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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右北平与北平，亲密无间，唇齿相依。但它们是不能混淆的。
右北平是一个伟大的地名，与北平的联系千丝万缕。但它比北平大得多，更古老得多。右北平像一个经历过无数世纪风霜雨雪而心胸宽广的父亲，贫困艰辛又豪迈粗犷。它把自己朴素坚忍和乐善好施的性格全部遗传给了北平。它包围并庇护着北平，世世代代从生到死。没有右北平，今天的北京就无立足之地。
右北平，是中国最早的北方。它是我亲爱的故乡，是我的精神乐土。我一直想写一写右北平，写一写它的辽远与博大，也写一些它的清贫与忍耐。但它太朴实无华了，既不喧哗也不张扬，一直以来它都是沉默不语的。
它适合遥想。
二
公元前300年，燕昭王搞了个奋发图强的大动作，派大将秦开对一直侵扰压迫燕国的东胡人展开大反击，并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此后燕昭王修建了东起襄平（今辽宁辽阳）西至造阳（今河北沽源以北闪电河）近一千公里的燕长城。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长城之一，位置在北纬42度一线。在燕长城以内，燕昭王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和辽东五郡。大致是今天河北北部、内蒙中南部和辽宁省一带。
右北平郡位置在北京以北，于新设五郡里赫然居中。范围包括今天的敖汉旗、赤峰、围场、朝阳、承德等地。然而，“右北平”这个名字却给人一种来历不明的感觉，它究竟从何说起的呢？ 既然有一个右北平，似乎就该有一个“左北平”。如果有的话，应该在哪里？ 如果没有，右北平何以单独“右”起来？ 中原文化一向讲究对称美，比如西汉时期的都城长安，长官为京兆尹，又分设左冯翊、右扶风予以辅佐，因地名而官职两相对应。山西省还有左云县和右玉县。而燕昭王凭空设置一个“右北平郡”，显得有些不着边际。
我私下里猜测，所谓“右北平”，可能是燕国人以自己的都城为参照坐标面向北方而命名的吧，通俗理解大概就是“都城右边方向平安”的意思？ 燕国都城蓟城在今天北京房山区琉璃河一带，曾出土过很多西周、战国时期的文物。如果按照现代地图的经纬度去判断，蓟都的正北方向对应的是上谷和渔阳两郡，右北平郡显然在北京的东北部。打开《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分册》查看燕国的地理状况，可见它面向南部的纬度纵深极浅，到了往南一百多公里的易水一线就基本跟当时的中山国对峙了。从这里向西是太行山脉，荆轲也是从这里的国境线出发去刺杀秦王的。这种局促的地缘限制，导致燕国人的战略发展很难向南推进，而是更容易着眼于北部极为辽远开阔的地带。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设想一个燕国人背靠蓟都面朝正北极目远眺，那么右北平郡可以算作燕国的右北方了，这几乎是唯一能说得通的解释了。但如果以秦汉尚左为方位参考的话，比照左冯翊、右扶风和左右贤王的方位设定，上面这个解释又实在是牵强。当然也有人猜测右北平的“右”有没有可能是保佑的“佑”，但这种猜测需要有个绝对的前提，即当时“北平”必须是一个城市或者固定地名了。然而无论是考古事实还是文献记载，都证明“北平”当时还不存在，直到西晋撤销右北平郡，改为“北平郡”，北平才具备了从旧地名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确有所指新地名的可能。这条猜测的路也走不通了。总之，这实在是个令人费解又有趣的问题。
三
右北平郡的范围大约在东经117—121度，北纬40—42度，所含地区包括现在河北省承德市、内蒙古赤峰市和辽宁省朝阳市大部分区域，郡治最早设在平冈（赤峰市宁城），距北京市400公里。需要记住的是，这是中原定居文明首次将生存线向北推进了两个纬度并设立行政管辖区。从战国以至秦汉，右北平的名字与设置一直被沿用，到西晋撤改右北平郡为北平郡。其后它被幽州这个称谓所覆盖。大清设承德府，民国初年设热河特别行政区，1928年升为热河省，承德市成为省会。1955年，热河省被撤销，河北、辽宁与内蒙古三家瓜分了它。
