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家族的“文化”本质

    “义宁陈氏”从陈宝箴、陈三立到陈衡恪、陈寅恪，允为一门儒素，数代清华，值得研究分析其崛起、兴衰的内部外部原因，开掘其家族史蕴含的价值意义。三十多年来，研陈学界还没有找出这个家族最本质的内在元素。如果一只手抓住“文化”，一只手抓住“世家”，就可以避免从现象到现象，见树不见林，从而对这个家族留下的丰厚材料予以解读诠释，清晰地分析梳理其源远流长的书香传承脉络。

    中国近代不乏书香门第、文化世家，陈寅恪家族“义宁陈氏”即其中之一。“义宁陈氏”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显赫家族，不在于其官爵之高、财富之盛，而在于其文脉相传、代有才人，在近现代政治、文学、美术、学术上都有着引领时风之功（吴为山《走向现代的自觉与自信——陈师曾及其跨时代意义刍论》）。

    “文化世家”现象

    文化世家的大量涌现，始于南朝。当时自上而下重视文学的社会风气盛行，使得文学才能的高低成为衡量士人才学的标准。而各家族内部世代相传的文化积累和视文学为家学的自我意识，又为文化家族获得了形成、发展、延续的可能与动机。

    近百年来，在文史研究中采用家族视角并取得丰硕成果的学者，当以陈寅恪最有创见。论者谓陈寅恪治史，非常看重历史人物的家世、地域、人际关系、婚姻关系。他之所以关注名门望族在历史变迁之际所特有的保存、传承文化的作用和家世背景、家学渊源对一个人的影响，或出于自身之体验。对此陈寅恪有很深刻的论述：“治魏晋南北朝思想史，而不究其家世信仰问题，则其所立恐不免皮相……盖研究当时士大夫之言行出处者，必须以详知其家世之亲族联系及其宗教信仰为先决条件。”（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陈寅恪对世家情有独钟，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以及对中西文化的平行研究，是一种被各种激进言论所淹没和遮蔽了的文化洞见。

    家族史研究是史学研究的重地，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家族个案的研究常侧重于某一具体方面。作为其中最常用的标签之一，“文化家族”的研究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文化家族、文化望族、文化世族、文化世家等表述，虽然缺乏准确义界，但凭借“家族”隐含的血缘关系的天然性，“文化家族”在社会文化系统中的存在似乎无可置疑。目前对于文化家族的研究，也都在递代相继的前提下进行。文化作为家族精神的核心，贯穿其始终。这样，文化家族便成了血缘、地缘、学缘三种人际纽带相糅合的交点，受到学界重视。现有文化家族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不胜枚举，且各成体系（周志永《江南第一读书人家——唯亭顾氏的近代学术嬗变》，上海师范大学2015届硕士论文）。

    与文化学术界对家族特别是文化世家的研究弘扬相映成趣的另一个文化现象，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出版界相继策划出版了一系列关于近代文化家族的丛书。

    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策划出版了一套名为《文化名门世家》的丛书，收入新会梁氏、义宁陈氏（此书未见）、常熟翁氏、德清俞氏四种。

    2000年，长江文艺出版社策划出版了一套名为《中国近现代文化世家》的丛书，收入俞平伯家族、翁同龢家族、冯友兰家族、钱锺书家族四种。

    2000年，湖北教育出版社策划出版了一套名为《中国文化世家》的丛书，分为巴蜀卷、江右卷、江淮卷、荆楚卷、岭南卷、齐鲁卷、吴越卷、中州卷、三晋卷、燕赵辽海、关陇卷。从2002年开始出版，至2008年出齐。

    2013年到2019年，郑州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了一套名为《中国现代文化世家》的丛书，收入梁启超、陈寅恪、冯友兰、钱锺书等二十个文化家族的评传。

    这些成果的大量涌现，展示了人们对古今文化世家的关注，其中义宁陈氏占有很大的比重。

    “义宁陈氏”得名“陈门五杰”确立

    按照古人“三代承风，方为世家”的说法，一个家族必须三代薪火相传、每一代都崛起了有影响的人物，文化底蕴悠久深厚，才称得上“世家”。“义宁陈氏”从陈宝箴、陈三立到陈衡恪、陈寅恪，恰好符合这个条件，允为一门儒素，数代清华，值得研究分析其崛起、兴衰的内部外部原因，开掘其家族史蕴含的价值意义，以区域社会史的视角来观照这个家族的生成发展史，通过具体的研究来表达对耕读门风、书香传家的深刻理解。

