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沙莲香老师2022年4月8日凌晨在大连离世的消息，传到北京已经是当天中午。自从去年8月份她出现轻度脑梗后便去了大连治疗和康复，那里是她的故乡，其间病情有所好转，她在微信群里时不时地还参与一下话题。沙老师的学生们也一直商讨怎么去大连探望她，但疫情肆虐，难以成行，最终等来的却是噩耗。
读书思考，是她的一种生活态度
我们在1983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那时候郑杭生老师和沙莲香老师分别从英国和日本进修回国。20世纪80年代初有海外学习经历的老师比较少，所以，他们无论是衣着还是讲课风格都与其他老师有明显的不同。比如郑杭生老师，给我们开设现代西方哲学的课程，他来上课，爱穿一套米白色的西装，头发一丝不苟。这让我们刮目相看，但又觉得与他所教的课程贴合。而沙老师的衣着体现出随意中的精致，与系里其他女老师总是蓝色卡其布的保守形象迥然不同。但很快郑杭生老师和沙莲香老师先是在哲学系的框架下成立社会学研究所，后来社会学独立建所建系，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联系，就只有通过他们的书和文章了。
与沙老师熟悉起来已经是1990年之后，潘宇已经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工作，但同时跟着沙老师读博士，而我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编《哲学动态》杂志，参与了沙老师也在其中的由当时国家发改委领导魏礼群主持的有关中国人素质的课题。那时候，我们住在人大东门附近当时名为红一楼的筒子楼里，她住在中国人民大学林园七号楼，相隔不远。第一次沙老师上门找我的过程，现在还能清晰地回忆起来，她跑到红一楼，邀我参与她的课题，我说我是做哲学的，不太了解社会学的课题该如何做。沙老师说，这个不要紧，课题还有其他人，你的任务是提出思路。
其实，中国人的素质是沙老师用力最多的领域，她并不需要我的思路，只是需要一个相对年轻的对话者而已。不过，当时还没明确学术方向的我，十分感谢她对我的鼓励，然后就是我也读博士，做起了老师。
我们有时也去沙老师家，与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老师的居住环境一样，她的房子不大，但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她养猫，家里有许多日本和港台版的书。日语书，我也就看个书名，虽循着书名，有许多感兴趣的，不过没有阅读能力。但对金耀基、杨国枢和黄光国这些被称为中国“本土心理学”的代表性作品，都是从沙老师这边最初接触到的。杨国枢等人通过对台湾的实证调查研究中国人“孝道”观念的现代转化，黄光国对儒家关系主义以及面子等问题的研究，对我后来更为侧重从社会制度来思考儒学现代转化有巨大的启发意义。
由于沙老师经常去日本和中国港台地区交流，她家里有许多从日本和中国台湾带回来的文创产品，比如日本的文具和布袋子，台北故宫的仿制画和扇子之类，每次见面她都会将这些物品作为伴手礼送给我们，让人爱不释手。后来，我自己去台湾和东京访学、旅行，也总会去寻找这些物件，分送给朋友。
1990年代末，沙老师搬到五棵松附近的财政部家属院以后，我们也经常去拜访。这个时候，沙老师的居住空间有了很大的改善，她养了两条白色的狗，十分可爱，我们的孩子小甘蔗十分喜欢狗，这可能也是我们去的次数略多的原因之一。这个时期，沙老师转向思考“中庸”问题。她的问题意识既与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有关，也与她自己的生活经历有关。以她自己的经历而言，她一直在思考以中庸作为最高人格理想的中国人，为什么在实际的社会生活和个人思维中，经常体现出极端化的倾向。尤其是沙老师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一直牵引她的思考。按照她在《中国民族性》（三）序言里的说法，是要揭开“文革”之乱的人心面相，以促进民族性的改造和结构性突破。
为了推进这个目标，2007年开始，沙老师联合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的著名教授陈禹、社会学系的王卫东、刘颖等人成立了“中庸读书小组”，这个小组做了许多我们这些偏重从文献研究所不可能涉及的问题，比如陈禹教授等写作的《“中庸”与“博弈”的相通与互补》，还比如从“非典”之后的北京市民公共卫生指数的变迁，来考察市民行为选择的“中庸”性。
沙老师在研读中也有一些有趣的发现，她说：“孔子虽然高度赞美中行，但他最反感的却并不是中行的两个极端，即‘狂’与‘狷’，而是貌似中行的‘乡愿’。”（《中国民族性》（三），280页）
又过了几年，沙老师做了一个很不“中庸”的决定，她卖掉了五棵松附近的房子，其中一部分钱用来租住北京最为繁华的“世贸天阶”附近的一个国际公寓，这一方面是离她女儿工作的地方比较近，另一方面，则是这里国际时尚又闹中取静，物业管理上乘，楼下购物方便，每次我们去，照例是在世贸天阶的“总布胡同”烤鸭店吃饭。
这个时候，沙老师的阅读兴趣转向王阳明，她开始仔细阅读吴光老师他们主编的《王阳明全集》，思考“致良知”和“万物一体”等问题。
2013年前后，我开始帮助汤一介和乐黛云先生张罗一些什刹海书院的工作，书院聘请了一批德高望重的学界前辈为导师，同时也邀请北京乃至全国最有影响的文史学者开始“儒释道易”四季论坛和国医论坛。一时为京师书院之盛。沙老师也很高兴受邀成为书院的导师，每次书院的活动她都特别积极地参加。在这里，她遇见了20世纪7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停办之后她转去清华大学共同课教研室时的同事钱逊先生，还有心理学界的著名学者林崇德先生，特别是她与乐黛云先生甚有谈缘。书院依托始建于辽代的北京广化寺，她开玩笑地跟我们说，她是一个有佛缘的人，她姓沙，佛门亦称沙门。观世音端坐莲花宝座，她的名字莲香亦与之契合。可见，这里给了她一种心灵上的安宁感。