从《中国历史地图集》与现代地图相比较可以看出，热河省与右北平郡基本是重叠的。这个著名的古郡，一直在帝国边防的最前线。在岁月沧桑里，想象着两千五百年前的燕昭王，在右北平那么远的地方置行政官署并且予以管理，真是有勇气的举动。
到了汉武帝时期，匈奴人在右北平一带闹得太凶了，击杀了辽西太守，又攻击韩安国当太守的渔阳郡，官场老油条韩安国完全扛不住。在一个即将收割庄稼的秋天，汉武帝决定改变这一状况，他派出了名将李广去做右北平太守，给匈奴人一点颜色看看。心胸狭隘的李广临行前弄出了一点小麻烦，他得到右北平太守这一任命后，立刻把一年前得罪过他的霸陵尉强行征召到军中给“咔嚓”了。然后他“明人不做暗事”给汉武帝上书请罪，让皇帝在按法律办事与戍边打仗之间选择。根据《汉书》记载，武帝经过慎重考虑后回复如下：
将军者，国之爪牙也。率三军之心，同战士之力，故怒形则千里竦，威振则万物伏。是以名声暴于夷貉，威棱乎邻国……将军其率师东辕，弥节白檀，以临右北平盛秋。
白檀是今天河北承德的滦平县，是渔阳郡跟右北平郡的交界处（一说在宽城县）。汉武帝原谅了李广的因私杀人并让他快速行动“以临右北平盛秋”，很显然是要阻止那些趁秋收之际来抢人抢粮食的匈奴人。李广果然不辱使命。他不仅做到了，还让匈奴人闻风丧胆。
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广所居郡闻有虎，尝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腾伤广，广亦竟射杀之。《史记·李将军列传》
李广是第一个被历史记载有名有姓的右北平太守，他被匈奴人尊称为“汉之飞将军”，而且一呆就是好几年。匈奴惹不起他，只好去别的地方碰碰运气。我每次读《史记》到这里时，总是感觉司马迁在这里多少有些文学夸张。他太热爱李广这个人，他自己的命运跟李广一家牵连的因果太深重，自己都摆脱不开。甚至，如果没有李广，这部《史记》肯定不会被写成现在这个样子。但他既然这么说了，我们都愿意相信。无论怎样，英勇而沉默的右北平与同样英勇而沉默的飞将军永远连接在一起了。
四
右北平郡有两个著名的关口。一个是喜峰口，古时称“卢龙塞”，位于今天宽城县与迁西县交界。1933年，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在喜峰口长城上向现代化装备的侵华日军挥起了大刀，他们英勇无畏视死如归的精神唤起了全国老百姓的爱国热潮。作曲家麦新专门为二十九军谱写了《大刀进行曲》，并将抗战的歌声从右北平唱彻了全国。
另一个更为著名的关口是古北口。远在明长城之前，公元六世纪的北齐“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六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古北口即在其中。北齐高氏本来是起家于六镇军乱的鲜卑化汉人，他们常年驻守于跟突厥混居的怀朔镇（今包头固阳）一带觊觎着中原，然而他们一旦拿到中原政权，马上就要承担起抵御北方突厥人的任务，这是北纬40度的宿命。看了《北史·北齐书》才知道，北齐修起长城来，与其说厉害不如说变态，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发寡妇以配军士筑长城。”“是岁……诏发夫一百八十万人筑长城”。这个力度，丝毫不弱于秦始皇，不过这次文学家们倒是没编出个什么女子的故事去哭塌长城。
古北口还有个名字叫虎北口，从幽州出发经檀州（密云）向北出塞，古北口是最著名也最方便的关口。在历史上它长期都是游牧民族铁蹄南下的重要通道，它不得不目睹着并不结实牢靠的关口被一次次打开，它目睹了太多的战争、血泪与生离死别，但它只能默默无语。同时，它沟通了右北平郡与幽州以及更南部的地区，中原定居民族灿烂的文明经由这里走向右北平以及更遥远的北方。公元1004年，辽宋两家签订澶渊之盟，争取到了此后一百二十年的相安无事，古北口成了每年双方使节互访的“和平通道”。