    清雍正末年，陈宝箴曾祖陈鲲池从福建上杭县迁徙江西义宁州。由他发脉的耕读门风，中经陈宝箴祖辈、父辈和陈宝箴、陈三立的克绍箕裘、拓展升华，到第六代恪字辈达到了顶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散原老人陈三立已然确立了文坛泰斗的地位；陈衡恪诗书画印已卓然名世；陈寅恪、陈登恪执教上庠；陈隆恪、陈方恪赋诗填词，崭露头角。而陈寅恪凭借广博的域外语文知识，新颖的西方学术理念，深厚的国学基础，继王国维、陈垣之后脱颖而出，显露出引领潮流的史学大师气象。名父名子，先后辉映，不仅在诗文学问上一脉相承，而且在思想性格上也积淀形成了“独立特行”的品质特征和以中国文化为寄托的精神血脉，可谓“三代承风铸精魂，文化讬命生死以”。

    1943年，吴宓先生赞扬陈氏“一家三世，为中国近世模范人家……父子秉清纯之门风，学问识解，惟取其上，所谓文化贵族。降及衡恪、寅恪一辈，犹然如此，诚所谓君子之泽也……故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机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讬命者也”。（吴宓《读〈散原精舍诗〉笔记》）。吴宓准确地概括了陈氏一门的文化精神和文化理想，即坚持民族思想文化的独立自主性，反对文化殖民。在民族文化不断丧失的时势下，唯一可能挽狂澜于既倒的便是学术能够存民族文化之血脉。

    由于近世政治形势的影响，“义宁陈氏”沉寂了很长时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国学热”“传统文化热”中，文化学术界兴起了持续甚久的“陈寅恪热”，学界前沿顺延钻探到他的父祖兄弟、家世背景，引起了极大兴趣，发表了一批陈寅恪史学、思想、人格与他家世关系的文章。

    1979年，修订本新《辞海》（总第三版）为“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分立条目，开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民国人物大辞典》为他们分立条目的先河。

    1989年，义宁陈氏故里——江西修水县政协顺延《辞海》的思路，着手编纂《一门四杰——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史料》一书。首次将陈寅恪先辈生平事迹推介于世。

    1990年，傅璇琮在《陈寅恪文化心态与学术品味》一文中以义宁陈氏的家学渊源来解释陈寅恪的文化观和政治理念。

    1993年，刘梦溪在《陈寅恪的“家国旧情”与“兴亡遗恨”》一文中申论陈氏三代中国文化情结的连贯性。

    1994年，钱文忠在《义宁精神与陈学研究》指出“研究陈学并不意味着仅仅研究寅恪先生，我们面对的是义宁陈氏这一近现代文化史上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文化家族。”

    1995年，葛兆光撰《世家考》，指出“陈家三代真是文化人在近代中国命运的缩影，那种文化世家的传统，在这一家几代人身上特别浓厚；陈家三代真是文化人在近代中国抵抗命运的典型，表现出一种文化贵族式的传统精神，一种拥有自己的真理，不与流俗和光同尘，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精神”。

    2002年，修水县人民政府在修水县城为陈氏家族修建了“陈门五杰纪念广场”，在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四杰的基础上遴选吸收了我国著名植物学家、陈衡恪次子陈封怀。这比编印《一门四杰》资料集又进了一步。如果说《辞海》为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列目创造了一个特例的话，那么，“五杰广场”是故乡人民为陈氏家族创造的第二个特例。“陈门五杰”的称谓从此名成义立。2005年12月，修水县政协决定将原《一门四杰》一书增订再版，增加了陈封怀的生平事迹，将书名改为《义宁陈氏五杰》。