2020年疫情起，沙老师搬到同一公寓的一间略小的房子里。她说房子太大收拾起来太费事，小一点更方便，但房间变小之后，她的书便无处存放了，她给我们打电话说，要把自己的大部分书处理掉，分送给学生，看看有什么我们需要的。我们去挑了一些“文革”时期的阅读材料，还有就是她做了很多笔记的《王阳明全集》。难以想象她与这些书告别时的心情，或许她的内心已然光明，或许她希望我们能像她一样，把阅读和思考作为生活方式。
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和东京大学
沙老师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大连度过的，她喜欢绘画和外语，本来的目标是考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俄语，这也很符合1950年代的氛围。但她在高中毕业前听到中国人民大学提前招生的消息，如果没被录取还可以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许多人都想试一试。
当时人民大学提前招生的学科包括历史、新闻、经济和哲学。相比之下，哲学文理兼修，比较符合沙老师个人的兴趣，哲学系的录取通知刊登在大连的报纸上，震惊了沙老师的家人，也开启了沙老师的学术人生路。
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招收了200个学生，这在今天听上去有些天方夜谭的感觉，这一方面是国家百废待兴，急需人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创办的第一所大学，也需要大量担负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和教育的人才，这样，人大哲学系一届就有200个学生也就不足为奇了。从随后几十年的发展可见，这样从全国大规模地招收成绩优秀的学生，辅之以高质量的教育教学，给人民大学哲学系累积了巨大的学术声誉。学生中，许多人成为未来哲学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人物，比如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胡福明，新中国伦理学研究的代表人物罗国杰等。还有许多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比如中宣部原理论局局长靳辉明、教育部原社科司司长杨瑞森等等。我们自己的受教育经历也与那个1956年的哲学大班关系密切。潘宇的硕士导师李淮春，我的硕士导师葛荣晋，博士导师方克立，都是这个1956级的同班同学。但后来我跟沙老师的交谈中，她谈得最多的并不是她这些学术上和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同学们，而是因为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遭受苦难的那些同学。
沙老师的这些同学有些人我也认识，比如因被错划为右派而一度落到乞讨度日的于云鹏，在20世纪80年代依然没有正式的工作，幸得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任总编的、也是他们同学的李淮春教授的帮助，在出版社谋得一个临时工的工作而得以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正是这些经历和见闻，时常警醒沙老师，使她矢志终身来关注民族性和中国人思维方式的问题。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人民大学任教期间，沙老师主要就是被动参与各种政治运动，一度去江西鹰潭参加劳动锻炼。我曾进行1949年之后哲学界知名人士“口述史”的工作，许多人都提到了去江西劳动锻炼的事。印象很深的是人民大学哲学系原副主任杨彦钧老师的回忆。他说他们劳动锻炼的地方是江西余江，上百人住在一个棚子搭成的简易房子里，有些老师打呼噜的声音比较大，就会被安排在靠近门口的床铺，这样可以略微减轻对其他人的干扰。不过这些教师大多难以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即使最大的呼噜声也难以刺激他们极度疲惫的身体。沙老师虽是女老师，但依然要参加沉重的体力劳动，她所在的“建工队”的工作是把石块打成长方形，再从坑里抬出来。沙老师说，这些劳动锻炼让她颇有“铁姑娘”的体魄。对于去鹰潭，沙老师多少感到庆幸，因为清华、北大和人大部分教师所去的余江，是血吸虫病流行的地方，这对许多人的身体造成了终生的伤害。
1970年，中国人民大学被解散停办，教师被分配到不同的学校，有的去了北京师范大学，有的去北京经济学院（现在的北京对外经贸大学），沙老师则被分配去了清华大学共同课教研室，与她同去的同级同学还有著名的中国逻辑史专家孙中原等。
沙老师的清华岁月是“寄居”性质的，但却给她后来的学术生涯以极大的帮助，这就是在“四人帮”倒台之后，清华更早地感受到了“科学的春天”，每个老师都在寻找适合自己的学术方向，而清华所开设的许多科学前沿的课程，对沙老师有很大的吸引力，她去旁听计算机课程，甚至还有高能物理的课程等等，尤其是她接触到了清华大学的心理学家李卓宝教授，并跟他讨论了学习心理学以理解中国人的“人性”的可能性。经由李卓宝教授的介绍，沙老师认识了北京大学心理系的孟昭兰和姜德珍教授，并在北京大学系统地旁听了王甦和邵郊两位老师开设的心理学课程。在2022年4月14日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沙老师追思会上，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原副所长张建新回忆说，当时他在北大上学，每次上课都能看到沙老师坐在教室最后面认真听讲和做笔记的情形。这些年长老师的学习态度对他们在校生来说是很大的激励。
