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思想史”

    ■杨耕的“重读马克思”，是旨在从当代实践、科学以及哲学本身的发展出发重新认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新”之所在，或者说，重新认识“新唯物主义”的“唯物”之所在，从而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在哲学史上所造成的革命变革的内涵和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

    ■对已经成为“常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应结合当代实践的新经验、当代科学的新成果阐释出新内容；对由于种种原因被忽视或淡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应当以当代实践和科学为基础，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深入挖掘这些基本观点；有些观点本来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只是有所论述、尚未充分展开、系统论证，但当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日益凸显出这些观点的重大现实意义，对这些观点，应以当代实践和科学为基础深入探讨、充分展开、系统论证，使之成熟完善，上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并同原有的基本观点统一起来；有些观点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而是后继者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研究变化中的实际而提出的，由于其契合着当代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因而应当上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

    “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已飞过。”这是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一句名言。鸟儿飞过空中不曾留下痕迹，哲学家的思考则会诉诸笔端，在其文章著作中直抒胸臆，凝结精华，在哲学的天空留下思考的痕迹。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思考的痕迹——重读马克思的记忆与思考》（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囊括50篇论文，系杨耕教授从自己的260余篇论文中精选出来、按照时间顺序编辑而成的，时间为1984至2020年，跨度36年。按照杨耕本人的说法，论文的选编主要依据历史原则：一是依据时间顺序，力图从历史的角度展现他重读马克思的心路历程；二是依据他在不同时间关注的不同问题以及代表性观点，力图从历史的角度展现他的思想演变的历程。因此，从内容上看，这是一部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学术专著，甚至可以说，这是一部杨耕“思想史”的“自传”。

    重读马克思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杨耕的哲学研究，那就是，重读马克思。在杨耕看来，重读马克思并不是无事生非、无病呻吟，而是当代实践、科学以及哲学本身发展的需要。历史常常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即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某个理论以至整个学说往往在其身后，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历史运动和重大的社会变革之后，才真正显出它的本质特征、理论价值、思想局限，从而引起人们“重读”。马克思哲学的命运也是如此。20世纪的历史运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苏联的衰败解体、资本的全球化以及哲学本身的发展困境，使得哲学家们不由自主的把目光再次转向马克思，重读马克思。杨耕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重读马克思的。

    《思考的痕迹》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独特的重读马克思的理论途径：从马克思的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从马克思的哲学拓展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从西方哲学史拓展到现代西方哲学、当代社会发展理论，从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延伸到分析的历史哲学，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延伸到苏联马克思主义，然后，再回到马克思的哲学这一“原点”。这样一个不断深化和拓展的求索过程不仅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而且涉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构；不仅涉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而且涉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不仅涉及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而且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不仅探讨了后现代主义，而且探讨了后马克思主义；不仅研究了普列汉诺夫的哲学思想，而且研究了卢卡奇的哲学思想；不仅研究了马克思的哲学批判及其特征，而且研究了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及其意义；不仅考察了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而且研究了当代社会发展理论……在这样一个广阔领域所进行的认真探索构成了一幅斑斓多彩的画面。你也许不欣赏这幅画面，但它的斑斓五彩不能不在这一方面或那一点上燃起你探索的激情。

    重读马克思，首先就要重读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创始人的马克思的原著。“只有从那些哲学思想的首创人那里，人们才能接受哲学思想。因此，谁要是向往哲学，就得亲自到原著那肃穆的圣地去寻找永垂不朽的大师。”（叔本华）从《思考的痕迹》可以看出，杨耕对马克思哲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注重从文本出发，剖析概念，探究历史唯物主义形成史的内在逻辑。这一研究的特点，在第一编第一篇文章《论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进程和思维逻辑》就有明确体现。在深入解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文本的基础上，《论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进程和思维逻辑》提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市民社会”属于认识过程中的“感性的具体”，《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劳动”标志着马克思对社会的认识达到了由“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社会形态”则标志着马克思对社会的认识达到了“思维的具体”。这就为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形成史提供了新的思路。

    杨耕对文本的解读、概念的剖释，并非耽于文本、陷入概念，而是旨在从当代实践、科学以及哲学本身的发展出发重新认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新”之所在，或者说，重新认识“新唯物主义”的“唯物”之所在，从而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在哲学史上所造成的革命变革的内涵和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正是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杨耕提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实践唯物主义，并对这一新的观点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论证。《思考的痕迹》第二编中的《拒斥形而上学：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原则》《实践唯物主义：唯物主义的现代形态》《实践唯物主义：我们时代的哲学旗帜》《论实践的世界观意义》《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和理论特征的再思考》《马克思哲学的革命变革：从“世界何以可能”转向“人类解放和一可能”》等集中体现了这一新的观点。

