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郭沫若弃医从文的比较

    鲁迅、郭沫若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并且都有弃医从文的经历，但两人弃医的原因却是不同的，学医经历对他们文学创作的影响也颇为不同。就具体医学知识而言，郭沫若比鲁迅更专业、更丰富。但就文学创作受到医学的影响而言，鲁迅却大大强于郭沫若。这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鲁迅常用医生的眼光看待中国及其问题，鲁迅常用医生的方式选取写作对象，鲁迅常用医生的语言进行写作。他们这段经历，值得细作探究和比较。

    一、鲁迅弃医的原因

    在《呐喊·自序》《著者自叙传略》《藤野先生》等文章中，鲁迅毫无例外地将弃医从文的原因与“幻灯片事件”联系起来。对此，中日学者看法既有不同点，又有相同处。不同的是：直至21世纪初，绝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幻灯片事件”是真实的；而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以来，绝大多数日本学者认为它是虚构的。相同的是：两国学者都认为促使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不止“幻灯片事件”一个，应该还有其他原因。在此，笔者拟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幻灯片事件”描述的核心内容是存在的：“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鲁迅：《朝花夕拾·藤野先生》，《鲁迅全集》第2卷，第317页）其理由是刊载于大正元年十一月二日（1912年12月10日）印制的《满山辽水》画册上的照片“俄国奸细之斩首”，其内容与鲁迅的描述完全一致。据日本同志社大学第二外国语研究室教授太田进得到的来自同一底片的照片的说明文字可以知道，该照片的拍摄时间是1905年3月20日。此时鲁迅已来仙台半年时间，他离开仙台则是在一年后的1906年3月，也就是说，他完全可能在仙台看见该照片。由于以下两个原因，可以断定这两张来自同一底片的照片曾经印制在不同的印刷品上：尽管这两张照片的主要内容完全相同，但是两边人物有多少之别；两处照片的说明文字不同。由此可以推断，该照片有可能曾经广为印制，如此一来，鲁迅看见该照片的可能性便大大增加。并且，鲁迅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看见由该照片制成的幻灯片。中川爱咲的细菌学（即鲁迅所说的霉菌学）课是从1906年1月开始的，接近一年的时间足以将该照片制成幻灯片并进行销售、放映。根据以下两个事实可以知道，我们不能因为日本东北大学医学系细菌学教室保存的15张日俄战争幻灯片中没有“俄国奸细之斩首”而否认它的存在：据调查，“在课堂上，时间有富余时，就让学生看日俄战争时局的幻灯”：“根据文部省‘忠君爱国、鼓舞节操’的精神，在学校放映时局幻灯是受奖励的。医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放映日俄战争时局幻灯片的不太清楚，据鲁迅的同学说，好像是经常放映。”此外，东京市浅草区并木町的鹤源幻灯铺1905年1月6日在《河北新报》上刊登了这样的广告：“出售俄国电影第2部15张，第4部20张，第7部30张，第8部30张。”根据以上两个事实可以知道，当时制售了不少反映日俄战争的幻灯片，鲁迅看过的幻灯片应该不止现存的15张。在笔者看来，世界上能够留下物证的事物估计不到曾经出现过的事物的万分之一，所以，对待历史问题应该尊重当事人的说法，除非有充分的证据，否则不要轻易否定它。况且，即使鲁迅看的是照片而不是幻灯片，也不足以改变事情的本质。

    其次，确实是多方面原因促使鲁迅做出了弃医从文的决定。人们对此有很多论述，查阅相关文献，我们可以总结出“幻灯片事件”之外的14个原因（限于篇幅，此处不一一列举）。但笔者认为，最关键的原因应该还是“幻灯片事件”，不仅因为鲁迅多次强调此点，而且因为“幻灯片事件”发生后不久鲁迅就离开了仙台。

    二、郭沫若弃医的原因

    在谈到弃医从文原因时，郭沫若自己曾举出“三个重要的因素”：“一、从小时起所受的教育和所读的书籍的影响；二、我自己的生理上的限制；三、时代的觉醒。”