由心理学联想到如何促进人性的复苏，这是在20世纪80年代拨乱反正年代的一个主题，那时候的伤痕小说，尤其是戴厚英的《人啊，人！》，都是在呼唤人与人之间的正常的情感。对于沙老师而言，她经历了将人甚至是同学、老师划为不同“阵营”对立、斗争的漫长岁月，也在思考富有情义的中国人为何会产生如此的“人性”的崩塌，因此，她把关注点放在社会心理和民族性等问题上，从而找到了自己的学术归宿。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沙老师回到人民大学工作。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教育部开始选派教师出国进修学习，沙老师获得了去日本东京大学进修访学的机会。
沙老师说她在日本感受到的最大冲击是“知识的颠倒”，即在国内一直被批判的思想家哲学家因他们不朽的学术贡献在日本被肯定和传播。还有就是东京大学图书馆琳琅满目的图书和与国际同步的新刊所带给她的“知识爆炸”的紧迫感。这种“颠倒”和“爆炸”的双重冲击，让她每天几乎废寝忘食地学习。
沙老师在东京大学的指导教师是辻村明教授，他作为社会学方向的社会心理学家与沙老师从哲学转向社会心理学的知识结构，可以产生共鸣共振，且有更大的价值理念上的触动。经济领域的开放和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固然是改革开放有形的政策和方针，但如何重拾中国人所失落的文化价值和接受自由、平等、竞争等现代人格特质，则是沙老师试图以自己的研究来推动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
1984年，沙老师从日本回国，参与郑杭生教授主持的社会学研究
所以及后来的社会学系的创建。按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原主任李强教授的说法，当时社会学系的建立是以郑杭生、沙莲香和贾春增教授为班底，贾春增是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而郑杭生和沙莲香则分别在英国和日本进修，因此社会学系从建立伊始，就有很强的“国际性”。
沙老师回国后，把日本和欧洲流行的seminar讨论班的方式引入进来，以她的学术主题成立不同的讨论小组，我本人就参与过她的中庸讨论组，这些经验也变成我自己现在和学生交流的主要方式。
随着沙老师《中国民族性》和主编的《社会心理学》教材的出版，沙老师开始了她的学术迸发期。
民族性和社会心理学的开拓性研究
每一个成功的学者，都有一个带有他（她）标签的学术领域，中国民族性研究可能是最带有沙老师个人印记的研究领域。
民族性问题是伴随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而生发出来的。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严复开始引入西方的进化论，翻译出版政治法律主题的著作。他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和制度体系，而要做到这一切，需要提升民智、民德和民力，即建立在逻辑而非想象基础上的思维方式，建立在个体平等和权利、竞争基础上的道德，还有健全的体魄。严复从中西对立的方式来批评张之洞等人试图调和中西方文明的“中体西用”论。20世纪初，梁启超撰写了《新民说》，以建立新型民族国家为目标，提出了与严复思路接近的新的人格理想。经过思想变革与戊戌变法、共和革命的迭代努力，1911年国人终于推翻清政府而建立起新国家。但中华民国初期混乱的政治局面和袁世凯等人对帝制的迷恋，引发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对于国民性的批判和“觉醒国民”的探索。鲁迅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性批判至今仍振聋发聩。
不过，将经济落后、政治混乱全部归咎于文化传统是一种文化归因主义的做法，而且帝国主义列强也借文明批判来宣扬西方中心主义，因此，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如何以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来重建国家凝聚力，同时又要对因循守旧、忽视个人权利的观念形态进行批判和改造，成为沙老师进行民族性研究的现实动力。
1988年《中国民族性》（一）第一版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本书实质上是对国内外中国人民族性研究的资料汇编，戴逸先生在序言里说，书中有些人的观点“入木三分”，有些人则“见解肤浅、失之偏颇”。这个评价是中肯的，但在沙老师看来，尽量多地容纳对中国民族性的不同认识，既是对民族性问题多样化认知的呈现，也是对研究者提出的更高要求，即如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
沙老师的突破，主要在于方法上。《中国民族性》（一）中所收录的观点，大多是观察所得的经验性认知，而沙老师的《中国民族性》（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指出，她的民族性格的研究要采用整体的观点，“即把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作为一个整体去考察。从总体上考察，民族性格既不是一个个体心理的多层次、多方面的表现本身，也不是一个个体的心理特征及其表现的简单之和，它带有系统科学上的整体论或社会科学上的结构论的特点”。具体地说，沙老师采用的是“历史镜子”和“现实心像”这两种方法结合的方式来理解认识中国的民族性。所谓“历史镜子”就是从历史上对中国民族性的论断中归纳出十几个典型观点，而“现实心像”就是按不同社会身份的人群选择不同的年龄进行抽样调查，从而归纳出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对于这些民族性格的认知立场，从而了解国民的心理倾向。这些研究在今天看来或许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但毫无疑问是那个时代最为出色的研究，并与改革开放新时期日趋创新的民族性格一起，互相影响、不断进步着。
