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人英文著述的历史考察

    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已是一部全球互动史。要想深入研究好这段历史，不可缺少全球性眼光。即便从史料利用的角度来说，也无法仅限于中文。关于近代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感、思想与运动的认知，亦是如此。假如你较多阅读近代国人面向西方世界所书写的各种著作，特别是英文著述，就会发现，这肯定是把握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动力机制、情感来源和思想内涵无法替代的重要途径与绝佳视角，因为这些书写本身，正是当时国人表达民族主义诉求、传扬民族主义情感和思想不可或缺的直接载体，而它们所通向的，又是中国民族主义所针对的主要对象——西方列强及其背后的整个西方世界。

    三十多年前，当我开始研究辜鸿铭和陈季同的时候，就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我同时也意识到这些以西文书写，为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而呼号、抗议、争辩和诉说的文字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蕴所在。在那个时代，真正有能力掌握西文，又有热心和胆识面对西方世界进行此类书写的中国人，实在是太凤毛麟角、难能可贵了，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该被中西关系史研究所忽略，更不该被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者所遗忘！ 这就是我20多年前在主编“西方视野的中国形象”译丛的同时，热心把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和陈季同的《中国人自画像》这类西文著作，也一并翻译出版的原因之一。不过，随着相关知识的不断丰富，我越来越发现，仅仅是关注几个人、几本书，研究几个具体问题实在远远不够，这个领域所涉范围是如此的广阔，其历史文化内涵又是如此地丰厚，显然需要更多的学界同仁去进行整体性的考察和系统性的研究。于是在自己的课堂上，我便时常鼓动那些有兴趣、有条件的青年学子们，自觉投身到这一课题中来。

    2005年，李珊推免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攻读硕士学位，随后又获得硕博连读资格，她英文基础好，又沉静向学，我便建议她以“近代华人的英文书写与民族主义”为题，系统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记得当年，我建议她选择此题时，曾给出以下理由：首先，近代华人的英文书写，乃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近代才得以出现的新的文化现象，属于史家择题的首选类型；其次，近代中国从事英文书写的华人虽不少，但毕竟还是有限（当时了解实不多），若以民族主义为主题，选择其中各个时期的典型案例加以考察，应当具有可操作性；第三，这是一个拓展空间广阔、便于今后长期发展的课题。我同时还建议她，应当像邹振环教授写《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一书那样，先将与主题有关的专题资料著作一一阅读、撰写提要，日积月累、计日程功，然后逐步加以推进和深化。李珊采纳了我的建议。后来几年，她就一直沉浸在此一课题之中，踏实钻研，最后完成了题为《面向西方的书写：近代华人的英文著述与民族主义》的博士学位论文，并顺利通过了答辩。毕业后，她仍然潜心于这一课题的研究，不断修改和拓展相关内容，转眼又过去了十年，她终于完成了目前的这部书稿。现在，该著得到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资助，即将面世。作为导师的我，有了先睹为快的机会，欣慰之余，顺便写下一点读后感言，聊充序文。

    在近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由于英文的绝对强势地位，那些面向西方世界进行直接书写的华人作品中，最为重要的当属英文著作。中国人究竟何时开始接触英文，目前已难考实，至少从英国东印度公司来华开始，即有了相遇机会。1748年前后，乾隆皇帝已命人编写过名为《口英咭唎国译语》的英文词汇集。1807年，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后，中国的英语传播开始进入新阶段，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英语仍被视为“红毛番话”，没有得到真正重视，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虽有了一些懂英语的早期人才，但一时尚达不到用英文流利书写、公开发文的程度。作者在本书中，将最早有能力公开书写英文的中国人，大体圈定在19世纪40-60年代陆续赴欧美留学的容闳、黄胜、黄宽和颜永京等留学生范围，我以为是恰当的。她同时以《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这个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英文报刊为中心，抓住那些中国“投书人”来考察和揭示“中国人英文书写之发轫”，也别具眼光。据她发现，1860年至1863年，《北华捷报》上曾多次发表来自太平军的“中国通讯员”之“来鸿”。这些“来鸿”，对于本课题的研究来说，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过，它们究竟是中国人所写，还是请外国人操刀，抑或是中国通讯员先以中文报道、报社再加以英译，目前尚难以确定无疑。相比之下，书中所提到的1871年署名为“一个说英文的中国人”的英文来信，倒是可认定确属中国人“手笔”。1871年9月，《北华捷报》上一篇题为《教育中国人之法》的文章，引来这封“读者来信”，来信中回应了有关中国人传播西学的能力问题，强调包括黄宽在内的最早一批赴欧留学的中国人，不仅有能力传播西学，而且正在为“造福国家”而多方工作。李珊根据多种信息判断，这个自称“说英文的中国人”，当是最早留欧的那几个中国人之一，且很有可能是曾被丁日昌延揽至江南制造总局广方言馆任教的黄胜。这一判断，我以为是靠得住的。由于关涉近代国人英文书写的肇始时间，这里，我想举出来信中所提到的黄宽其人公开发表英文作品的另一例子，来证实1871年这一时间节点可能的重要性。