    第一个因素包含三个方面：（一）母亲在作者未发蒙前便教他好些唐宋绝句，“有的至今都还记得”；（二）私塾和中小学时期的教学以文学作品为主，“类似强迫地奠定了我的对于旧文艺的基础”；（三）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读书期间，“日本人教外国文的宗旨是注重在读，用以接近参考书，写和说话是他们所不注重的。教授方法极其蛮干，略通发音和文法，便拿很高级的文字来做读物”。

    第二个因素是指自己十七八岁时得了肠伤寒，致使两耳失聪，“它使我没有可能把我所治的医学搞好”。

    第三个因素是指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政治，经济，文艺，艺术，从新发散出它们的光辉”，“从前我看不起文艺的，经这一觉醒，我认为文艺正是摧毁封建思想，抗拒帝国主义的犀利的武器，它对于时代的革新，国家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真正的科学技术等具有同样不可缺乏的功能”。

    在此，笔者还想谈谈郭沫若在《我怎样开始了文艺生活》中未提及的以下三个因素：与安娜的恋爱；反对日本风潮的影响；宗白华的慧眼识珠。相对于前三个因素而言，这三个因素没有那么重要，但它们在郭沫若弃医从文过程中仍然起了一定的作用。

    郭沫若最初写作的几首诗都与和安娜的恋爱有关：“在民国五年的夏秋之交有和她的恋爱发生，我的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女神》中所收的《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维奴司》，都是先先后后为她而作的。”这些诗歌的发表，极大地刺激了郭沫若创作的兴趣：“看见自己的作品第一次成了铅字，真是有说不出来的陶醉。这便给与了我一个很大的刺激。在一九一九的下半年和一九二〇的上半年，便得到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试想，如果郭沫若没有与安娜恋爱，他便不可能写作《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等白话诗，后来的“诗的创作爆发期”能否发生就是一个未知数。

    再说反对日本风潮。五四前后，国内外掀起了反对日本的浪潮。郭沫若当时正在日本，也加入了反对日本的浪潮之中。他于二三月间创作了《牧羊哀话》，“通过一对朝鲜青年的恋爱悲剧讴歌那些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甘愿牺牲自我，于危难之际勇担民族国家大义的民族英雄，鞭挞那些为了一己荣辱而叛国投敌的卑劣小人，表达了反帝精神和爱国情怀”（林甘泉、蔡震主编：《郭沫若年谱长编》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64页）。五四运动爆发后，郭沫若与同学一起成立夏社，开展抗日工作：“我们的目的是抗日，要专门把日本各种报章杂志的侵略中国的言论和资料搜集起来，译成中文向国内各学校、各报馆投寄。……我在暑假中也发过好几次稿，都是自己做，自己写蜡纸，自己油印，自己加封投寄。”为了与上海的报界发生联系，夏社专门订了一份《时事新报》，郭沫若因此看见了中国的新诗，并将自己写作的类似文字投寄出去并获得了成功：“订报是从九月起，第一次寄来的报纸上我才第一次看见中国的白话诗。那是康白情的一首送甚么人往欧洲。诗里面有‘我们叫得出来，我们便做得出去。’（大意如此，文字当稍有出入）我看了不觉暗暗地惊异：‘这就是中国的新诗吗？ 那吗我从前做过的一些诗也未尝不可发表了。’我便把我一九一八年在冈山时做的几首诗，《死的诱惑》《新月与白云》《离别》，和几首新做的诗投寄了去。这次的投机算投成了功，寄去不久便在《学灯》上登了出来。”

    郭沫若投寄出去的诗歌能够发表，则与宗白华的慧眼识珠有关。对此，郭沫若有非常明确的叙述：“但使我的创作欲爆发了的，我应该感谢一位朋友，编辑《学灯》的宗白华……那时候，但凡我做的诗，寄去没有不登，竟至《学灯》的版面有整个登载我的诗的时候。说来也很奇怪，我自己就好象一座作诗的工厂，诗一有销路，诗的生产便愈加旺盛起来。”

