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的归返

    “最锐利最怯懦的是开刃的铁，最坚韧最无畏的是绚丽的绸。”这是《铁与绸》开篇的剑形书签上的两句诗。我不知道它是出自作者还是编者之手，但看到这两句诗，我忽然感到有了解读此书的钥匙。

    在《铁与绸》的“代跋”，也即作者与编者的对话中，我看到张炜反复强调的一个关键词：“纯诗”，这意味着，将此诗当作“叙事诗”、“自传体诗”、“史诗”、“心灵史诗”，都是不准确的，有可能以少言多，以偏概全的。纯诗意味着写作的一种压扁，即非历史化，非具体事件性，甚至非故事性，按照瓦雷里的说法，是一种纯粹的经验之物，是提炼和抽象之后的东西。但同时，张炜又强调了该作中的“具体之物”的作用，即“铁”与“绸”这两个古老原型或意象——它们都是齐人发明的，是齐地举目皆可见到的什物，所以，铁与绸，它们的深意就此得以延展，一个刚硬，一个柔软，一个代表强力，一个见证人性，从哲学上讲，它们既是一对物性意义上的冤家，也代表了世界普遍的辩证法；如果伸展开来，亦是齐地文化乃至文明与历史的代言之物。

    作者告诉我们，须还原到事物的具体性，方能够正确进入此诗。然而要想真正能够进入和读懂此诗，又无法不将之看作是一个多重的“套叠文本”，即一个刻意压扁的“文本组合体”。其中有具体的故事，黑心矿主将七个矿工和“我”——一位“东夷史学博士”埋葬于地下，而矿主的女儿则充当了搭救者与共命运者。在这儿，“铁与绸”构成了强暴与柔情两者的对立。首先，从历史的角度看，我理解张炜是藉此对于齐国以及东莱的历史与文化，来一次诗意的巡游，仿佛但丁《神曲》中历经幽冥三界的情境。我猜想，诗人基于他对齐和东夷历史文化的长期研究，知之深，爱之切，试图在华夏古文化的广大版图中，描画出一个不同寻常的浪漫之国的乌托邦。这其中当然也有善与恶、正与邪，有强暴之铁与柔情之绸的分立，但齐国山海相接的壮丽自然，东方仙山的浪漫传说，雄踞东方的富有与智慧，民间与人民的非凡创造力，还有那些在史书中被书写的种种乱情与悲情的女性，乃至齐国对于暴秦的抵抗与最终屈服，齐文化的向东迁移与沉淀……诗人通过对大量正史材料的发掘，对于历史情境的还原描写，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巨大的古文明的轮廓。这一文明与我们通常所理解和想象的传统之间，构成了丰富的异质性——它活脱而浪漫，富有而丰盈，浩瀚而多神秘。在笔者视野里，这是中国当代作家在诗歌中首次正面的、以巨大笔触处理类似的历史内容，是一次具有史诗视野与想象力的再现。无论是对于齐姜、庄姜之美，诗人皆超越了历史中那些伦常化的庸俗笔墨，仿佛希腊史诗中的形象，赋予了她们大海的背景，将她们悉数变成了美的化身。这当然也应和并印证着诗人对于现实中那位女性——矿主女儿的描写，对她的态度。因为她在黑暗中的出现，这压抑中的生命顿时变得充满了爱意。

    这番对齐国与东莱历史的描绘，某种意义上是一次“东夷史”的穿越，一次主人公精神意义上的返乡，既是对历史的回溯，也是对于其文化精神乃至文明形态的寻觅与归返，对于自身求知与成长历程的回顾。因此，《铁与绸》最终也仍是一个自传体的叙述。这是张炜四十年写作中一以贯之的另一个原型主题。张炜无论是写历史还是现实，写具体的故事，都带有心灵史的色彩，这部作品也不例外。诗歌中的第一主人公，无疑是一个学者，一个研究齐地历史与东莱地方史的专家，他同时也是一个深陷现实困顿，在性格上兼具铁血与柔情的智者与诗人。显然，“铁与绸”也成为了一个文明的辩证法，它是解剖历史的方法论，以此我们可以观照和理解历史中那些人性、灵魂与血肉的处境，可以感知齐都临淄那不可方物的繁华盛大，想象稷下学宫里古文明的灿烂灯火，感知齐王被掳饿死的悲情，还有万民修建齐长城的艰巨。所谓历史，就是这样一部无法叙说的大书。

    这构成了这部长诗作品的主要内容。从写作的抱负看，我以为诗人是想藉此对他所长期浸淫的齐文化，来一次盛大的建构——只是这建构由一般性的史籍研究，转化为了荷马式的想象，转化为了史诗的笔触。如果说张炜年轻时，是信守着一个善与恶对立的人性模式的话，那么在他深入中年以后的作品里，我们所看到的更多是善与恶的纠结与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