    杨耕重申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一方面是因为实践唯物主义被忽视甚至淡忘了，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实践唯物主义以其巨大的超前性体现了我们时代的时代精神。重申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并不是简单地“回到马克思”，而是高层次地“回到马克思”，即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在这个意义上，“建构”或“重构”可谓杨耕哲学思考的根本旨归。《思考的痕迹》第二编中的《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第三编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批判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形成与演变》《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时代的真理和良心》《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再思考》等文章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2000年，《理论前沿》发表金民卿教授的文章认为，杨耕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模式“提供了一种新的马克思哲学的理解途径，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框架，建构了新的马克思哲学体系，对于我国哲学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具有突破性意义”。

    重释历史唯物主义

    就马克思哲学本身的研究而言，杨耕经历了从历史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再到马克思主义价值论，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到唯物主义辩证法，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构，然后，再回到历史唯物主义这样一个不断拓展和深化的思维进程。这一不断拓展和深化的过程，彰显了杨耕哲学思考的特点。

    作为杨耕“思想史”的“自传”，《思考的痕迹》在时段的划分、文章的选取上明确体现了这样一种选编原则，即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总体认识的演变。从标题上看，第一编中的7篇文章的标题都有“历史唯物主义”字样；第二编中只有1篇文章的标题有“历史唯物主义”字样，但实际上有6篇文章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关键词；第三编中有2篇文章标题有“历史唯物主义”字样，但实际上也有4篇文章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关键词；第四编的7篇文章的标题都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字样，但至少有4篇文章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关键词，尤其是《关于唯物主义的历史形态及其革命性变革的再思考》，实际上是杨耕对历史唯物主义总体认识的总结、概括和升华。可以说，《思考的痕迹》围绕的中心就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的总体认识。

    就认识的深化而言，杨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编的相关文章构成了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杨耕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结构和历史规律的学说，是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一阶段的意义在于，初步厘清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两个概念的由来，并从一个新的视角探讨了马克思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历史进程和思维逻辑；第二编的相关文章构成了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杨耕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论历史唯物主义现代形态的建构原则》明确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形态是以实践的观点为理论基础，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一体化”的历史哲学，显然，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实质性的深化和拓展；第三编的相关文章构成了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杨耕形成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的总体认识，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世界观，其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哲学形态，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第四编中的《重新理解唯物主义的历史形态及其革命性变革》实际上是对第三个阶段所形成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总体认识的总结、概括和升华。这篇文章回溯法国唯物主义的两个派别，辨析唯物主义的历史形态，着重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终结以抽象本体论为基础的形而上学，并使西方哲学从传统形态转向现代形态。这是其一。其二，历史唯物主义所关注、所要解答的基本问题，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即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以实践为出发点范畴去探讨人与世界的关系，必然使历史唯物主义展现出一个新的理论空间，即一个自足而又完整、唯物而又辩证的世界图景，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唯物主义历史观”，而且是“唯物主义世界观”。其三，由于历史唯物主义内含着“否定性的辩证法”，因而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是“真正实证的科学”和“真正批判的世界观”的高度统一。

    由此，《重新理解唯物主义的历史形态及其革命性变革》明确提出了一种新的关于马克思哲学的总体结论，即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不是三个“主义”，而是同一个“主义”，即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不同称谓：用历史唯物主义称谓马克思的哲学，是为了凸显新唯物主义的历史性维度及其彻底性和完备性；用辩证唯物主义称谓马克思的哲学，是为了凸显新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维度及其批判性和革命性；用实践唯物主义称谓马克思的哲学，是为了凸显新唯物主义的实践性维度及其首要性和根本性。一言以蔽之，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历史、辩证、实践的唯物主义。

    在这样一个思想演变的过程中，杨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有了新的认识，这一新的认识集中体现在《思考的痕迹》第三编中的《深入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中。在这篇文章中，杨耕提出：对已经成为“常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应结合当代实践的新经验、当代科学的新成果阐释出新内容；对由于种种原因被忽视或淡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应当以当代实践和科学为基础，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深入挖掘这些基本观点；有些观点本来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只是有所论述、尚未充分展开、系统论证，但当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日益凸显出这些观点的重大现实意义，对这些观点，应以当代实践和科学为基础深入探讨、充分展开、系统论证，使之成熟完善，上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并同原有的基本观点统一起来；有些观点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而是后继者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研究变化中的实际而提出的，由于其契合着当代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因而应当上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杨耕的这一见解不仅使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化了，而且为我们如何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教材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在我看来，杨耕的这篇文章可命名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教材的提纲”。

    重现哲学研究“初心”

