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发记》与蒲柏的厌女症

    对于今日的读者而言，《荷马史诗》英译者、英国18世纪新古典主义代表人物亚历山大·蒲柏（1688—1744）更多以睿智而精妙的格言著称于世，如“浅学误人”“智者裹足不前，愚者铤而走险”以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宽恕他人，神明自得”等。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蒲柏提倡“宽恕”之道，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却未能践行此道。像他的友人斯威夫特一样，蒲柏的讽刺对象，上至时任首相罗伯特·沃波尔、英王乔治二世，下至文坛诸友——从莎剧名家西奥博尔德（Lewis Theobald）到小品文圣手艾迪生（Joseph Addison），乃至格拉布街潦倒文人——无所不包。借用伍尔夫在《奥兰多》一书中的评价：“蒲柏先生睚眦必报，世上无人可比”，由此也引发对手疯狂报复。据说后来蒲柏在自家庄园遛狗时都要随身携带手枪。

    对于败坏社会道德风尚的达官显贵（及其帮闲文人），蒲柏下笔之际毫不留情，同样，对于附庸风雅、无事生非的宫廷贵妇，他亦极尽嘲讽之能事——其言辞之刻毒，用心之险恶，甚至远超他对同侪的攻讦谩骂。20世纪西方女性主义文论家通过新批评式的“细读”，从蒲柏诗作字里行间发现若干“罪证”，证明在18世纪英国文坛，厌女症是一种集体症候，而蒲柏堪称是其中的“佼佼者”。上述文论家一致认为，在蒲柏诗文中，最能集中体现厌女这一时代症候的作品当推《夺发记》（The RapeoftheLock，1712）。

    戏仿英雄史诗《夺发记》取材于发生在1711年的真实事件：贵族青年罗伯特·彼得（诗中“男爵”）在宴会上公然剪下名门闺秀阿拉贝拉·弗莫尔小姐（诗中“贝琳达”）的一绺秀发，两家因此反目。友人请蒲柏作诗化解矛盾纠纷，蒲柏慨然应允，并圆满完成任务：在史诗结尾处，青年男女尽释前嫌，终成佳偶，实现所谓“诗学正义”（而现实中的一笑泯恩仇则未能达成）。

    《夺发记》诗题中的“强夺”（rape）一词在18世纪通常意指“强行夺取他人财产”，但亦可喻指带有暴力的性侵犯（“强奸”）——如莎士比亚叙事长诗《鲁克丽丝受辱记》（The Rape ofLucrece）。对于蒲柏而言，将男爵违背女方意志偷剪秀发之举指为“强奸”无非是小题大作、滑稽搞笑（mock epic），但对年轻女子贝琳达来说，此举不仅是羞辱性的冒犯，更是赤裸裸的性侵。当时的读者极有可能对贝琳达“被夺发”后歇斯底里的过激反应（“她恐怖的尖叫撕裂了恐惧的天空”）大加嘲弄——而这或许正是诗人蒲柏所预期的效果。

    蒲柏日后坦承，选择《夺发记》为题是他有意为之，“由于标题……类似小说，许多女性可能因此而误买误读”——在蒲柏看来，相比于男性，女性更易受书本封面包装所蒙骗。她们从来不会青睐寓意深刻的严肃文学作品，相反更中意格调低下的小说。蒲柏在诗中描述贝琳达闺房内居然有一本关于“蔷薇十字会”(RoseCross) 的故事书，明显带有鄙夷不屑的意味。

