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守常先生的侧影

    因曾有缘与张守常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共事，凡十五载（1988-2003年），加之有北大的间接学缘关系，还同为山东人，故作为后学，我一直对张先生敬而佩之。

    在位于铁狮子坟的北师大校园，如果见到一位长者，魁梧，背微驼，着中山装，提个袋子，不慌不忙，慢条斯理，和蔼可亲，冷幽默，那就是张先生。

    在北师大历史学系张先生那一辈学者中，待我1988年7月去任教时，老北大历史学系毕业的，仅有张先生和非洲史专家张文淳先生。两位张先生均是有口皆碑的才子，但在系里均低调，不事声张。

    因为和张文淳先生同在世界近代史教研室，来工作前，即已认识。张先生和我的导师齐文颖教授是好朋友，也是齐教授的父亲、著名历史学家齐思和教授的学生，故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时，张先生是答辩委员会主席，故和文淳先生来往颇多。

    然而，因和张守常先生不在一个专业，又忙于教学、带孩子等俗务，最初几年，和先生很少交往。平时，在系里或者路上见面，作为晚辈，我也只是向先生谦恭地问候，简单地说几句话。后来，大概是从刘宗绪教授那里听说过我，张先生对我的态度明显更和善了。

    其实，我和张先生还是有一些缘分的。1944-1948年，先生在北大历史学系读本科。四十多年后，1985-1988年，我在北大历史学系读研究生。巧合的是，我读美国史的导师齐文颖教授的父亲是齐思和老先生。据张先生在回忆录中说，他当年投考私立中国大学时，主持面试的，恰是时任该校历史系主任的齐思和教授（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时，齐老先生从燕京大学转到北大历史学系任教，直至去世）。

    在《拂晓集》出版后，张先生在信箱里留了一张便条，让我到他家里去一趟。那是一座老式的楼房，很旧。印象中，先生家里到处是书，从书架到书桌，满满当当。师母给倒了水，先生把已经签好名的《太平天国北伐史》《中国近世谣谚》《拂晓集》送我，然后闲聊。我虽然对晚清史感兴趣，但对于张先生最专长的太平军北伐史，完全是个外行。聊天时，张先生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叫“中国近代史”，但现在有的年轻学者，如罗志田，怎么改叫“近代中国史”了呢？ 我说：这大概跟罗志田留学美国有关，受英语表达的影响，把英文中的“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或者“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直译过来，叫“近代中国史”。台湾学者不是也常叫“近世中国史”吗？ 先生点点头。先生问我的看法。我说，在汉语语境中，还是应该以约定俗成的“中国近代史”为好。我们还谈到了中国近代史的起迄时段问题。我非常认同陈旭麓教授、刘大年先生等学者的观点，应该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这样一个长时段为宜，不宜把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称为“中国近代史”、将五四运动到1949年称为“中国现代史”，应该把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百年统称为“中国近代史”。同时，我也非常赞同罗荣渠教授、章开沅教授、张海鹏先生等学者的观点，对于近代以来中国人追求民族解放、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不是用“近代化”，而是用“现代化”。至于中国近代史时段的现代化，可以用“早期现代化”的说法。作为近代史的老前辈，张先生能够听我这样一个外行放言无忌，胡说八道。我注意到，老人不仅耐心听着，而且不时插话，平等相待。虽二十余载既往，然其敦厚长者之风、仁慈师者之度，历历在目，尽显张老的大家修养。

    再次去张先生家时，我已经离开北师大。当时，百无聊赖，抄了一份《论语》长卷，想请一些学界师友签字留念。先生是学界书画名家，我当然也想请先生留下墨宝。那时，张先生已高龄，正在休息。我未敢打扰，留了字条，说明来意，希望先生方便时，签其大名。后来，按约去取长卷时，张先生已用毛笔签上了“张守常”。据燕快学长说：“我至今记得家父玻璃板下压着一铅笔字条，是您政法大学的电话……听我姐姐说，您是希望得到我父亲的一幅字。但可惜后来我父亲已经写不了了。”

    之后，我去北师大的次数，越来越少。张先生的身体，也越来越差。因此，就没有机会再和张先生见面了。不过，如今回想十几年前的往事，依然倍感温暖。对张先生的怀念，与日俱增。

    在张先生那一辈学者中，据我所知，先生很可能是子女最多的一位。我的师辈中，无论是20世纪20年代还是30年代生人的学者，大多是一到两个孩子，很少有三个的。但是，张先生与众不同，有子女七个，不知是否创下了当代中国老一辈学者的记录？ 对于我们这些恰逢严格推行“独生子女”国策的一代人而言，这简直就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人生传奇。

