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向苏联上书的次数和对象

    倘把爱新觉罗·溥仪著《我的前半生》作为学术的起点，那么，历时将近六十年，通过研究者的努力，已经发展出该书稿完整的学术史。微缩而言，溥仪在苏联关押的五年，究竟给苏方写过多少次正式的信函，都是写给谁的呢？ 这在溥仪研究史中是非常小的一个问题，然而，即便问题很小，人们对它的认识也会产生常识性的变化。

    《我的前半生》第七章《在苏联》第一节《疑惧和幻想》很简要地提及三次上书的问题。“我在苏联的五年间，除了口头以外，共三次上书给苏联当局，申请准许我永远留居苏联，三次上书，一次是在赤塔，两次是在两个月以后迁到离中国不远的伯力。这三次申请，全无下文。”

    依据经历自述人所言，便产生了“三次上书”说以及“上书给苏联当局”说。改革开放以后，溥仪研究发达起来，历史学者们遵循溥仪的说法，雷打不动。不妨找出一篇代表性的文章看看。收录于李立夫主编、王文锋执行主编《溥仪研究·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的赵英兰文章《溥仪抑留苏联五年的思想浅析》是这样表述的：

    在赤塔，苏联当局第一次要求溥仪交代日本所犯罪行时，溥仪就迫不及待地上书斯大林，“请求允许他永住苏联”；在伯力，苏联当局派来珠宝内行人，对溥仪带来的珠宝一一登记，溥仪利用这个机会再次上书，要求留住苏联，还“要我们三个‘学生’（指溥仪的三个侄子毓嶦、毓嵣、毓喦━━引者注）也递上‘申请书’”；1949年7月29日，溥仪再次上书斯大林表明自己的态度，道出了他只是日本的傀儡之意，称苏联是“全世界最民主最进步的国家，而且是各劳动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救星和柱石”，保证“愿意同苏联人一样的工作和努力”，以报厚恩，并表示对苏联政府和斯大林“衷心感谢”，对其“钦佩那是极当然的，真是说不尽的”。这三次上书不仅表明了 自己的态度，也是对其未来出路的试探。苏联当局对溥仪的上书，既不表态也不回复，直到后来，得到确切的回国消息，溥仪才放弃上书苏联要求留居的念头。

    赵英兰文章变动了溥仪模模糊糊的上书给苏联当局的说法。它讲第一次上书是给斯大林的，第二次上书未说明对象，第三次上书还是给斯大林的。

    历史学者们立论的依据，不仅仅凭靠《我的前半生》。该书稿曾提及“我们这一家人”，特指溥杰、两个妹夫、三个侄子、一个医生和一个佣人。改革开放后，这一家人多数也写回忆文章。作为溥仪囚苏五年的同行经历自述人，他们的经历与末代皇帝的经历高度契合，构成人物传记史实不易证伪的同一性。这些国内文献有爱新觉罗·毓嶦著《末代皇帝的二十年——爱新觉罗·毓嶦回忆录》，爱新觉罗·毓喦著《我跟随溥仪二十年——末代皇子回忆录》，爱新觉罗·溥杰自述、叶祖孚执笔《溥杰自传》，溥杰与溥仪妹夫万嘉熙、侄子毓嶦合著的《溥仪在伯力收容所》，李国雄口述、王庆祥撰写《伴驾生涯——随侍溥仪33年纪实》，等等。倘把溥仪原著视为原始材料，那么，溥杰等人著作就是第一手材料，历史学者们从来不树无本之木，根据原始材料和第一手材料进行分析研究，这是最得学术要领的研究方法，实现了严谨的对原著内容的扩大和派生。

    然而，在溥仪研究这个领域，除了留意国内文献，还应该重视来自苏联的文献，即用苏联之眼来看《我的前半生》。爱新觉罗·溥仪著、王庆祥整理注释《溥仪文存》（群众出版社2017年版）的“编后记”谈到溥仪囚苏五年的文字留存时说过这样一句话，“苏方档案自1989年解密后也流露出来一些真实内容”。几十年前溥仪叙述了他经历过的这些真实内容，但不可能把这些真实内容带回国存档。《溥仪文存》还说：“溥仪当年写给斯大林的信件原件仍存苏联内务部，俄罗斯国家档案馆也保存着复印件。”似乎是根据这一类新史料，王庆祥、陈宏、张临平著《溥仪全传》（群众出版社2016年版）第十章《囚苏五载》第三节《伯力第45号收容所的亲苏之举》，把溥仪的说法颠覆了。

    溥仪在苏联拘留五年间，除了多次向苏方提出口头申请外，还五次上书苏联政府和斯大林，感谢苏联对他的照顾与支持，请求准许他永远留居苏联，学习社会主义，加入苏联共产党，均无答复。