    蒲柏的厌女症在《夺发记》开篇“序言”（“致阿拉贝拉书信”）部分便展现无余。在信中，他假装向这位女士解释“诗中几个难以索解的术语”，事实上却是故意侮辱她的智商：“我知道，在女士面前说些难听的话是多么令人讨厌；但是一个诗人最关心的，就是要让大家，尤其是从性别角度，理解他的作品……所以，请允许我解释一下”——言下之意，即男女智力有高下之别：即便是阿拉贝拉这样受过良好教育的上流社会年轻女子，也需要经过成年男性苦口婆心的开导。随后，蒲柏又向这位贵妇作出保证：诗中偶有言辞不恭，但无伤大雅——“除了美艳过人，其他方面您与书中人物毫无共通之处”，并且断言，以夫人的文学才华和品位，一定不难识破诗中的讥讽其实是一种“自我解嘲”。

    像荷马史诗开篇交战双方的排比铺陈，蒲柏在《夺发记》开头部分极力渲染贝琳达在赴宴之前精心梳妆打扮的场景。根据蒲柏描绘，贝琳达容貌举止宛似女神，她的闺房犹如一座“圣殿”，梳妆台上不仅陈列阿拉伯香料和东方的瓷器，更有来自帝国殖民地各处的奇珍异宝，以及若干本《圣经》——《圣经》并不是用来向他人炫耀的资本，真正想研读的人也不需要那么多本——可见贝琳达只是把《圣经》看作是一种身份的点缀和装饰。在蒲柏看来，这也体现出上流社会女性的共同特征，即爱慕虚荣。

    对于贝琳达这样的贵族女性来说，宴饮、舞会之类的社交可能是她一天当中（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生活组成部分。唯有通过社交，她才能在婚姻市场有所斩获，收获美满姻缘——前提是她必须拥有少女的身份（贞洁）和傲人的姿色。贝琳达的侍女爱丽尔（Ariel）以及“气精”（Sylphs）、“水精”（Nymphs）等众多精灵最主要的职能，一是守护她的贞操，一是装扮她的容貌，二者同样是她人生获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因为在婚姻市场，女性一旦失贞，其身价立刻贬值，这也是贝琳达与男爵“闹翻”的根本原因——她担心自己此后在上流社会再无容身之地：“哦，我宁愿被人厌恶地抛弃在某个爱情荒岛或遥远的北方土地上……在那里，没人会在意我的容貌，就像沙漠中的玫瑰花那样——自生自灭。”

    作为一名未婚女性，贝琳达在公开场合遭遇“夺发”，堪称是奇耻大辱。随着一绺秀发飘散而去的不仅是她的人格尊严，更是美满婚姻及其幸福生活。她一方面责备自己不该对男爵掉以轻心（“今晨命运女神已给我足够的提醒”），一方面对男爵的轻率之举充满怨愤，“哦，你真残忍！剪去几根隐蔽的毛发并不算心狠，偏要夺走如此暴露的卷发太过残忍。”——此处可见强烈的性暗示：照蒲柏的观点，贝琳达宁愿被强奸（强奸只是私下的羞辱），也不愿被当众夺发。如此一来，她不仅在私下里，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遭到玷污，仿佛日后霍桑小说中猩红的“A”字烙印在她的胸口：她的“缺陷”（失发即失贞）对所有人来说都显而易见——“犹如中国瓷器上的一道裂缝”。

    需要指出的是，在夺发事件中，贝琳达明明是受害者，但在患有厌女症的蒲柏笔下，受害者与施害者却轻巧被易位。男爵在社交场合公然施暴，令女方颜面大失，招致物议沸腾，而诗人蒲柏却像宴席上的长舌妇一样，反过来指责贝琳达“生性浮夸”，甚至进而将美貌归结为女性的“原罪”——“假如一个女人犯错了，看看她那娇俏的脸庞吧，你肯定会原谅一切”。在蒲柏看来，生性浮夸的贝琳达仅仅因为容貌昳丽就被视为德行过人而大受追捧，恰恰说明在两任乔治国王（以及摄政王）统治下，英国社会价值观及道德风尚每下愈况。