古北口北门外的一座山坡上，有一座庙宇，供奉着为国捐躯的大宋英雄杨业。顾炎武在《昌平山水记·京东考古录》中引“密云县志”说“威灵庙在古北口北门外一里，祀宋赠太尉大同军节度使杨公”。从101国道向北出古北口隧道不远处，路边有个很小的提示标牌上写着“杨令公庙”，如果不去特别注意的话根本看不到。据说，“杨无敌庙”始建于公元1025年（辽圣宗太平五年，宋仁宗天圣三年）。这个庙现在叫“杨家庙”，供奉对象包括所有民间传说故事和戏曲中虚构的杨氏家族及与杨家有关的人。我向当地专家请教后确认，这里就是庙的原址。古北口作为驻兵营城，当年有东、南、北三门，现在东门和南门都拆毁了，但“古北口北门”还在，与顾炎武的考证完全吻合。但无论“杨家庙”还是“杨令公庙”，都是在后来复修或重建时被改动的结果，它最早的名字叫“杨无敌庙”，因为在辽宋交战的当年，杨业有个威风八面的名号，叫“杨无敌”。
杨业是在山西雁门殉难的——他战败被俘绝食三日而死，头颅被装在一个盒子里传入辽南京（幽州），与古北口完全不相干。几十年后，纪念他的庙宇出现在属于辽地的古北口，看起来有点不合情理。顾炎武就此认为后人把“杨无敌庙”修建在杨业从未到过的古北口，是搞错了雁门关的北口与密云古北口之区别，他甚至讥讽道“作志者东西尚不辨，何论史传哉”。其实，这是顾炎武自己没搞明白杨无敌庙建在古北口的历史原因。澶渊之盟辽宋和好后，双方都谨慎遵守协定保持着相当稳定的睦邻关系，达一百二十年之久，辽圣宗耶律隆绪很可能出于某种政治考虑修建此庙，以此表示和好——向一个英雄的对手致敬让和好的愿望显得更真切。而古北口是辽宋官道上的分界点，出了古北口，前方就是契丹内境——右北平郡旧地了。纪念庙宇修建在辽宋通使的必经之路上，其政治效应与影响力显然是巨大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当地汉民在契丹默许下兴建了此庙。
杨无敌庙始建时，诸如“七郎八虎”“杨门女将”“穆桂英挂帅”“佘太君升帐”“十二寡妇征西”之类的“杨家将”民间虚构传说还没有开始，所以当初的供奉对象想必只是杨业一个人。原址上的杨无敌庙从何时改名为“杨令公庙”或者“杨家庙”，已经不可考了。
有意思的是，在距离原址十公里之外的旅游景点古北水镇，也修建了一个“杨无敌祠”，供奉群体跟原址的杨令公庙大致上是一样的。不过杨无敌祠在设计理念和建筑风格上，与景区的民居情调保持了一致，很容易被当成一个深进深出的农家客栈，不仔细留心的话，不太能看得出是大名鼎鼎的“杨无敌庙”。由于是依山势而建，它高出景区街道三米多，大部分游客在下面与它擦肩而过。当然凡事皆有利弊，古北水镇的杨无敌祠虽然融入了浓浓的商业风，但它依托古北水镇的景区资源，不仅能够得到良好的日常维护，还有了景区为它提供的游览流量。只要你愿意，只要你留心，你一定会看到它，一定会感受到杨老令公的铁血丹心。
五
出了古北口一路向北行四百公里，我们就要追随着飞将军李广的步伐走向右北平郡的平冈了。不过它后来叫辽中京，澶渊之盟后契丹王室把政治中心从上京临潢府（赤峰巴林左旗）移到了距中原更近纬度更南一些的中京。从幽州到辽中京有一条辽宋通好时修的官道，双方互访的使节官员往来路上有很多驿馆。北宋几个著名的文豪都曾担任过出访契丹的使节从这条路上走到中京，比如苏辙，比如欧阳修，比如沈括。
向着右北平出发，地势并不算特别险峻。然而山势起伏连绵不断，一路要经过很多山岭，诸如偏枪岭、摸斗岭、石子岭、渡云岭、松亭岭、虾蟆岭等等。从大宋使节的诗文记述与《中国历史地图集》对照可以知道，这些山岭全部都在今天承德市的滦平县、承德县和平泉市境内。一千多年以后，这条官道被G45大广高速和101国道所取代，上述地名基本都湮灭或者易名了。我在这条路上走过不知道多少次，每每意识到这步伐承载着历史的重量，心情就格外复杂。
古北口北行进入滦平县，经过的第一个山岭叫辞乡岭，宋人诗文记载中也叫思乡岭、得胜岭、摘星岭。这个山岭，是现在滦平县的十八盘梁。
自虎北馆东北行，至新馆六十里。下虎北口山，即入奚界。五里有关，虏率十余人守之。涧水西南流至虎北口南，名朝里河。五十里过大山，名摘星岭，高五里，人谓之辞乡岭。（路振《乘轺录》）
又度得胜岭，盘道数层，俗名思乡岭。（王曾《王沂公行程录》）
得胜岭这个名称，似乎是从契丹人的立场说的，他们驱赶着从北纬40度以南之关内、口里掳掠来的财物人口，浩浩荡荡欢天喜地回草原的家，确是得胜之路。但在中原人民那里，思乡岭、辞乡岭却是悲痛欲绝伤心千古的见证。而这个充满悲伤和绝望的名称，在北纬40度上不止一处。