中国的改革不断深化，沙老师也没有停止她的民族性关切。到19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社会的阶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企业家为代表的新社会群体越来越多地影响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当时沙老师的想法是从一百年间中国人社会群体结构的转变来探讨中国人人格力量的转化。为了追踪这样的时代变革，沙老师开始了一项新的研究，即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商人四个群体为代表，从他们与时代精神的不同关联来厘定时代精神的重塑和建构。
这个研究与当时兴起的社会分层研究有共同的问题意识，不过沙老师侧重于从民族性格的改变入手。对此课题，我有深度的介入，课题成果以《中国人百年》一书呈现出来。
但与此同时，沙老师也开始构思《中国民族性》（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沙老师说与《中国人百年》的视角有很大的变化。与经济改革的深化相适应，沙老师认为在民族精神的重构中应注重个体。这与她习惯从群体、从社会心理出发来理解社会不同。时代的发展启发她关注个体。她认为我们的文化鼓励集体主义，中国社会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工人、农民这样的群体，还缺少成熟的个体价值的认识并获得制度性保护，所以她的《中国民族性》（三）要立足个体，一是以鲜活的个案来呈现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探索民族性变迁的轨迹；二是写出自己的反思和担忧，她说：“要改造和提升民族性，必须重视真实的人性，重视个性的发展。”
沙老师另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是社会心理学，其实，可以这么认为，中国民族性研究是她从事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典范性成果。
沙老师在与郑杭生、贾春增创立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科的时候，郑杭生老师创建社会运行理论，贾春增老师评述西方社会学史，沙老师探究社会心理学。很长一段时间里，沙老师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社会心理学的课程。在2022年4月14日的追思会上，当时的人口研究所的学生、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杜鹏回忆了他听沙老师授课的经历。他说，20世纪80年代诸如《丑陋的中国人》等书十分流行，对当时的青年学生影响很大。沙老师讲授的虽然是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但她在课堂上也十分注重量化分析和理论思考的结合。既注重从历史的视野来看待中国人社会心理的文化基础，又能结合改革开放的实际，指出民族性的改造和重组的可能，批评“丑陋”论的片面性，这给学生以很大的启示。杜鹏教授还回忆说，沙老师在上课过程中，喜欢与学生讨论，往往是下课之后，还一直在与学生交流思想，这种平等又负责的教学态度是沙老师的课最吸引人的地方。
沙老师近二十年的哲学教学经历，是她进行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支撑，早在1986年，她就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发表了《论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和总体框架》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沙老师梳理了社会心理学从哲学和心理学中分离出来而独立成为一个研究领域的过程。她指出，西方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忽视从社会关系和人的社会实践性角度去理解社会和群体，虽然能抓住社会心理的一般性特征，但缺乏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去理解人的本质，这样也就难以深入地把握社会心理的总体结构及对其变化规律的认知。由此她提出了要从社会认知、社会动机、社会态度、群体心理等要素去整体理解社会心理的结构。该文发表之后，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专门致信沙老师，对如何处理社会群体心理和个体心理的关系、如何对待不同文化和思维层次的人的心理反应、如何利用系统科学进行社会心理研究等问题提出了他自己的意见。这些意见中，尤其是系统科学方法的运用、集体和个体的关系强调等都成为后来沙老师进行《中国民族性》（三）研究的重要主题。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