    与此同时，诗人更以叙述者的口吻指控贝琳达故作冷艳，忸怩作态，以致环绕在她周围的男性“难以把持”：她美若天仙，对于在场男性而言，她的一颦一笑，都是致命的诱惑——因此，归根结底，假模假式的贝琳达被夺发完全是咎由自取。很显然，蒲柏这一观点也代表了当时社会对于两性的“双重标准”：男性一方面希望女性保持贞洁与纯真，以维护其人格尊严（并捍卫纯正血统）；但另一方面又将拒绝男性调情的女人贬称为假正经（“只能像个贫困的老处女，孤独终老”），理应受到命运惩罚。

    像《伊利亚特》中愤怒的阿喀琉斯一样，满腔悲愤的贝琳达（“柔软的酥胸竟能蕴藏如此强烈的愤怒”亦隐含嘲讽之意）在“地精”（Gnomes）协助下，向冥府的司脾灵女王（Queen of Spleen）求助，希冀通过发动一场“性别大战”向男爵复仇并挽回颜面。在蒲柏时代，司脾灵（脾脏，意指“愤怒”）一词是包括焦虑、抑郁和癔症在内的诸多神秘疾病的总称，其主要症状如昏厥、头痛、恶心等，往往成为女性（尤其是成年妇女）的“第二性征”。从这个意义上看，蒲柏笔下司脾灵女王的洞穴（Cave）堪称是女性神经官能症的渊薮：这里的女性无论年长年少，无不遭受各种奇怪病痛（如“相思病”）的折磨和困扰。

    女王身边有两位侍女：一位名为“性恶”（Ill-Nature），“似一位老处女/身着黑白条纹衣，脸上满是皱纹”；另一位名为“做作”（Affectation），“相貌令人作呕/脸颊上泛着年方十八的红晕”。“做作”拙劣地卖弄风情，故作娇弱，动辄“变得满面愁容/宛似病态美人”。接着，洞穴中所有女人皆“因司脾灵发作而变形”——至此，女性完全被物化：有的变作饱满的茶壶，有的变作唉声叹气的罐子，还有的变作高谈阔论的鹅肉馅饼。在史诗的高潮部分，蒲柏形容“……姑娘们变成瓶子，大声叫唤着瓶塞”——其中的性意味不言而喻：女性本身既无知又空虚，唯有寄望于男性施恩才能臻于圆满。

    值得注意的是，《夺发记》中的浪荡男爵只是因为“恶作剧”（男爵将这绺头发视作一种奖品——象征着贝琳达以及所有女性在两性战争中既是战俘又是战利品）受到轻微的嘲讽，相反，通篇几乎所有女性无不受到严厉谴责。与贝琳达一同参加宴会的克拉丽莎（Clarissa）助纣为虐——她一向假作正经，满口道德教谕，此时乃不失时机地为男爵“递上剪刀”——“甚至在他开口之前，她就已经将剪刀拱手奉上”。而贝琳达本人，蒲柏暗示，如果她懂得自我贬抑，就理应向世人隐瞒她的美貌，而非急不可耐地前往汉普顿宫赴宴（“妇女为了好名声，最好不要迈出闺门”）。至于宴席上的贵妇名媛，在目睹贝琳达卷发遭劫后，无不失声尖叫，仿佛在哀叹“她们最心爱的伙伴——丈夫和哈巴狗——不幸逝去”。

    在蒲柏笔下，女人无论年龄大小，无不生性贪婪轻佻——宴席上贝琳达的眼眸“游移不定，在一个又一个男人之间来回闪烁”，照蒲柏的推断，很显然，“她可以随时离开一个男人，只是为了从另一个那里获取更多愉悦”。所谓女人心，蒲柏断言，无异于“移动的玩具店”——她们人生唯一的乐趣就是贪图享受、追慕虚荣——“不要以为，当女子吐出最后一口气息，/所有的虚荣便会即刻消失：/哪怕死后，她仍会考虑身后的虚荣。”