    一脉相承的文化精神

    在近代中国，国家政体与政策导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念也随之而变。在这一历史巨变过程中，传统的士绅阶层，面对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以及纷至沓来的西学，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分化蜕变，逐步形成新的知识阶层。不过，如果具体到士绅个人而言，我们又会发现，由于地域环境的差异、家学传承的不同、个人经历的迥异，他们在士绅蜕变的大潮中又各自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张建华、徐茂明《清末民初江南士绅家族的中西观——以苏州东山莫厘王氏为中心》）。义宁陈氏作为一个绵延二百余年的士绅望族，在近代社会的剧烈变革中，也同样经历着对中国文化蜕变、守望、融合的困扰思辨。从陈宝箴到陈寅恪，三代人的文化观特别是中西观有着内在传续的一致性。

    陈宝箴生当华夏文明危机深重的时代，“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投身于晚清变法维新的时代潮流，领导了湖南新政，为湖南近代化的全方位开启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对中国文化的走向有着深切的体认思考，多次表示过“中学为体”的观点。

    光绪二十三年（1897）七月间在《时务学堂招考示》中申说：“査泰西各学，均有精微，而取彼之长，辅我之短，必以中学为根本。惟所贵者不在务博贪多，而在修身致用。”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简练表述。既认定中学的根本性价值，又承认“西学有精微”，应“取彼之长”补“我之短”。

    陈三立的中西体用思想，与他父亲陈宝箴完全一致。他在戊戌变法后无意于政治学术，一心肆力于诗，徘徊于新旧之间。他悲怀传统文化已是“劫灰”之余，道统德教已经“王泽竭，教化衰，俗流失”，在诗文中对新学质疑批评不辍。对当时全盘西化、毁灭中国文化的主流舆论至为忧愤，严词痛斥。

    1904年，陈三立《感春五首》之二云：“巍巍孔尼圣，人类信弗叛。劫为万世师，名实反乖谩。起孔在今兹，旧说且点窜。摭彼体合论，差协时中赞。吾欲衷百家，一以公例贯。与之无町畦，万派益输灌。”这段诗句明确表示，孔子学说代表了人类基本价值；在当前，中国应当以孔子学说为根本，折衷吸收百家万派之学说，而不分中西，不分新旧。

    1911年，缪荃孙撰《丁修甫中丞传》，表彰丁修甫的志节操守，结尾引陈三立言论：“吾友陈伯严吏部曾言曰：举世欲破三纲，吾欲加兄弟纲益之，以为治家之法。”

    1920年，陈三立撰《南昌东湖六忠祠记》，申说“吾国新进学子，驰观域外，不深察其终始，猥猎一二不根肤说，盛倡于纲纪陵夷、士气萎靡之后，以忠为戒，以死其君为妄，溃名教之大防，绝彝常之系统，势不至人心尽死，导而成蜉游之群，奴虏之国不止。为祸之烈，尚忍言哉”。同年，他为老家新修宗谱撰序，从“一姓一族亦可推知保种保国”生发开 去，疾呼“变其所不当变，不变其所当变，其害皆不可胜言”。其中学、西学及中西会通的思想见识，标志着近代中国中体西用思想的思想深度。其托命中国文化的人文关怀，自然会对其子女潜移默化，影响深远。

    陈衡恪比二十世纪初叶的“洋化”文人更有国学根柢，后又留学东洋八年，相较于保守的“国粹”派文人，他又是开明的现代文化人。这种身世阅历，决定了他的文化思想与艺术观念的兼容并蓄与立足民族本位的立场。所以他在强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西化”思潮中，能够独抒己见，撰写《文人画之价值》《中国画是进步的》论文，反驳否定传统文人画的观点，抵制民族虚无主义的论调，捍卫民族艺术的尊严和传统文人画的价值。针对当时文化界领军人物蔑视中国画，崇拜西洋画，主张全盘西化的思潮，力排众议，强调中国画是进步的，抗衡全盘西化的极端主张。

    陈寅恪在祖、父、兄的基础上，以史学家的眼光识见，对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思考达到了更高的层面，提出了“中国文化本位论”的重要命题。1931年，他在审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时立论：“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体系，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来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论者谓寅恪这段话是中国近现代学者对待外来文化最精彩的论述。其中心意思是传统文化不能一成不变，但也不能大面积地加以破坏和抛弃。中国文化可以也应该接受外来文化，但外来文化不能取代中国文化，必须“一方面吸收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从而创造出适应时代的本民族新文化。