    1946年1月11日，溥仪致信苏联内务部部长克鲁格洛夫，第一次递交了由溥杰代笔的留苏申请书，包括两封信函：一封是留苏请求，另一封是感谢苏联红军解放了东北……

    1947年夏，哈巴州内务局局长道尔吉赫中将视察哈巴罗夫斯克第45号收容所，溥仪再次给苏联政府写信，要求永远留居苏联。

    1947年12月9日，溥仪第三次递交留苏请愿书，感谢苏联政府让他作为证人在东京审判中出庭，也说出了他对日本关东军的痛恨和对苏联政府英明伟大的赞扬，“恳请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俾遂余能长期居住于苏维埃联邦内，得以研究新学识”。……

    当不上布尔什维克的皇帝忐忑不安，乃于1949年7月29日，第四次直接给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写信，以极为尊敬的态度，以近乎献媚的语气，请求斯大林允许他居留苏联

    ……

    1950年春，溥仪最后一次给苏联政府写信，要求永远留居苏联，苏联明确予以拒绝。

    《溥仪全传》对末代皇帝上书苏联一事，有如下三个看点：第一，上书时间除“1947年夏”和“1950年春”两封，都精确到年月日。赵英兰文章也仅仅是在说“再次”给斯大林的那封信件时，标明了日期。第二，重新标注了上书次数和对象。明确讲是五次上书，且四次是给苏联政府的，一次是给斯大林的。从上书对象来看，赵英兰文章说，第一封就是给斯大林的，而《溥仪全传》说只有第四封是给斯大林的。第三，当年溥仪撰写《我的前半生》时，可能记忆有误，且表述粗疏，亦缺乏充分的材料佐证。《溥仪全传》所征引，脱离了《我的前半生》以及其他经历自述人的视野，大抵来自苏联的档案文献。这就说明了伴随着时代的发展，研究条件的改善，溥仪研究者在细化、精确化历史方面的成就，优于他们的前辈。因为得到了难能可贵的域外文献，在披露史料方面避免了人云亦云，取得了新的发言权，才能搞出发展性征引，对原有史料实现质的改造和突破。

    再检《溥仪文存》和同一作者所著《溥仪年谱》（群众出版社2017年版），可基本证明《溥仪全传》的说法，但产生了一些变奏。

    《溥仪文存》云，第一次上书的时间是1946年1月10日，把《溥仪全传》的说法提前了一天，对该上书未引原信全文，采取断章处理的方式，且标目为“溥仪第一次上书苏联政府和斯大林……”第二次上书即《溥仪全传》所云第三次上书。王庆祥按语说，“俄罗斯军事档案馆已解密”。该上书披露了原信全文，起首标明收信方“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这封信即赵英兰文章未标明上书对象的那封信。王庆祥按语说：“同时，他授意族侄毓嶦和毓喦也写信给苏联政府，请求留居。”可证。第三次上书即《溥仪全传》所云第四次上书。该上书也披露了原信全文，起首标明收信方“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克里姆林宫莫斯科内阁总理斯大林大元帅”。《溥仪文存》未述及《溥仪全传》提到的“1947年夏”和“1950年春”两封信，且明言只有三次上书，维持了传统说法。而《溥仪年谱》却提及这两封信，它的其他表述与《溥仪全传》和《溥仪文存》基本相同，唯对第一次上书的时间表述，与《溥仪全传》同。

    要之，在溥仪向苏联上书的次数问题上，不同人的著作产生了内容上的差异，当与是否用苏联之眼有关；同一人的著作在内容上产生了差异，或者是因为铁环不推短时间内也还在滚动的道理，毕竟溥仪自己提出的三次上书之说，惯性太强。或者是因为《溥仪文存》的体例使然：对那两封未准确标注年月日的信件，作者并未见过苏联文献哪怕是部分内容，故无法构成“文存”，只能表述为三次。

    关于上书的对象问题，构成“文存”内容的第一封信只引述了局部，未见它揭示收信方，使人不便妄测信是写给谁的；“文存”未收之信，遑论寄书对象。此外，范鹏飞于2021年8月在台湾文史哲出版社出版了《溥仪新传》一书。该书第四篇《战犯改造》第一章《苏联囚徒》第三节《申请留居苏联》中说，溥仪“先后两次上书苏联政府和三次上书最高领导人斯大林”。聊备一说。

    《溥仪文存》在上书的次数和对象问题上，还隐藏着一个秘密：其在著录溥仪第一次上书的内容所作按语中说，“1946年5月10日，溥仪向苏联政府递交声明，要求接受属于他个人的贵重物品……”。“声明”算不算上书？ 倘算，那就是六次上书，这次上书的对象是苏联政府。关键在于，甭管这份声明是否明确表示了末代皇帝想留居苏联之意，但至少它有潜台词——留居苏联，逃避回国接受审判。

    个人著作所披露史实的可能欠准确性和不够细腻与学术研究追求历史真相的匡正发展性之间形成了矛盾，作为对前者的认识，后 者始终在悄悄地修改、弥补前者。这在溥仪研究领域“非常小的一个问题”上，充分体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