    1918年秋冬之交，郭沫若把自己创作的第一篇小说《骷髅》投寄《东方杂志》，其结果是：“我在当时真是不揣冒昧，公然把那篇最初的创作投寄到东方杂志社去过，不消说是没有被采用。隔不了好久，那《骷髅》仍然寄还到了我自己的手里来，是我把它火葬了。”郭沫若创作的第二篇小说《牧羊哀话》尽管得到了编辑的称赞并且发表了，其结果却是：“自从接到那封信以后便没有得到消息，后来隔了许久，由我的诘问才得到了两本杂志的报酬。那《新中国》究竟是那一系的刊物，那位编辑先生究竟是谁，我到现在也还不知道。”关于自己创作的第三篇小说《鼠灾》的情况，郭沫若在注释中如此写道：“假使有人有一九一九年九月以后及一九二○年四月以前的《学灯》，这篇文章或许可以找出。”在郭沫若最初创作的三篇小说中，第一篇因为编辑退稿而把它“火葬”了，第二、三篇尽管发表了却对相关情况不甚了然。由此可知，比起郭沫若新诗的发表情况而言，郭沫若的白话小说的发表情况很不理想。回过头来看看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与发表情况便可知道，郭沫若后来的小说创作数量少、质量不高应该与当初小说投稿不顺存在一定关系：在宗白华编辑期间，郭沫若“就好象一座作诗的工厂”；宗白华去德国留学后，郭沫若的诗潮“也就从此消涸了”。正因为得到了宗白华的赏识，所以郭沫若一度“几乎每天都在诗的陶醉里”，创作出了大量高质量的诗歌。郭沫若1923年3月在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后拒绝国内医院的聘请，决心走上弃医从文的道路，不能不说与宗白华的赏识扶持大有关系。

    三、为何鲁迅的创作中有更多医学思维

    毫无疑问，早年的学医经历对鲁迅、郭沫若后来的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不过，比较一下他们的文学作品便会发现，这种影响存在很大差异。

    就具体医学知识而言，郭沫若比鲁迅更专业、更丰富。例如，郭沫若在作品中能有如此专业的病理分析：“本来人在患着热症的时候，大抵是要起一种‘喜坡哄屈里亚’（Hypochondria）的现象的，便是神经过敏，过分的猜疑，把自己的病症看得很重，觉得是死到了临头的一样。秦始皇睡在温凉车中，在他有热候的脑子里所往来着的这些想念，要说是和这种现象相当也未尝不可，但他的病症的确是很沉重。看他前后所起的征候，很可以安心地下一个诊断：是‘结核性脑膜炎’（Meningits tuderculous）。”“她的病在我们中国，从前叫作产后痨，又叫百日痨。这不消说是一种急性的肺结核（Tuberculosis pulmonumacuta）。在从前的人以为在月中行房便要得这种险症，其实完全是一种迷信”……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很简单：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时间只有一年半（1904年9月-1906年3月），郭沫若在九州帝国大学学习了四年零六个月（1918年9月-1923年3月），并且取得了医学士学位。

    但就医学思维而言，鲁迅比郭沫若受影响更深，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鲁迅常用医生的眼光看待中国及其问题，鲁迅常用医生的方式选取写作对象，鲁迅常用医生的语言进行写作。

    在谈到自己小说取材的特点时，鲁迅写道：“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正因为如此，鲁迅小说中出现了大量身体、精神、思想等出了问题的人物：狂人、华小栓、阿Q、陈士成、孔乙己、高尔础……不但小说如此，他的杂文同样以揭露中国历史及社会阴暗面为主：他将中国历史概括成“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两个时代，他对社会上种种丑恶的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他一生的大量时间都花在了和形形色色的人斗争上……为此，曾有人批判他的眼光“仅及于黑暗”。这实际上反映了鲁迅是在用医生的眼光看待中国及其问题：医生对人们的病象特别敏感，因此鲁迅对中国历史及社会的阴暗面特别敏感。

    鲁迅曾如此介绍自己写作杂文的方法：“然而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盖写类型者，于坏处，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或和某甲的疮有些相象，或和某乙的疽有点相同。”这段文字将自己的杂文与病理图相提并论，不但客观地表明了鲁迅的杂文写作与医学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且恰当地概括了鲁迅写作杂文的方法。