    哲学需要思辨，但哲学不应是脱离现实的思辨王国，始终停留在“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杨耕一直认为，哲学研究不能仅仅成为哲学家之间的“对话”，更不能成为哲学家个人的“自言自语”，说着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哲学研究应当也必须同现实“对话”，否则，就会成为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对马克思的哲学研究更应如此。马克思的哲学不是“书斋里的哲学”，而是关注现实、改变世界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而且也深刻改变了中国。“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我重读马克思以至全部哲学研究的目标，就是期望能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一块希望的田野，能为中华民族理论思维水平的提升做出应有的贡献”。《思考的痕迹》“自序”中的坦言，体现了杨耕哲学研究的“初心”和“使命”。为此，杨耕撰写了一系列研究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论文。从中，他挑选了《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国现代化历史中的两个里程碑》等6篇文章，构成《思考的痕迹》“附录”。实际上，“附录”不是附录，而是从另一个维度展现了杨耕“思考的痕迹”。

    在国内学界，杨耕较早地开始了对“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哲学思考。《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国现代化历史中的两个里程碑》明确提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进入到自觉、主动、创造性“回应”的时空境界。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讨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河，邓小平则开辟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为“九死一生”的中国现代化开辟了新的天和地。在《论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及其特色》和《论邓小平理论的主题和风格》中，杨耕深刻地阐释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背景和形成条件、邓小平理论的主题和科学体系、邓小平理论的特征和风格，把邓小平理论诠释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生长出来、融化于当代中国实践活动的“真正的理论”，并充满激情地指出，正是在邓小平理论中，我们看到历经磨难的中国人民从东南西北悲壮奋起的宏大历史场面，透视出一个古老的民族何以复兴于当代的全部秘密。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杨耕在《哲学研究》发表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当代中国的历史转折》一文，深入而全面地阐释了改革是现代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并认为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型社会转向开放型社会，这三大历史转折使当代中国社会发生了整体转型；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最重要的特征和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把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种重大的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了，构成了一次史无前例、艰难复杂而又波澜壮阔的伟大的社会变革，这一社会变革必将使社会主义在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再创辉煌，使中华民族在社会主义改革的基础上实现伟大复兴。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40周年之际，杨耕在《光明日报》发表《在实践中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提出“在实践中深化和发展‘实践标准’”，强调“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认为就中国而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关注和回答重大的现实问题，并使现实问题上升为理论问题，使基本理论升华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是对现实的“纯客观”的实证分析，不是纯概念的逻辑推演，也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术语简单地转换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术语，更不是用中国传统哲学“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以哲学的独特的方式反映中国的现实问题，以概念运动反映现实运动。

    这一研究方式实际上体现了杨耕的思维坐标，体现了他的哲学的特点、目标与方向，即以当代实践为基础，以现实问题为中心，重读马克思，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吴晓明教授在《光明日报》发表的评论把杨耕哲学研究的思想理论取向概括为：“学理上的深化、把握现实中的时代，以及由之建立起与中国历史性实践的本质关联。这种思想理论取向不仅对于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至关重要，而且对于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其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来说，同样是重要的和具有启发性的。”

    《思考的痕迹》所展示的杨耕哲学思考的特点、目标和方向，使我们产生这样一种认识，即该书四编呈现了杨耕哲学思想的四个时段及其内容，这就是，初创，构型，完型，定型。从时段来看，初创时期 为5年，即“第 一 编1984-1988”；构型时期为11年，即“第二编1989-1999”；完型时期为16年，即“第三编2000-2015年”；定型时期为5年，即“第四编2016-2020年”。从内容上看，初创阶段，杨耕聚焦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进程和思维逻辑，并明确提出实践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构型阶段，杨耕基于马克思哲学“拒斥形而上学”的基本原则，把实践唯物主义视作唯物主义的现代形态，明确提出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实践唯物主义；完型阶段，杨耕把马克思视作现代西方哲学的开创者，把马克思哲学视作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批判的统一，把历史唯物主义视作“批判的世界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形成和演变予以系统阐述，进而提出并阐述了马克思的哲学是我们时代的真理和良心这一重要命题；定型阶段，杨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认识进行总结、概括和升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认识达到历史性高度，并由此延伸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理论基础、理论结构的再思考。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哲学已经成为杨耕书写生命的方式，已经融入他的生命活动中，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转化为他的信念。用杨耕本人的话来说就是，哲学教会他“看破红尘”“看透人生”，懂得生与死本身属于自然规律，生与死的意义却属于历史规律，因而在“向死而生”中寻找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我看来，《思考的痕迹》实际上表征着作为哲学家的杨耕的独特的生命活动。

    在艰难曲折的哲学思想登山路上，杨耕所追求的理论目标，是求新与求真的统一；追求的理论形式，是铁一般的逻辑、诗一般的语言；追求的理论境界，是重构哲学空间、雕塑个性思维。《思考的痕迹》集中体现了这一理论目标、理论形式、理论境界，集中体现了杨耕的哲学思考的心路历程、理论途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展示了一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精神面貌和理论风采，并促使我们深信，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和良心。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