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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新近发布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在新中国古籍工作乃至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史上，无疑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1981年，基于时任中央领导陈云的讲话精神，形成《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中共中央[1981]37号文件），开启了古籍整理研究出版和人才培养的全新局面。笔者即在“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的指示精神鼓励之下，1981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学习，此后又留校在新组建的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秘书处和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从事古籍整理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亲眼见证了四十年全国古籍整理研究出版事业的蓬勃发展。如今，在中华民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之下，古籍作为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承担起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使命，而新的信息化时代又对古籍工作提出了诸多挑战。因此，两办发布《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可谓正逢其时，相信必将成为第二份纲领性文件，指引古籍工作迈上新高度。
《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相较于1981年中央文件的宏观指导性质，内容更为全面，涵盖了古籍调查编目、保护修复、整理出版、数字化开发、普及传播、人才培养等多方位的工作，而且对古籍工作的组织体制、规划设计、资源保障进行了具体布局。此仅就个人所见，略谈几点认识：
首先还是应摸清古籍家底。传世古籍存量有10万、15万、20万种诸说，都是概括统计，虽然以种数计量未必科学，但是我们总要建立相对可靠的底账。目前，多数公共图书馆都编制了古籍目录，善本古籍有《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基础，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中华古籍普查计划”也采集了数以万计的条目。但是，仍然存在文保、博物、寺庙、海外、私人等方面的缺口，已经著录的条目，也存在著录项目不规范、卡片目录与实物不匹配、采集信息不全等方面问题，而且收藏单位条块分割，严重影响了书目信息的互联互通。此次《意见》提出加强古籍工作领导体制建设，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履行全国古籍工作统筹协调职责，而且要求深入开展古籍普查，加强基础信息采集，完善书目数据，就应该借机理顺关系，依托既有中华古籍普查计划平台，组织编纂修订《古籍总目》。有关部门可以《古籍总目》为基础，建立古籍版本信息资源库，进行全品种的高清图像样本贮存与善本仿真复制。《古籍总目》还可划分经典古籍、基本古籍和普通古籍，分别设计整理出版与开发利用规划。
其次要明确古籍保护与利用的辩证关系。古籍具有文物属性，但是文献价值同样重要，不能因为强调保护修复的重要性，而忽视了文献利用。古人谓“纸寿千年”，保护修复无疑可以延长古籍的寿命，但是总归还是会变成无法触碰的文物。“深藏若虚”，整理研究与开发利用也是古籍工作的重点，正如《意见》的指导思想，要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强古籍抢救保护、整理研究和出版利用，促进古籍事业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
再次应加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发布之后，相关古籍整理研究机构、文献学专业和古籍出版社纷纷设立，对于促进古籍事业的繁荣，解决人才培养青黄不接状况，功不可没。但是，在学科格局没有改变，学术成果评价唯论文愈演愈烈的情形之下，古籍整理研究机构日趋萎缩，一些已经撤并，或者名存实亡，文献专业的招生情况也不乐观。《意见》要求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我认为根本出路在于提升古典文献学科的地位，设立为一级学科。
目前，古籍工作相关人才主要分布有三：一是图书馆古籍部门，从事古籍编目、鉴定、修复、保护等项工作；二是高校教学科研机构，从事古籍整理研究和文献专业教学；三是以古籍出版社为主的专业编辑；此外还有从事古籍数字化、古籍拍卖、创意开发等领域的人员。古籍人才的专业培养，则分别有中国文学之下的古典文献学，中国历史学之下的历史文献学、图书馆学之下的文献学，分属三个不同院系。近年以来，图书馆学下辖文献学的古籍人才培养严重萎缩；历史文献学没有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规模有限；惟有古典文献专业，在教育部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的指导之下，尚保持一定的规模，而目前图书馆古籍从业人员、古籍整理研究人员、古籍专业编辑，也大多具有古典文献学的专业背景。因此，依托基础扎实的古典文献专业，设立一级学科，整合原先分布在中文、历史、图书馆学领域的专业力量，发挥学科交叉优势，综合培养图书馆古籍工作、古籍整理研究、古籍出版编辑和古籍数字化、创意开发全流程人才，是推进落实新时代古籍工作的可行方案。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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