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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2年05月18日 星期三

    张守常先生的侧影

    杨玉圣 《 中华读书报 》( 2022年05月18日   07 版)

        张守常

        因曾有缘与张守常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共事,凡十五载(1988-2003年),加之有北大的间接学缘关系,还同为山东人,故作为后学,我一直对张先生敬而佩之。

        在位于铁狮子坟的北师大校园,如果见到一位长者,魁梧,背微驼,着中山装,提个袋子,不慌不忙,慢条斯理,和蔼可亲,冷幽默,那就是张先生。

        在北师大历史学系张先生那一辈学者中,待我1988年7月去任教时,老北大历史学系毕业的,仅有张先生和非洲史专家张文淳先生。两位张先生均是有口皆碑的才子,但在系里均低调,不事声张。

        因为和张文淳先生同在世界近代史教研室,来工作前,即已认识。张先生和我的导师齐文颖教授是好朋友,也是齐教授的父亲、著名历史学家齐思和教授的学生,故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时,张先生是答辩委员会主席,故和文淳先生来往颇多。

        然而,因和张守常先生不在一个专业,又忙于教学、带孩子等俗务,最初几年,和先生很少交往。平时,在系里或者路上见面,作为晚辈,我也只是向先生谦恭地问候,简单地说几句话。后来,大概是从刘宗绪教授那里听说过我,张先生对我的态度明显更和善了。

        其实,我和张先生还是有一些缘分的。1944-1948年,先生在北大历史学系读本科。四十多年后,1985-1988年,我在北大历史学系读研究生。巧合的是,我读美国史的导师齐文颖教授的父亲是齐思和老先生。据张先生在回忆录中说,他当年投考私立中国大学时,主持面试的,恰是时任该校历史系主任的齐思和教授(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时,齐老先生从燕京大学转到北大历史学系任教,直至去世)。

        在《拂晓集》出版后,张先生在信箱里留了一张便条,让我到他家里去一趟。那是一座老式的楼房,很旧。印象中,先生家里到处是书,从书架到书桌,满满当当。师母给倒了水,先生把已经签好名的《太平天国北伐史》《中国近世谣谚》《拂晓集》送我,然后闲聊。我虽然对晚清史感兴趣,但对于张先生最专长的太平军北伐史,完全是个外行。聊天时,张先生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叫“中国近代史”,但现在有的年轻学者,如罗志田,怎么改叫“近代中国史”了呢? 我说:这大概跟罗志田留学美国有关,受英语表达的影响,把英文中的“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或者“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直译过来,叫“近代中国史”。台湾学者不是也常叫“近世中国史”吗? 先生点点头。先生问我的看法。我说,在汉语语境中,还是应该以约定俗成的“中国近代史”为好。我们还谈到了中国近代史的起迄时段问题。我非常认同陈旭麓教授、刘大年先生等学者的观点,应该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这样一个长时段为宜,不宜把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称为“中国近代史”、将五四运动到1949年称为“中国现代史”,应该把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百年统称为“中国近代史”。同时,我也非常赞同罗荣渠教授、章开沅教授、张海鹏先生等学者的观点,对于近代以来中国人追求民族解放、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不是用“近代化”,而是用“现代化”。至于中国近代史时段的现代化,可以用“早期现代化”的说法。作为近代史的老前辈,张先生能够听我这样一个外行放言无忌,胡说八道。我注意到,老人不仅耐心听着,而且不时插话,平等相待。虽二十余载既往,然其敦厚长者之风、仁慈师者之度,历历在目,尽显张老的大家修养。

        再次去张先生家时,我已经离开北师大。当时,百无聊赖,抄了一份《论语》长卷,想请一些学界师友签字留念。先生是学界书画名家,我当然也想请先生留下墨宝。那时,张先生已高龄,正在休息。我未敢打扰,留了字条,说明来意,希望先生方便时,签其大名。后来,按约去取长卷时,张先生已用毛笔签上了“张守常”。据燕快学长说:“我至今记得家父玻璃板下压着一铅笔字条,是您政法大学的电话……听我姐姐说,您是希望得到我父亲的一幅字。但可惜后来我父亲已经写不了了。”

        之后,我去北师大的次数,越来越少。张先生的身体,也越来越差。因此,就没有机会再和张先生见面了。不过,如今回想十几年前的往事,依然倍感温暖。对张先生的怀念,与日俱增。

        在张先生那一辈学者中,据我所知,先生很可能是子女最多的一位。我的师辈中,无论是20世纪20年代还是30年代生人的学者,大多是一到两个孩子,很少有三个的。但是,张先生与众不同,有子女七个,不知是否创下了当代中国老一辈学者的记录? 对于我们这些恰逢严格推行“独生子女”国策的一代人而言,这简直就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人生传奇。