    黄宽是中国最早留学欧洲的现代医学先驱，他于1855年获得爱丁堡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工作。在兼任粤海关医官期间，他曾精心调查广州地区的公共卫生状况、流行病及其有关治疗情形，并先后写过七篇开创性的英文调查报告，其中首篇就发表在1871年下半年出版的《海关医报》（Medical Reports）第2号上 （Dr.F.WANG.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anton for the Half Year Ended30th September.Medical Reports，1871，No.2of the Series），后来，他又于1872、1873、1877和1978年陆续刊出续篇部分。最近，有探讨现代社会调查在中国兴起问题的学者指出，黄宽的这些流行病调查在中国率先实施，较为符合现代学术规范，具有开拓意义，一些西方学者甚至认为，它对英国现代社会调查的发展还发挥了重要作用。（见李章鹏：《现代社会调查在中国的兴起：1897-1937》，西苑出版社2021年版，第75-76页；Mar⁃tin Bulmer，Kevin Bales，Kathryn Kish Sklar，ed.The Social Survey in History Perspective，1880-1940，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p.8-9）可见黄宽的这一英文书写，不仅在中国近代城市公共卫生和防疫史上具有独特价值，在中外学术史上也具有值得一提的地位。若能将黄宽的这一英文发表同前述诸例一并讨论，或许可以增强有关上述“起点”问题的认知。

    《面向西方的书写》一书最为重要的学术贡献，我以为乃是以民族主义为线索，首次较为系统清晰地梳理、揭示了近代中国人英文著述的整体情形，对于清末、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民政府统治初期，以及抗战时期等不同历史阶段中国人以英文著述的主题、时代特点、代表作品等，予以有点有面的扎实探讨与细心揭示，并努力给出了较为理性客观、实事求是的历史分析和评价。长期以来，由于资料零散且相对难以获取，英文著述的作者们又多名不彰显，加之对于研究者外语水平也有较高要求，这一领域的整体研究一直付之阙如。李珊敢于迎难而上、多年默默耕耘于其间，终于勾勒出近代国人英文书写的主要线索与基本面貌，这一点是很值得称道的。

    近代中国人的英文著述类型复杂、体裁不一、内容丰富，但其中绝大部分都暗合着民族主义这一时代主题。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外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建立，殖民势力在中国长期存在并持续发生影响，成为近代中国最为显著的时代特征。因此，中国人的英文书写就不可避免地要为祖国所遭受的侵略、歧视与不平等，发出抗议之声，以维护国家主权、利益和民族尊严，同时对中华民族的抗争行为，也进行过形式多样的辩护，以期赢得西方人民的同情、理解、尊重乃至支持。《面向西方的书写》一书正是通过发掘和绍述一个个英文书写“事件”，多方面地讲述中国民族主义的抗争故事，从而精心揭示了其多维面相，丰富和深化了今人对那个时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及其所关联的中西关系之认识。如书中对林文庆针对“黄祸论”而提出的“白祸论”之评述，对邵芾棠区别“排外主义”与“反媚外主义”的讨论，对五四时期徐宝谦、刘廷芳等关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兴起的内涵及其与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之间关系的即时性思想认知，等等，都是相当突出的例子。

    对于笔者来说，本书关于北洋时期国人以中外关系为主题的系列英文著作曾为当时中国政府的废约实践提供学理基础的深入考察，也是非常新鲜的。我尤其赞赏书中关于国民政府的“英文外宣”和抗战时期国人“英文抗战”的丰富论述，其中许多都鲜为人知，提供了新的历史知识。正如书中所揭示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英文书写成为中国人向国际社会揭露日本侵略行径的重要途径，一些国际问题专家、报人、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撰写大量英文论著，从事实和法理上强有力地回击了日本所宣传的战争舆论，如徐淑希、桂中枢、孟治等所撰写的有关九一八事变的英文著作，就针锋相对地逐条驳斥了日本的种种谎言，不仅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今日读之也令人敬佩和难忘。七七事变以后，国民政府为了争取英美等国的同情与援助，更是编纂出版了大量的英文抗战宣传品，连宋美龄都撰写了若干英文著作，传扬中国军民的抗战精神，身居海外的林语堂等知识分子通过撰写英文小说、政论等途径，也热情声援国内的抗战。实际上，这些中国人是战斗在抗日战争的另一战场。本书记述和研究这些“英文抗战”史，某种程度上，正可以补充以往学界抗战史书写之不足。