    正如评论家韦斯特福尔（Cassandra Westfall）在《蒲柏<夺发记>中的女性负面形象》（“The Negative Images of Womenin Pope’s The Rape ofthe Lock”）一文中所说，厌女症在蒲柏所处的时代并非偶然现象。小说家笛福笔下的摩尔·弗兰德斯是狡黠女性的化身：“一切希望在世界上得点好处的女人，都懂得如何保存她们贞淑的名声”，最擅长在成功男士中间周旋并伺机俘获猎物。剧作家康格里夫在《哀悼的新娘》中讥讽：“女人一旦发怒，胜过地狱烈火”。散文作家艾迪生给女人下的定义是“一种喜爱华丽服装的动物”。评论家爱德华·扬（Edward Young）也曾引用蒲柏格言，表达对女性的歧视和憎恶：“娱乐是妇女霸业之所在，/生来就擅长安抚和款待。/她们故作天真，却不乏精明，/何必费力找寻真知？ /你一度无意说出的话千真万确；/‘大多数妇女毫无性格可言’。”

    根据研究者一致的看法，蒲柏的厌女症一方面跟他的家庭出身及个人际遇有关，另一方面也源于他的情场失意。众所周知，蒲柏不仅因儿时患脊椎病而致身体畸形，成年后身长不过一米四，弓腰驼背，无法直立行走，而且终日饱受肠胃病、偏头痛以及失眠等病症折磨，因此只能长困于“司脾灵洞穴”之中——他曾自承洞穴中诸般病痛都是他本人的真实写照。此外，身为一名天主教徒，他在新教占据统治地位的英格兰既不能拥有名下私产，也不能担任政府公职，甚至没有资格居住在伦敦方圆十英里之内——像他所嘲讽的女性一样，他只配享有二等公民地位。恰如《蒲柏诗文集》编选者威廉姆斯（Au⁃brey Williams）在“序言”中所说，蒲柏在《爱洛伊斯致阿伯拉尔》中感喟女子有“千般哀愁”，在《夺发记》中哀叹女子为暴力胁 迫而“失去纯真”（loss of inno⁃cence）——“谁说玻璃脆弱、不能持久？ 人间的美貌或荣耀消逝更快”——未尝不是诗人的顾影自怜和自我感慨。

    尽管身形丑陋且疾病缠身，但蒲柏自恃才气在情场却从不怯阵。他曾向文友勃朗特小姐（Teresa Blount）求爱，遭对方婉拒。后来又向沙龙女主霍华德夫人（La⁃dy Howard）备述仰慕之情，可惜仍未获垂青。蒲柏的文坛对手宣称“（他）最优秀的诗作都源于情场失意”不无夸张，但基本属实——尤其是他与18世纪著名书信作家蒙塔古夫人（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一段长达数十年由爱生恨的情感纠葛，为他本人（及其对手）的讽刺诗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向蒙塔古夫人求婚失败后，蒲柏恼羞成怒，在《群愚史诗》（The Dunciad）中指名道姓，斥责夫人靠“卖弄风情”混迹文坛：她的游记书信大多出自文学情郎之手。此论一出，打击面甚广。小说名家菲尔丁随后奋勇加入战团，双方大打出手，成为18世纪英国文坛一大“景观”。

    伍尔夫在《奥兰多》中曾提及蒲柏另外一首长诗《论妇女性格》（“Of the Char⁃acters of Women”，1735）——二人对饮时，顽皮的奥兰多故意将一块方糖扔进蒲柏茶杯，茶水溅出，令后者大为不快，于是摇头晃脑责骂女人“不守法度”——其中有臭名昭著的格言警句：“有一个事实你之前从未留意，/大多数妇女毫无性格可言。”针对蒲柏谬论，蒙塔古夫人以她一贯的机智反唇相讥：“如果蒲柏的身体和他的思想一样强健，/对女性将是何等致命的诱惑；/然而命运的安排实在妙不可言，/上天增强他的头脑，同时毁了他的相貌。”——借用中国孔老夫子话说，“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呜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