    “五四”运动以后，关于中国新文化的建设问题,基本上是全盘西化论和激进主义观点占主导地位,突出中西文化之“异”，抑中扬西，以激烈的变革来实现以“西”为主的文化体系。对于外来文化基本上不加识别地全盘接受，几乎所有外来文化的拥护者都以外来文化的价值设定来重新审视评估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问题。知识界的主流人物纷纷将中国传统文化视为万恶之源，齐声呼唤，以摧枯拉朽之势彻底摧毁传统文化。陈寅恪却与“新潮流”保持着距离，在他看来，各民族文化个性不同，可以互相吸收改造，但决不能简单地彼此互换。中国传统文化固然有缺陷，但西方文化也不是十全十美，在输入时不可不慎重。

    中国文化历经几千年的发展，自有其独立的价值，早已和代代中国人融为一体，不能为了吸收外来文化而抛弃本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外来文化以强力人侵之后，中国传统文化早已发生重大变化，今后也不得不继续在变中求生存、求发展。但无论怎样变，中国文化的主体终究不能抛弃。否则民族与国家都将失去独立与尊严，而“变”也就毫无意义。

    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不

    绝，靠的是一脉相承。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承传中国文化精髓的大儒也就那么一两位。如果我们承认中国几千年文化确实存在着这么一个奇特现象的话，那么在当代的大学者中，自觉承传中国文化命脉的只有陈寅恪可以作为代表。“纵览陈寅恪的一生，充溢着一种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怀。它不仅使陈寅恪的生命过程从始至终弥漫着一种文化意绪，还因为陈寅恪文化生命的巨大魅力，使经受了二十世纪数次社会重大变革的当世中国知识分子在以理性回首这一段文化历史进程时，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学人之‘根’原有的位置。中国传统文化在二十世纪因了陈寅恪的存在，增添了一段十分感人的传奇。”（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余论

    近些年有研究者认为世家望族可以分为“实业型”“仕宦型”“文化型”三种类型（蒋明宏《变迁与互动：清代苏南家族教育研究——以苏松常太为中心》，南京大学2004届傅士论文）。揆之义宁陈氏家族史，“实业型”挨不上，因陈家不治产，不营利。“仕宦型”也难成立，陈家六七代家族成员中只陈宝箴以军功跻身仕途，从候补知县荐升到封疆大吏。陈三立虽以进士签分吏部，但未实际任事。陈宝箴堂侄陈三略担任过县令、厘卡职务，但级别不高，且时间不长。唯有“文化型”世家最适合义宁陈氏。早在七八十年前，吴宓就为这个家族的性质定了调子，谓之为“文化贵族”。他提炼概括了义宁陈氏家族的精神本质，抽象升华了义宁陈氏在文化思想上的价值意义。研究弘扬义宁陈氏，必须紧扣“文化”这个关键词。这里的“文化”，具有“人文”的内涵底蕴。这是我们必须抓住的第一个原点。

    第二个原点是《辞海》1979年修订版为义宁陈氏一家三代四人分立条目，这可能是入选《辞海》众多人物中的一个特例。限于1979年的时代背景，对他们的评价、定位并不高且有错讹，1988年第四版、1998年第五版、2009年第六版三次修订仍没有吸纳新成果。但《辞海》按编纂体例收入一个家族三代四人事略，无意中为世人接受这个家族增加了砝码重量，为这个家族率先进入文化世家行列提供了重要依据。《辞海》第三版之后的再版也不乏收入近代名门望族一门四五人的例子，但都中间隔代。只有义宁陈氏毫厘不爽地符合“三代承风，方为世家”的古训定义。

    三十多年来，研陈学界对义宁陈氏家族史还没有达到“从史实中求史识”的程度，没有找出这个家族最本质的内在元素。如果一只手抓住“文化”，一只手抓住“世家”，就可以避免从现象到现象，见树不见林，从而纲举目张、高屋建瓴地对这个家族留下的丰厚材料予以解读诠释，清晰地分析梳理其源远流长的书香传承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