    我们知道，医生在填写病历卡的时候，常常是客观地记录生病情况，不带感情色彩。鲁迅的多数作品具有这样的特点：“我们知道他有三个特色，那也是老于手术富有经验的医生的特色：第一个，冷静，第二个，还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张定璜：《鲁迅先生》，李长之、艾芜等著：《吃人与礼教——论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页）在此，张定璜将鲁迅“冷静”的特色与“老于手术富有经验的医生的特色”联系起来，应该称得上是知人之论：“鲁迅的医学知识使他的创作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走入医学语境中，别具一格地行文叙事，鲁迅的作品常常采用一种冷静的客观的叙述方式，似乎是一种‘零度叙事’，其作品风格表现为克制、冷静、内敛。其原因除了鲁迅对现实的深刻冷静的洞察外，与医学知识对他人格建构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郭茂全：《鲁迅医学知识与文学创作之关系探微》，《甘肃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同样弃医从文，并且郭沫若学医的时间是鲁迅的两倍多，为什么郭沫若的创作中没有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医学思维呢？ 首先，与他们选择学医的原因有关。鲁迅主要基于自身曾经遭遇的痛苦和屈辱体验，因而其思维更容易受到影响，并且鲁迅“决心学医以及毅然弃医而学文学”，其目的都是为了改造“中国民族性的缺点”（许寿裳：《回忆鲁迅》，《挚友的怀念——许寿裳忆鲁迅》，第110页）；郭沫若主要是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因而学医更多是一种知识的积累。其次，与学医对他们造成的影响程度不同有关。看看鲁迅作品可以知道，鲁迅在仙台学医尽管只有一年半时间，却形成了对其作品造成深刻影响的“仙台经验”；看看郭沫若作品便会发现，尽管郭沫若在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学习了四年多时间，却没有形成类似于“仙台经验”的“福冈经验”。再次与他们弃医从文后从事的工作有关。鲁迅弃医后尽管从文，但是他从文的目的是为了改造国民性，意味着他并没有放弃医生的责任，只不过从一个医治身体疾病的医生变成了“一位针砭民族性的国手”（许寿裳：《鲁迅与民族性研究》，《挚友的怀念——许寿裳忆鲁迅》，第118页）。郭沫若弃医后则走上了从文、从政等道路，除了在作品中运用了不少医学知识外，他基本放弃了医学。最后与他们弃医从文后对待医学的态度有关：“从《人生象斅》的存在这个事实，很难得出鲁迅在离开仙台的同时就‘放弃了医学’的结论。鲁迅认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是由于近代科学的传播和普及。因此对他来说，在仙台医专所学的基础医学，既是他的兴趣，同时也是打破旧观念的武器（参见《呐喊》自序）。鲁迅回国后，那时的北洋政府对解剖学仍采取排斥的态度。作为那个时期的著作，应该重新进行评价。”“晚年，除了1934年1月24日购买了《人体解剖学》（西成甫，岩波书店）、1935年6月24日购买了《比较解剖学》（西成甫，岩波书店）以外，还购买了几本日文版的生理学书。可见，鲁迅直到晚年对基础医学一直都很感兴趣。”（[日]浦山菊花著，解泽春译：《鲁迅的解剖学笔记初探》《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9期）据现有资料，尚未看见郭沫若对待医学有类似态度。

    早在1990年，陈方竞就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2期发表文章，对郭沫若研究中的“以鲁视郭”心态进行了批判：“研究者在郭沫若‘五四’时期的思想和创作中，着力阐发和肯定的是与鲁迅相一致的因素（诸如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甚至将此视为郭沫若的根本因素，郭沫若之为郭沫若的基本特点，在一切言及郭沫若的文章和材料中统统消失了。郭沫若实质上成了一具已经变异了的鲁迅研究的僵死的比附物。”（陈方竞：《“以鲁视郭”心态批判——从郭沫若“薄海民”特征说开去》，税海模、蔡震主编：《郭沫若研究文献汇要·研究之研究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第121页）遗憾的是，直到目前为止，此种现象在郭沫若研究界尚未完全消失。但是，只要稍有常识便会知道，不管是生长环境、人生道路，还是性格、兴趣、思想、成就等，郭沫若与鲁迅都存在着很大差异。在郭沫若研究中，我们只有彻底抛弃“以鲁视郭”心态，充分尊重郭沫若的独特性，才有可能揭示出郭沫若的真正价值，郭沫若研究也才有可能开辟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

    （本文摘自《鲁迅〈藤野先生〉探疑》，廖久明著，商务印书馆2022年4月第一版，定价：9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