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灯有味似儿时

    去年10月，北京磨铁出版公司经理刘钊先生来信，约我编写一本解读中小学语文课本所选诗词的读物。我年过七旬，离开中小学的课堂已有半个多世纪，对当年语文课本的内容早已记不清楚。况且我在中小学读书的时候，一心迷恋于数理化的课程，对语文课则敬而远之。但是我在中学时代遇到了很优秀的语文教师，像江苏省太仓市璜泾初级中学的李蓉老师和张国忠老师，以及江苏省苏州高级中学的周本述老师和马文豪老师，他们循循善诱的教导使我这个“理科生”也对诗词产生了兴趣。正是这种兴趣引导了我在长达十年的知青生涯中的阅读重点，并在冥冥之中使我报考研究生时临时起念把专业从英语言文学改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从而进入程千帆先生的门下，立雪至今。如今的我在大学中文系任教，讲课与学术研究都以古典诗词为主要对象，也写过几本与古典诗词有关的普及读物，这也许是出版社前来约稿的主要原因。刘钊先生给我寄来一套最新版的中小学语文课本，其中所选的诗词共有218首，这个数量好像超过我当年所学的课本。所选的篇目肯定有所变化，但也有若干名篇肯定是重复入选的。翻开课本看到那些熟悉的名篇，少年时代惊鸿一瞥所获得的审美感动顿时涌上心头。岁月如流，人生易老，古典诗词的魅力却是日月常新！ 于是我爽快地接受了出版社的约稿，开始撰写此书。

    我没有像许多同龄人那样在中小学当过民办教师，我的教书生涯是从大学课堂开始的，我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全部经验只是坐在台下听讲。所以本书绝非提供给中小学语文教师的教学参考书，而只是以普通读者的身份谈谈自己阅读古典诗词的感想与心得。我心目中的读者当然包括中小学的语文教师，也包括正在学习语文课的中小学学生，但并非专门针对他们。我相信许多早已离开中小学的读者，许多与语文教学毫无关系的各行各业的从业者，甚至是与我同样白发苍苍的退休老人，也可能对本书产生兴趣，因为古典诗词的阅读根本没有年龄的局限，也根本没有身份的局限。正因如此，我在设计本书内容时没有考虑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实际需要，我对作品的讲解也完全不追求标准答案的性质。应出版社的要求，本书题作《中小学学生必背古诗词218首》，但这只是意味着全书所讲的作品都来自现行的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我以这些名篇为解说对象，来与广大读者分享阅读心得，是希望引起大家深入阅读古典诗词的兴趣，从而共同走进这座林茂水深的宝山。写完全书，我在灯下翻阅书稿，陆游“青灯有味似儿时”的诗句突然涌上心头，于我心有戚戚焉，便借来作为本文的标题。

    一

    我一向认为真情实感是诗最重要的本质，是诗的生命。中国诗歌的开山纲领是“诗言志”，这句话首见于《尚书·尧典》，虽说它不一定真是产生于尧舜时代，但它在先秦时代早已深入人心，而且并非儒家学派独自信奉。《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赵文子语“诗以言志”，《庄子·天下》说“诗以道志”，《荀子·儒效》说“诗言是其志也”，都是明证。有些后人以为“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不同的诗学观念，其实在最初，“志”与“情”的内涵是基本一致的。《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中记载子产的话：“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孔颖达《正义》说：“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诗大序》是汉儒阐释《诗经》的纲领，其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孔颖达的解说是：“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可见“志”就是“情”，“言志”也就是后人所说的“抒情”。到了屈原，便真接把“抒情”看作写诗的旨趣。《九章·惜诵》说：“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他用“情”字来概括自己的全部精神活动和心理状态，正好与“诗言志”里所说的“志”可以互训。由此可见，中华先民对诗歌的性质有着非常一致、非常明确的认识：诗歌是抒写人类的内心情感的一种文学样式。

    从表面上看，古人非常重视诗的实用价值，正如闻一多在《神话与诗》中所说：“诗似乎也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的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生活。”一部《诗经》，几乎成了古代士大夫必读的生活教科书。在《左传》《国语》等史书中记载着大量的“赋诗”事例，大多是在祭祀、朝聘、宴饮等场合中，士大夫们引诵《诗经》来委宛地表意述志。正因诗歌具有如此巨大的实用价值，孔子才会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诗经》才会成为儒学经典。但是只要我们把关注的重点回归到作品自身，只要我们仔细考察那些作品的发生背景，那么只能得出如下结论：一部《诗经》，除了少数祈福禳灾的祭歌与歌功颂德的颂词之外，其余的都是“诗言志”的产品，而《诗经》的这种性质也就奠定了整个中国诗歌史的发展方向，正如清人袁枚所说：“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随园诗话》）那些直抒胸臆、毫无虚饰的诗，感动着千古以来的无数读者。由《诗经》开创的这种传统深刻地影响着整个中国诗歌史，虽然后代的诗歌九流百派，千汇万状，但抒情总是其最根本的主流。