    近代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建立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近代民族国家。作为形塑现代世界格局的最为重要的思潮之一，它又往往被视为一把“双刃剑”，尤其在近几十年来，人们在讨论民族主义时，常常要从狭隘的民族主义概念出发，批评其偏执性、盲目性和排他性。但是，民族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对其实际功能需做具体的历史分析，“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和统治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走上了亡国灭种的边缘。如果没有全民族的觉醒和奋起，那中国就只能‘束手以待列强之烹割’，中华民族也就永无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一日”（李文海：《对“民族主义”要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看，民族主义所激发的民族认同感、凝聚力以及民众动员力，在中国谋求民族解放、国家富强的过程中，实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不过，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既有“抗议”的一面，又有“建设”的另面（罗志田语），是“抗议”与“建设”两面合构的统一体。考察近代中国人面向西方的英文书写，可见贯注其中的民族主义亦同样如此。本书论述北洋时期中国人的英文书写时，特别就其中的“一个新动向”——关于中国民主制度建设问题的论著进行专门绍述，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书中对中国首个获得美国政治学博士学位的严鹤龄《中国宪政发展研究》一书的评述，对刁敏谦《中国新宪法及国际问题》和鲍明钤《中国民治主义》等论著的讨论，都表明了此种自觉。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尽管当时中国民主政治的实践正举步维艰，但这些论著的书写者却并没有放弃希望，而是积极探寻着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的途径，并致力于揭示清末民国时期中国这方面追求已经取得的历史性进步，以及未来可能的前景。在近代中国，从事英文撰述的中国人，就主体而言大多是接受西方学术训练且具有一定自由、民主理念的新式知识分子，他们在英语著作中，往往以学理性的眼光考察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政治嬗变、社会经济的变革、文化的承继与开新、中外关系的冲突与调和等问题。这些著作，反映出他们将中国的历史、现实与西方新学科知识谱系相互勾连的自觉与努力，凝聚着一代学人对中国社会、文化变革的思考与探求，而促成他们去做这种思考与探寻的，又怎能离开那份内蕴其心的深沉的民族主义情感！

    在近代中国人公开发表或出版的英文论著中，有相当一部分曾是英美留学生所撰写的关于中国论题的博士学位论文。这些论文在吸收西方现代学术思想和方法的基础上，有的反映出作者自觉整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努力揭示其现代内涵和意义以促成其实现现代转换的积极意图，有的反映出作者自觉贯通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深刻把握中国国情、大胆实现学术开创和探索的创新精神，情况不一，价值和影响有别，但无不折射出其学习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寻求中国现代化发展之道的美好愿望。本书对这些博士学位论文十分重视，多有论述，并曾统计指出，仅在1912-1927年间国人出版的与民族主义论题相关的40余种英文著作中，这些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出版的论著，就占到约四分之一。如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朱友渔的《中国慈善事业的精神》，胡适的《先秦名学史》，冯友兰的《一种人生观》以及30年代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它们都在所在学科或领域里具有开创意义，有的还在西方的中国研究界乃至人文社科界，产生过重要而持久的影响。今天的我们在追溯现代学科体系在中国的建立时，不能忽略这些著作在问题意识和思维模式上所曾经起到过的引领作用。不过限于本书结构，书中对这些重要著作未能予以更全面的绍述或提及。