    古人讲，多子多福。子女多，热热闹闹，固然其乐无穷，但从生到养到教育，对于做父母的而言，无疑也是一个很大的经济负担和思想负担。但是，张先生和师母愣是把这么多子女培养成人。据燕快学长告知：“我们是姐弟七人，先后都下乡多年后返京。其中，六人后来的工作与北师大相关。大姐燕来是师大幼儿园高级教师退休。二姐燕多是师大二附中英语教师，中教高级。妹妹燕喜是师大电子仪器厂高级工程师。我和燕赶、燕布三兄弟，均是师大历史系夜大学的本科毕业生，但都是业余学习，所以，干的都是非本专业。”虽然张先生子女未有从事近代史研究的，但各自奋斗，自立自强，不愧是书香门第。“忠厚传家，诗书继世”。在张先生仙逝后，子女们协力合作，整理老人遗著、书信、日记、读书笔记等，包括本书在内，均是先生子女辛苦努力的结果。由衷期待凝聚先生一生读史、治史、撰史成就的《张守常文集》，早日问世，以慰藉逝者、激励生者。

    作为学者，我们往往以其著作，论其学术贡献。同时，作为一个人，哪怕是学者，含辛茹苦，繁衍生息，养育子女，不同样是一种人生的贡献吗？ 论全家福，先生有这么多孝子贤孙，子孙满堂。从人生的意义上，张先生同样是出类拔萃、独一无二的。所谓“和光同尘，高不绝俗”，无论是就学问和艺术成就还是人生业绩而言，守常教授都是当之无愧的。

    张先生爱家，爱子女，还深爱生他养他的故乡。《“和光同尘 高不绝俗”》一书，收有多篇文章，记载了张先生对其故乡高唐一往情深的故事。作为青州人，我非常理解张先生对其故乡的情感。惟一遗憾的是，除其回忆录涉及幼时到中学时段在故乡的故事，张先生本人似乎没有留下更多的他在功成名就后回故乡的文字。好在高唐的几位先生的回忆文章，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素材。张先生对故土的一往情深，闻之感动，读之动容。其赤子之心，其游子之情，真挚无贰，感天动地。

    生命虽逝，然学术永恒。在他那一辈学者中，张先生一专多长，多才多艺。虽长期遭受不公正的政治待遇，在学术上也屡遭遇不公，比如，不能在其编著、编纂的著作中正当署名，也未获得指导博士生的导师资格，但张先生安之若素，看得开，也想得开，无怨无悔。我深信，学术史是公正的，也是公平的，因为大浪淘沙，青史昭昭。张先生被公认为太平军北伐史研究第一人，其农民战争史研究、历史教学法研究、对中国近代谣谚的研究，均是当代中国史学学术史的华章。与一般人不同，肉身的生命消逝后，作为学者，通过传世之作，通过教授过的学生，学术薪火相传，其学术生命依然常青。

    生命虽逝，然人生永续。张先生有这么多子女，知书达理，不绝如缕。有这么一个大家庭，人丁兴旺，祥和幸福。从人口社会学的角度说，人，难道不是最宝贵的吗？从家庭社会学的角度说，家，不正是最重要的吗？ 从广义的人生幸福的角度说，四世同堂，在我这个青州人看来，这本身就应该是张先生最大的人生业绩。

    和张先生爱故乡高唐一样，我也爱故乡青州。如今，张先生骨灰（部分）安葬故里，魂归故土，心安理得。这应该是最佳的人生归宿吧？ 将来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也希望，像张先生一样，把骨灰葬在故里，陪伴父母，融化于故土。

    和张先生一样，我也爱书。购书，藏书，几乎是我的惟一业余爱好。最近五年来，鬼使神差，又迷上了淘签赠本书。通过孔夫子旧书网，我也淘了一部分张先生的签赠本。其中，有张先生送学界朋友的，也有送同事的，还有送高唐一中的。每一部签赠本，都有一个学人之间的故事。我将珍藏这些签赠本，借此延续和张先生的未了之缘，以这种特殊的爱书方式，纪念德高望重的张先生。

    和张先生一样，本人主要是受业师罗荣渠教授的影响，也爱书法。不同的是，张先生既有童子功，又有大学养，我只能是“玉体横陈”，上不了台面。除了书法，先生还擅国画。书画双修，在当代历史学家中，我认识的，除张先生外，还有武大冯天瑜教授、复旦李剑鸣教授。我在想，退休后，应在练字的同时，拜师学画。也许终老一生，我也达不到张先生的书画艺术境界，然心向往之，追随之，身体力行，总是聊胜于无罢？

    作为外行，我没有能力评价张先生的学术贡献。作为一个凡人，作为山东同乡、学界晚辈，在对张先生抱持敬重的同时，我只能说，无论是做人、做事还是学术、艺术，在我的心目中，张守常先生是一座丰碑。

    谨此纪念张守常教授一百周年诞辰。

    （蒙张燕快学长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特此说明，由衷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