    从世界文学的眼光来看，抒情是中国诗歌最重要的民族特征。我们不妨以西方诗歌史作为参照物来作一些考察。在古希腊的文化体系中，世界的主宰是天上的诸神，人类只是匍匐在诸神脚下的渺小生灵，以人类生活及其思想感情为内容的诗歌根本没有价值。而且人类的一切力量都来自神的恩赐，诗人的灵感也不能例外，柏拉图说：“诗人并非借自己的力量在无知无觉中说出那些珍贵的辞句，而是由神凭附着来向人说话。”（《伊安篇》）从总体上看，古希腊人重视的是歌颂神灵的史诗，而不是以日常生活为内容的抒情诗。只有中华文化才是抒情诗最合适的发生背景。在中华文化中，诗歌的主体是人，诗歌所表现的客体也是人，所以中国诗人的创作是自然而然的情感流露，就象《诗大序》所描绘的那样：“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个过程无需乞灵于神祇的参与，也不会导致迷失自我心智的迷狂状态。它从人出发，又以人为归宿。它既符合理性，也符合诗歌的本来性质。

    以抒情为基本功能的中国诗歌必然会导致诗意生存的人生境界。可以说，诗意生存是中华文化中最为耀眼的精华，这份丰厚文化遗产的继承权首先是属于全体中国人的。那么，我们如何来继承这份宝贵遗产呢？ 最重要的方法当然是阅读古典诗歌，因为古诗是古人心声的真实记录，是展现先民的人生态度的可靠文本，正如叶燮在《原诗》中所说：“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功名之士，决不能为泉石淡泊之音。轻浮之子，必不能为敦庞大雅之响。故陶潜多素心之语，李白有遗世之句，杜甫兴广廈万间之愿，苏轼师四海弟昆之言。凡如此类，皆应声而出，其心如日月，其诗如日月之光，随其光之所至，即日月见焉。故每诗以人见，人又以诗见。”读诗就是读人，阅读那些长篇短什，古人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这是我们了解先民心态的最佳途径。我们的祖先在评价文学家时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传统，那就是人文并重，只有人品与诗品都达到最高境界的诗人才被看成一流诗人。古人著述，本以“修辞立其诚”为原则，并明确反对“巧言乱德”，更不要说是以言志为首要目标的诗歌写作了。清人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说诗晬语》）薛雪也说：“具得胸襟，人品必高。人品既高，其一謦一欬，一挥一洒，必有过人处。”（《一瓢诗话》）我们在中小学语文课本上读到的诗词都是经典名篇，它们的作者正是那些具有第一等襟抱的诗人，他们的作品必然是第一等真诗。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大诗人，他们在作品中敞开心扉与我们赤诚相对，我们完全可以从诗歌中感受他们真实的心跳和脉搏，并努力跟随他们一起走上诗意生存的大道。

    二

    从根本的意义上说，读诗是高度个性化的行为，正如西谚所云，“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莎士比亚”。然而我认为，本书所谈的218首诗词都是家喻户晓的经典名篇，广大读者对它们的理解会有较大的共性。金圣叹说得好：“作诗须说其心中之所诚然者，须说其心中之所同然者。说心中之所诚然，故能应笔滴泪；说心中之所同然，故能使读我诗者应声滴泪也。”（《答沈匡来元鼎》）在优秀的诗人与广大的读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心中之所同然者”，他们的心是相通的。鉴于以上的看法，我相信我读诗的感受是与其他读者大同小异的，我完全可以敞开心扉与大家交流读诗感想，不必担心别人嘲笑我的浅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这本是古代诗人的心声，作为古诗词读者的我也有同样的希望。当然，本书的主要内容都是我个人的读后感，书中虽然时常引述前人的意见，那只是表明我经过思考后认同那些观点。我的解读主要针对大家从作品中可能获得的思想启迪及审美感动，至于作品的背景知识及名物训诂等内容，则《语文》课本中已有相关注解，本书不再重复。然而我认为课本中的有些注解不够准确或不够充分，便在解读时稍作纠正或补充，其目的仍是为了增进与读者朋友的交流。我的主要意见有以下几类，现各举一例以说明之。

