基础上，在政治上独尊儒术，让传统中国有了恰当的指导思想，按照德行和学问的标准建立起了常规化和制度化的社会差序格局；汉制是周文和秦制的某种结合，同时超越了秦制和周制。鲁西奇在其乡里制度研究基础上将视域拓展至乡村社会史，并基于传统中国乡土经验，对“个体不能单独生存—必须交往互助—建立规则构成社会”这一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主流理论进行了反思，并以“权力构造了中国古代社会”命题再度次呼应了《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之三（2010年）所达成的“国家权力主导论”共识。

无论如何，马克思所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特殊社会形态概念，以及这一概念的可塑性，为我们在今天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议题，留下了名正言顺的弹性空间。尽管“亚细亚生产方式以专制主义为本质”这一极端提法不符合中国历史和现实，但关于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的“国家权力主导论”共识着实又与马克思在“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中对国家权力的强调高度相契。诚如陈卫平所言，发生在中国理论界、思想界、学术界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百年探讨，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有益尝试。宋培军认为构建中国道路无法回避“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历史起点，冯颜利强调要从全球大视野和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大历史观来思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今天继续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应该像李红岩所说的那样，需要明确时代需求、时代问题，注意学术史的梳理，强化对马克思在建构唯物史观过程中所运用的思想方法的研究，并注意从中引出对新学术问题的解答。

山东大学常务副校长王琪珑在闭幕致辞中表示，“亚细亚生产方式”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问题，更关系到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认识，关系到我们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解。本次论坛是多年以来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的又一次学术高峰，必将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我们不能辜负这个需要理论和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和思想的时代，要努力为弘扬中华文明、繁荣学术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五、附录：论坛嘉宾（含单位）及发言题目

姜义华（复旦大学）：天下为公、天下为家与天下为私：小农社会三能级的结构性纠缠——中国历代土地权利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特质

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亚细亚生产方式”与西方思考东方的方法论传统

卜宪群（中国社会科学院）：谈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的现实意义

姚洋（北京大学）：儒家与共同富裕

沈长云（河北师范大学）：谈中国古代的亚细亚社会形态

何怀宏（北京大学）：周文与汉制——传统中国的道路

任剑涛（清华大学）：普遍论、例外论与中国道路：“亚细亚生产方式”再思

李治安（南开大学）：中国古代史基本问题若干思考——以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视域为重点

许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见上古中国文明的特质

陈卫平（华东师范大学）：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

鲁西奇（武汉大学）：权力“构造”中国古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