    阅读《面向西方的书写》这部书，我得着多方面的收获。如过去学界重视胡适在向西方介绍新文化运动时，曾使用“中国文艺复兴”（Chinese Renaissance）提法，亦有学者注意到任教于燕京 大学的瑞典学者王克私（Philippe de Vargas）曾发表《中国文艺复兴的诸种成分》一文，并对胡、王二人的学术交往及共同使用“文艺复兴”概念的异同多有解读。李珊此次则通过阅读胡适日记注意到，1921年6月，胡适从来华访学美国加州大学教授Stratton处得知，美国报纸对中国的文学革命颇多关注，《世纪杂志》（The Century Magazine）且在该年5月刊文介绍过中国的文学革命。根据这一线索，李珊找到该期杂志，发现杂志主编恰恰就是以“中国的一场文艺复兴”（A Renais⁃sance in China）为题来介绍中国的文学革命之人。她由此认为，胡适、王克私、刘廷芳将新文化运动与西方的文艺复兴相提并论，很可能不是个别人的看法，而是当时中美知识分子就新文化运动问题进行交流时所达成的一种共识。这一发现于认识新文化运动，无疑很有意义。再如，汤良礼的《中国革命内史》（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一书，过去也少有人提及，作为汪精卫的秘书，汤氏秉持国民党左派立场撰述此书，以英文记述国民党从兴中会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间的历史，曾披露过不少事件的历史细节，比如“中山舰事件”的有关内情，然此前国内的相关研究，似未曾见到对此记述有关注和利用。此外，像1914年李文彬撰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文中国通史》，通过本书的评介，可知其堪称当时唯一从传说时代写到清朝覆灭的一部内容完整的新式中国通史力作，然以往的史学史著也几乎将其彻底遗忘，等等。凡此种种都可见，近代中国人的英文著述，对于认知那个时代的历史来说，实为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料来源，而本书的研究在这方面，已然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线索。

    整体研究近代中国人的英文著述，是一项难度不小的学术工程。为了驾驭这一课题，作者付出了多年的心力。仅围绕民族主义主题，她就从600余种英文著述中整理出200余种著述反复研读，并写下著述摘要，书后所附摘要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相信有兴趣的读者会从中找到有用的信息。为了准确解读书中所讨论的英文著作，作者还查阅了大量的中英文报刊、日记、回忆录、外交档案等资料，做到了将这些英文书写放在当时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加以深入考察，以保证其评析的到位。不仅如此，书中对于前人涉猎过的有关人物和著述的论述，还尽量做到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并努力发掘新的资料，加以讨论。如关于辜鸿铭的研究，就给我留下较深印象。

    当然，本书也还存在不完备之处。作者未能将近代中国人翻译中国文化典籍的活动一并纳入研究范围，在我看来，仍是一个遗憾。作为面向西方英文书写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中国人通过译作的方式传播中国文化，理应属于本书论述领域。书中对于林文庆翻译《离骚》、江亢虎与美国诗人合作翻译《唐诗三百首》、蔡廷干曾译有《唐诗英韵》、郑麐翻译《孙子兵法》和廖文奎译《韩非子》等，虽有提及，但仅仅一笔带过，未能从整体上对这一书写现象进行把握和考察。此外，像辜鸿铭、林语堂对儒家和道家经书的英译，沈仲涛对《易经》的英译，熊式一对《西厢记》的英译等，在西方都有过相当影响。沈仲涛不仅翻译《易经》，还以英文著《易经的符号》等书，率先倡导《易经》的现代科学研究，揭示其现代科学意义等，可惜国人对他却知之甚少。如果本书能特设一章，专门横向讨论这一问题，并把蒋彝的《中国绘画》等影响较大的传播中国文化的著作也囊括进来，相信将能为本书的研究更多添彩。

    另外，近代中国人的英文著述，内容实在太过丰富，以任何一个视角来加以整体把握，都难免存在自身的限度。民族主义的视角也不例外。诚然，近代中国人的英文书写，许多都难以摆脱深沉的民族情感的内在驱动，但它们的价值、意义和影响所在，又不能仅限于或框定于民族主义的框架里来加以认知，即便是那些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想学术的自觉整理、阐释与转换的努力，其实际的影响与价值，亦同样不能囿于文化民族主义的视角及其相应标准来予以衡估。作为一种跨文化碰撞与交流的历史存在，它们更具有一种永恒的人类交往沟通价值和深远持久的学术文化意义，有待且值得今人与后人去持续不断地加以翻检、清理、感知与体味。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这一工作实任重道远。在这点上，本书作者有着自己的清醒意识。这从书中的许多具体论述，可以得知。

    今天的中国，早已成为走在民族复兴之路上的世界强国，研读近代中国人面向西方书写的英文著述，揭示和认知那段中西之间的特殊历史，令人不无今昔之感。在自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如何应对外部世界的误解和挑战，主动讲好中国故事，实施好“走出去”的文化战略，已经成为新的时代课题。研究近代中国的这段“中西对话”的独特历史，其借鉴价值不仅显而易见，而且无法为其他研究所替代。这也是我阅读此书时所引发的一点联想。

    以上所言，未必妥当，仅供作者进一步拓展研究和读者阅读此书时参考。

    （《面向西方的书写：近代中国人的英文著述与民族主义》，李珊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本文为该书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