    一是关于作者。例如《行香子》（树绕村庄），课本中径标秦观所作。然而就主题而言，此词以田园风光为主题，在秦词中极为罕见。秦观词在两个方面的成就最大，一是抒写男女相思引起的离愁别恨，二是倾诉贬谪生涯触发的忧伤哀怨。如需选取秦词，应首先考虑这两种主题。况且此词的艺术风格与秦观词风差异甚大，艺术水准也稍为逊色。检索文献，此词不见于宋本《淮海居士长短句》，它首先出现在明末《诗馀图谱》所附之《少游诗馀》。《诗馀图谱》乃明人张綖所编，原书并无附录，后王象晋重刻此书，增添两个附录，一为《少游诗馀》，另一为《南湖诗馀》（南湖乃张綖之号）。《少游诗馀》中的许多词作皆为张綖所作而窜入秦集，这首《行香子》多半也是如此。《全宋词》将此词列为秦观的“存目词”，而《全明词》则将其归于张綖名下，可见学术界基本上认定它是明代词人张綖的作品。

    二是关于异文。崔颢《黄鹤楼》诗有多处异文，其中最重要的是首句。语文课本径作“昔人已乘黄鹤去”，其实有误。从唐人唐诗选本《国秀集》《河岳英灵集》《又玄集》《才调集》，至北宋的《文苑英华》《唐百家诗选》，南宋的《唐诗纪事》《瀛奎律髓》，金元的《唐诗鼓吹》，再至明初的《唐诗品汇》，明中叶的《唐诗选》，这些年代较早的唐诗选本无一例外均作“昔人已乘白云去”。作“昔人已乘黄鹤去”者始自明代后期的《新刊唐诗鼓吹注解大全》与《唐诗解》，其时代比《国秀集》的年代晚了850多年。其后的明人《唐诗选脉会通评林》，清人《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唐诗评选》《而庵说唐诗》《唐贤三昧集》《山满楼笺注唐诗七言律》《唐诗别裁集》《唐诗三百首》等选本纷纷沿袭后者。由于上述清代唐诗选本风行海内，这个异文竟后来居上，喧宾夺主，遂被视为定本，直到如今。但如果遵从文献学原理的话，我们必须承认“昔人已乘白云去”才是崔颢《黄鹤楼》一诗的原文。中学语文课本也应把这个情况告诉学生，让他们在今后的唐诗阅读中注意异文，从而阅读准确可靠的唐诗文本。

    三是关于诗中的名物。刘禹锡《望洞庭》的尾句说“白银盘里一青螺”，“青螺”是什么？ 课本中的注释是“青绿色的田螺”。其实前人有三种说法，一是指其本义，就是青黑色的田螺；二是妇女头上梳成螺状的发髻；三是妇女用来画眉的螺黛。第一种说法缺乏美感，第二种说法则不合情理（发髻如何能置于盘中），只有第三种说法最妥当。“青螺”即“螺黛”，又称螺子黛，原产波斯，隋代由波斯商人带入中国。这是一种青黑色的矿物质颜料，制成螺状，故称螺子黛。妇女用它来画眉，只要蘸上水即可，十分方便，故在唐代广受欢迎。把一枚青黑色的螺黛竖立在银盘中，就是诗人在月下远望湖中君山时产生的联想。这个比喻既生动，又贴切，用它来描写“洞庭山水”，堪称画龙点睛之笔！ 年代稍晚的雍陶《咏君山》中有句云“疑是水仙梳洗处，一螺青黛镜中心”，也是一个旁证。

    四是关于应注而未注的字句。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四时”即春、夏、秋、冬，六月应属夏季，为何说它“不与四时同”？ 学生对此或有疑惑，但课本中未有解说。我在本书中指出：古代有一种五行学说，把夏历六月看作春、夏、秋、冬四季之外单列的一个季节，名叫“长夏”。《素问·金匮真言论》：“所谓得四时之胜者，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唐人王冰注：“春，木；夏，火；长夏，土；秋，金；冬，水，皆所克杀而胜也。”又《素问·六节藏象论》：“春胜长夏，长夏胜冬。”王冰注：“所谓长夏者，六月也。”这种说法也见于唐诗，例如杜诗《扬旗》：“江雨飒长夏，府中有余清。”萧涤非注云：“农历六月称长夏。”杨万里此诗中的“四时”，就是指这种理论中的春、夏、秋、冬四季，所以不包括六月在内。