又三日，登天岭，岭东西连亘，有路北下，四顾冥然，黄云白草，不可穷极。契丹谓峤曰：“此辞乡岭也，可一南望而为永诀。”同行者皆痛哭，往往绝而复苏。（佚名《胡峤陷虏记》）
胡峤被契丹俘虏，还是五代时期，他在契丹生活了七年才逃回中原。他所写的《陷虏记》已经亡佚，现存《胡峤陷虏记》是后人根据不同残本片段收集编纂而成。《奉使辽金行程录》（赵永春辑注 中华书局）收录了此文。从胡峤的记载看，他是在幽州被掳掠的，但之后北行路线却不是走古北口，而是“自幽州西北入居庸关”，经怀来、鸡鸣山、宣化到达张家口赤城的独石口。天岭，就是上谷郡的辞乡岭。
“契丹谓峤曰：‘此辞乡岭也，可一南望而为永诀。’同行者皆痛哭，往往绝而复苏”，这是痛彻骨髓的场景。胡峤并不能预知自己七年后居然可以逃回中原，想必他与被掳走的同行者一样，都知道这是“永诀”了。虽然契丹人“仁慈地”给了他们一个与亲人家乡故土说一声再见的机会，但是体会一下那种因绝望哭倒在地又死而复苏的场景，应该是一种怎样的痛！
六
公元1681年（康熙二十年），从木兰围场狩猎归来的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在路经武烈河畔时停下来休息。武烈河和“热河泉”水系形成的宜人景色，与散落在山间河谷的零星民居构成了一幅恬淡惬意的山水画，他被这一切迷住了，于是萌生了在这里修建一座避暑行宫的念头。这个时候，此地还只是一片空寥的山川，不仅没有“承德”这个地名，连行政建制也没有。
公元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噶尔丹在沙俄的援助下越过杭爱山，由西向东横扫了喀尔喀蒙古三部，迫使以哈拉和林为中心的喀尔喀部首领土谢图汗部整体南迁。噶尔丹随即挥师追击，从东乌珠穆沁旗南下抵达赤峰的克什克腾旗。噶尔丹的这种军事冒险，不仅直接挑衅了大清的尊严，破坏了大清一贯的“满蒙一家”的国家政策，而且严重压缩了大清的防卫空间。
根据史料记载，噶尔丹大军逼近距离北京四百公里的克什克腾旗乌兰布统之后，引发了京师朝野的震恐，一时间人心惶惶各种抢购，“米价至三两余”。这情形不仅与当年也先兵临北京城下有些相似，更像是传统的北纬40度历史故事再一次上演。公元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康熙决定亲征，御敌于国门之外。
这一年，康熙皇帝正值三十六岁壮年，他已经成功地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国内政治稳固人民安居乐业。但是让他心里极为窝火又不得不隐忍的是，他派出去的谈判班子在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时吃了大亏。由于驻军不足且补给线过于遥远，大清在抵御沙俄对额尔古纳河西北边地的肆行侵占时力不从心，只得选择谈判。而谈判过程异常艰苦，沙俄利用先行一步的现代政治流氓手腕取得了谈判优势，尤其是利用噶尔丹的力量对大清进行恫吓与讹诈。清王朝既不具备现代政治素质，也没有双线作战的能力，等于是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一样拿不到。各种权衡之下，康熙命令他的谈判班子退让，选择“以土地换和平”。《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以大量领土丧失为代价保证了帝国大后方（尼布楚城现在叫涅尔琴斯克，位于北纬52度）的安定，额尔古纳河也从一条内陆河变成了界河。如果说这个条约还有正面成果的话，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沙俄对噶尔丹的军事援助，这让康熙能够腾出手来专心对付噶尔丹——他对这个野心勃勃的卫拉特蒙古领袖实在忍不下去了。
虽说是御驾亲征，但是皇帝没有亲临战场。他本来在博洛和屯（承德隆化县）驻扎督军，但由于疟疾发作拖延不愈，不得不退回北京。他把前线指挥权交给了皇兄裕亲王福全，领主力大军出古北口，另一路大军则由皇弟和硕亲王常宁率领出喜峰口，迂回包抄噶尔丹。不仅如此，朝廷同时还征发了翁牛特、敖汉、科尔沁、喀喇沁、巴林、奈曼、察哈尔等漠南蒙古部兵力。福全的主力部队从隆化县北上穿过塞罕坝和木兰围场来到乌兰布统峰下，与噶尔丹隔河相望。到这个时候，差不多整个右北平都被卷进来了。