        古人讲,多子多福。子女多,热热闹闹,固然其乐无穷,但从生到养到教育,对于做父母的而言,无疑也是一个很大的经济负担和思想负担。但是,张先生和师母愣是把这么多子女培养成人。据燕快学长告知:“我们是姐弟七人,先后都下乡多年后返京。其中,六人后来的工作与北师大相关。大姐燕来是师大幼儿园高级教师退休。二姐燕多是师大二附中英语教师,中教高级。妹妹燕喜是师大电子仪器厂高级工程师。我和燕赶、燕布三兄弟,均是师大历史系夜大学的本科毕业生,但都是业余学习,所以,干的都是非本专业。”虽然张先生子女未有从事近代史研究的,但各自奋斗,自立自强,不愧是书香门第。“忠厚传家,诗书继世”。在张先生仙逝后,子女们协力合作,整理老人遗著、书信、日记、读书笔记等,包括本书在内,均是先生子女辛苦努力的结果。由衷期待凝聚先生一生读史、治史、撰史成就的《张守常文集》,早日问世,以慰藉逝者、激励生者。

        作为学者,我们往往以其著作,论其学术贡献。同时,作为一个人,哪怕是学者,含辛茹苦,繁衍生息,养育子女,不同样是一种人生的贡献吗? 论全家福,先生有这么多孝子贤孙,子孙满堂。从人生的意义上,张先生同样是出类拔萃、独一无二的。所谓“和光同尘,高不绝俗”,无论是就学问和艺术成就还是人生业绩而言,守常教授都是当之无愧的。

        张先生爱家,爱子女,还深爱生他养他的故乡。《“和光同尘 高不绝俗”》一书,收有多篇文章,记载了张先生对其故乡高唐一往情深的故事。作为青州人,我非常理解张先生对其故乡的情感。惟一遗憾的是,除其回忆录涉及幼时到中学时段在故乡的故事,张先生本人似乎没有留下更多的他在功成名就后回故乡的文字。好在高唐的几位先生的回忆文章,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素材。张先生对故土的一往情深,闻之感动,读之动容。其赤子之心,其游子之情,真挚无贰,感天动地。

        生命虽逝,然学术永恒。在他那一辈学者中,张先生一专多长,多才多艺。虽长期遭受不公正的政治待遇,在学术上也屡遭遇不公,比如,不能在其编著、编纂的著作中正当署名,也未获得指导博士生的导师资格,但张先生安之若素,看得开,也想得开,无怨无悔。我深信,学术史是公正的,也是公平的,因为大浪淘沙,青史昭昭。张先生被公认为太平军北伐史研究第一人,其农民战争史研究、历史教学法研究、对中国近代谣谚的研究,均是当代中国史学学术史的华章。与一般人不同,肉身的生命消逝后,作为学者,通过传世之作,通过教授过的学生,学术薪火相传,其学术生命依然常青。

        生命虽逝,然人生永续。张先生有这么多子女,知书达理,不绝如缕。有这么一个大家庭,人丁兴旺,祥和幸福。从人口社会学的角度说,人,难道不是最宝贵的吗?从家庭社会学的角度说,家,不正是最重要的吗? 从广义的人生幸福的角度说,四世同堂,在我这个青州人看来,这本身就应该是张先生最大的人生业绩。

        和张先生爱故乡高唐一样,我也爱故乡青州。如今,张先生骨灰(部分)安葬故里,魂归故土,心安理得。这应该是最佳的人生归宿吧? 将来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也希望,像张先生一样,把骨灰葬在故里,陪伴父母,融化于故土。

        和张先生一样,我也爱书。购书,藏书,几乎是我的惟一业余爱好。最近五年来,鬼使神差,又迷上了淘签赠本书。通过孔夫子旧书网,我也淘了一部分张先生的签赠本。其中,有张先生送学界朋友的,也有送同事的,还有送高唐一中的。每一部签赠本,都有一个学人之间的故事。我将珍藏这些签赠本,借此延续和张先生的未了之缘,以这种特殊的爱书方式,纪念德高望重的张先生。

        和张先生一样,本人主要是受业师罗荣渠教授的影响,也爱书法。不同的是,张先生既有童子功,又有大学养,我只能是“玉体横陈”,上不了台面。除了书法,先生还擅国画。书画双修,在当代历史学家中,我认识的,除张先生外,还有武大冯天瑜教授、复旦李剑鸣教授。我在想,退休后,应在练字的同时,拜师学画。也许终老一生,我也达不到张先生的书画艺术境界,然心向往之,追随之,身体力行,总是聊胜于无罢?

        作为外行,我没有能力评价张先生的学术贡献。作为一个凡人,作为山东同乡、学界晚辈,在对张先生抱持敬重的同时,我只能说,无论是做人、做事还是学术、艺术,在我的心目中,张守常先生是一座丰碑。

        谨此纪念张守常教授一百周年诞辰。

        (蒙张燕快学长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特此说明,由衷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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