    五是关于不够详尽的注释。王维《使至塞上》云“大漠孤烟直”，课本注：“孤烟，指烽烟。据说古代边关烽火多燃狼粪，因其烟轻直且不易为风吹散。”此注基本正确，但是“烽火多燃狼粪”本是历史事实，并非“据说”。而且“烟轻……不易为风吹散”的说法也不合物理。我在本书中指出：今人对狼粪之说有所质疑，比如小说《狼图腾》里说烽火不可能使用狼粪，因为狼粪是点不着火的。然而唐代杜佑的《通典》，以及宋代曾公亮的《武经总要》等书里说得清清楚楚，确实是用干狼粪点火的，当然不仅是狼粪，还有干牛粪和枯枝干草，搀杂在一起来点火。白天阳光很亮，在烽火台上点燃火把远处看不清楚，必须靠升上高空的烟柱才能向远处传递信息。在枯枝干草中搀进干狼粪、干牛粪，熏出来的烟粒很粗，升起的烟柱既浓黑，又不容易被风吹散。烽火是中国古人的一个天才发明。古代没有电话电报，怎么传递非常紧急的军事情报？ 古人就发明了烽火，相隔几十里建立一个烽火台，后方的台上一看到前方的烽火，立刻跟着点火，依次往后方传递。这样就能把消息迅速地传到后方。烽火在先秦的《墨子》中就有记载，《史记·周本纪》也记载说周朝就有烽火。到了唐代，烽火台的制度规定得更加细致。《通典》是唐代宰相杜佑所作，是记载唐代典章制度的经典，书中把唐代烽火台的制度写得清清楚楚：烽火台从边疆开始设置，一座接着一座，直到长安。黑夜举火，白天燃烟。一旦前线发生危险，就点两把火。如果发生极其紧急的情况，就点三把火。如果太平无事，也要在一早一晚的规定时刻各点一把火，表示平安。这一把火传到长安，朝廷就知道前线平安无事，故称“平安火”。王维诗中所写的大漠孤烟，就是黄昏时分的那道“平安火”。所以此句不仅是写景，也是歌颂唐军取得大捷后边境平安，这是写景诗中的盛唐气象！

    本书中的某些作品，我在读后感后面设置了“延伸阅读”与“思考题”两个附录，前者提供可与本作品对照阅读的其他作品，后者建议读者对某些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属于“延伸阅读”的例子有：在李白的《峨眉山月歌》后，附有李白《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在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后，附有杜甫《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这是把同一作者表达相同主题的不同作品进行对读。在李商隐的《贾生》后，附有王安石的《贾生》；在岑参的《逢入京使》后，附有张籍的《秋思》，这是把不同作者表达相同主题的作品进行对读。属于“思考题”的例子有：关于李白《静夜思》：“几年前有人发现在日本的教科书中所选的这首诗有异文，其首句作‘床前看月光’，第三句则作‘举头望山月’，于是引起媒体的一番讨论。其实唐诗学界早就知道在李白本人的诗集中，《静夜思》的文本一向如此。只是到了明代李攀龙的《唐诗选》中，才出现了有两个‘明月’的版本，后来的《唐诗三百首》等著名唐诗选本也都沿袭。不少唐诗研究者认为这是在古诗流传过程中后人参与文本创造的结果，因为有两个‘明月’的文本更美，更朗朗上口，这是千百万读者共同的选择。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关于贾岛《寻隐者不遇》：“此诗中‘隐者’完全隐藏在文本之后，你能想象一下这位隐者的生活习惯及性格人品吗？”关于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一联，刻划作者长期沉沦困顿的失落心情，非常生动。今人或断章取义，将它理解成鼓励人们汲取前人失误的教训、从而取得更好的成就，好像也说得通。你对此持什么看法？”关于白居易《大林寺桃花》：“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药议》中指出：‘土气有早晚，天时有愆伏。如平地三月花者，深山中则四月花。白乐天《游大林寺》诗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盖常理也，此地势高下之不同也。’试把白居易诗与沈括之言相对照，进而思考诗人与科学家的思维方式有何不同？”无论是“延伸阅读”还是“思考题”，我都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但并未写进本书，用意是为读者留下独立思考的空间。

    我衷心希望有读者朋友细读作品后得出与我类似的想法，让我们达到相视而笑的心灵默契。我更希望有读者朋友得出独特新颖的想法且有以教我，让我重温少时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诗的温馨记忆，从而真正进入“青灯有味似儿时”的幸福晚境。

    （《中小学生必背古诗词218首》，莫砺锋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