双方对轰的结果是财大气粗的大清胜出，噶尔丹收拾残兵沿着达里诺尔湖向北方逃窜了。就单纯军事角度说，大清在乌兰布统之战中虽然获胜，但可谓“胜之不武”。以近十万兵力对阵噶尔丹两万多人，竟然杀敌八百自损一千，阵亡士兵人数远超噶尔丹部。刚从尼布楚谈判回来的国舅爷佟国纲将军也在冲锋中被对手一枪毙命。“国纲奋勇督兵进击，中鸟枪，没於阵。丧还，命皇子迎奠。将葬，上欲亲临，国纲弟国维及诸大臣力阻，乃命诸皇子及诸大臣皆会，赐祭四坛，谥忠勇。”（《清史稿·列传六十八》）康熙对翰林院所撰进的悼念碑文很不满意，于是亲自下笔：“尔以肺腑之亲，心膂之寄，乃义存奋激，甘蹈艰危。人尽如斯，寇奚足殄？ 惟忠生勇，尔实兼之！”佟国纲葬在北京朝阳门外十里堡，墓地已经不存，但他的衣冠冢“安北大将军佟国纲墓”永远留在了乌兰布统大草原上。不仅如此，乌兰布统的一个小型湖泊还因此得名为“将军泡子”，以纪念这位捍卫国家的英雄。右北平，一直都是个有情有义的地方。
七
康熙于公元1722年驾崩。从1703年始建避暑山庄到他去世，他一共去避暑山庄43次，消夏并处理政务，平均一年两次，足见他对避暑山庄的喜欢程度。这也让避暑山庄获得了夏都的政治地位。但终他一世，承德都没有“名分”，没有相应的行政建制。直到雍正继位的1723年，才设置了热河厅，管辖右北平及东蒙事务。尽管雍正在位十三年从没去过承德和避暑山庄，但他对承德的关切却比他父亲更加热心。十年后他把热河厅改为承德州，右北平的行政中心南下与夏都重叠。承德这时总算名正言顺了。
避暑山庄是承德人的天堂，但是承德人过去很少使用“避暑山庄”这个正规的名称，他们总是称之为“离宫”，宛如对待一位老朋友那样亲切自然。对于承德人来说，那并不是“一个王朝的背影”，而是有着右北平基因的简朴清贫的生活方式。我在避暑山庄的宫墙内外度过了没天没日的动乱年华，直到“十八岁出门远行”。像很多承德人一样，避暑山庄之于我，除了自由淡然从容之外，也不乏一些难以细察的骄傲与虚荣。
右北平旧地之热河省，由承德市、赤峰市和朝阳市支撑起一个三足鼎立的结构。这些地方，一直都是匈奴、鲜卑、突厥和蒙古人与定居农耕文明竞争、融合的天然场所。赤峰是契丹人的主场，从巴林左旗的上京临潢府到宁城的中京，再到幽州的辽南京，契丹人南北纵贯了农、牧两种文明类型。朝阳不仅是隋唐时期的重镇营州或者柳城郡，早在曹魏时期，曹操北征乌桓就到达了朝阳的白狼山，在回军途经秦皇岛时，他写下了著名的《观沧海》“歌以咏志”。营州还是粟特人安禄山的起家之地，他从这里走向了范阳并且把大唐盛世搅得七零八落。而大清王朝从承德出发，打响了乌兰布统之战，从而彻底终结了北纬40度的传统故事。在这些地方，定居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爱相杀的漫长历史中，所有的人都渐渐变成了中国人。
我的父亲是朝阳人，母亲是赤峰人，而我生长在承德。老热河的承赤朝三地都是我的家园。这种“巧合”对于右北平来说，除了用天意去解释，我找不到更好的言辞。这些当然已成过眼云烟，就如“三家分晋”一样，热河省被河北、辽宁和内蒙瓜分了。不过，即便今天，无论赤峰还是朝阳，似乎都对承德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与认同感。这一点，与夏都的庄严和皇家园林避暑山庄的典雅无关，更多是跟右北平的“基因”有关吧？
我遥想着这一切，仿佛看见一个又一个古代战士从历史的苍茫中隐隐走来，他们是燕昭王、秦开、李广、杨业、萧太后、韩德让、佟国纲……他们每一个人都承担起了历史的责任，并且丰富着右北平的性格。在他们的身后，是各民族沉默不语顽强生存着的人。
（本文摘自《北纬四十度》，陈福民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8月第一版，定价：6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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