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华书局往来杂忆

    ■陈铁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在北京的多家出版社中，我与中华书局的往来，算是最多最密切的。

    记得1960年我在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当研究生，当年九月初我到文献专业报道后，因为研究生的学业尚未正式开始（1961年2月正式开始），就先在古典文献教研室参与《贾谊集》的整理工作。大约这年的九十月份，教研室收到中华书局的通知，说局里开办学术讲座，邀请教研室人员参加，于是我就从北大转了多次公交车，到书局迁京后的第一个地址——东总布胡同，听了两次讲座，一次是赵万里先生讲版本，一次是马宗霍先生讲经学，讲课地点就在书局办公楼前的院子里，条件颇简陋，只是在院子里支了一块小黑板，从办公室搬来一些椅子，大家就这样围坐在一起听讲。那时北大古典文献专业刚创办不久，各方面的条件都差，由于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古籍整理人才，将来毕业生不少要到中华书局当编辑，所以书局从人力、物力上都对专业给予大力支持（如赠书建立专业的资料室，代请校外教师等）。那时候是书局与古典文献专业关系最为密切的时期。

    大约也在1961年，中华书局负责人金灿然曾到北大来作调研，就住在朗润园专家招待所。了解古典文献专业的情况和需求，是金灿然这次调研的主要内容之一。调研期间，他曾与我们几位研究生见面、谈话。调研完毕，还写了一份厚厚的调研报告。文革期间，这份报告外泄，我还曾读过，报告中对每一位研究生的情况都有介绍，对本人还给予好评。这一切都说明，金灿然同志对人才培养很重视。

    1961年9月份，教研室为我们四个61年2月入学的研究生（孙钦善、何双生、武青山和我），开了一门《史记》的课程，每周一个下午，上一个学期，授课老师是中华书局的宋云彬，授课地点就在宋先生的家中。这时中华书局已迁到翠微路，宋先生的家就在书局旁边。那时一到上课这一天，中午学校食堂一开门，我们就得赶快进去吃饭，然后急急忙忙跑到公交车站等车，一路要转好几次车，才能抵达翠微路，上完课，还得立即赶回北大，否则吃不上晚饭，颇辛苦。那时宋先生正做《史记》点校本的整理与最后定稿工作，他授课的内容，就是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宋先生一口江浙普通话，不大好懂。授课过程中，宋先生曾布置过一次作业，要求各自选一篇《史记》人物传记译成现代汉语，对四人的译文，宋先生读后都不大满意，原因大概是我们都采用直译的方法，译笔不够流畅。课程快结束时，宋先生要求每人写一篇读书报告，作为这门课的成绩，我于是就《史记》的校勘问题写了几条读书札记，宋先生读后很满意，给了五分，并写评语说：这篇读书札记的质量很高，不过文言文写得不大熟练。这门课于是结束，总算没有白辛苦。

    读研究生期间，根据古典文献的专业特点，经导师同意，我们四个古典文献研究生，选定《高适岑参诗选》作为毕业论文题目，四人分工合作共同完成编注。稿子后来交给了中华书局，经编辑审阅后，认为达到出版水平，但由于当时中华尚未出过诗选一类书，所以又由编辑部出面，将稿子推荐给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以后正赶上出版社开始审查以往的出版物和文化大革命，出版业务停顿，所以稿子直到1985年才出版。

    文革期间，中华书局搬到王府井文联大楼办公。大约在1974至1975年，中文系领导安排我与另两个教师，还有两个72级工农兵学员、一个北京水磨石厂工人，驻到中华书局，做《〈孟子〉批注》的修改定稿工作。我们七个人同住在文联大楼第四层的一间大屋里，工作、睡觉都在此，吃饭则到大楼旁中华、商务合办的食堂。当时我们三个教师的分工是，我负责全书译注的修改定稿，另两个教师则负责全书所有“【批判】”的修改定稿。此书1976年6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内部发行。这书自然是“批林批孔”的产物，不值得称道，但其中的译注，也并非没有可取之处。

    1979年，我曾应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之约，点校了梁章钜的《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当时编辑室所约只是点校前两种书，后来我在北大图书馆发现了《浪迹三谈》，征求过编辑室的意见后，决定加上它，一起点校出版。此书1981年出版，先后印了三次，共两万多册，2014年又签了新的出版合同，准备以后续印。记得1981年前后，曾见过不止一家别的出版社也出《浪迹丛谈》一书，但其后并未见过它们重印，看来是被中华版的《浪迹丛谈》淘汰掉了。

    中华书局的《文史》杂志1978年复刊。它主要发表古代史的研究论文，也发一些古典文学的研究论文。当时《文史》只有两、三位编辑，都是研究古代史的，缺少古典文学编辑，所以大约在1980年，《文史》的负责人吴树平就邀请我帮助审阅古典文学论文，这样我就当起了《文史》的业余编辑。当这个编辑纯粹是义务帮忙，并不给开审稿费，只是送一些中华新出的书以表谢意。当时《文史》最年轻的编辑李解民负责跑腿，定期到我家中（在北大蔚秀园）送稿和取稿。但他们并不是把所有收到的古典文学论文都送给我看，而是只送来经过初选后觉得有发表希望的论文，而且我感到当时任业余编辑的好像不止我一人。我现在记得的经过我审阅后发表的论文有吴小如关于《诗经》、陈贻焮关于杜甫、徐公持关于曹植的论文，还有吴企明、葛晓音的论文等。1983年吴小如先生决定调到《文史》编辑部工作，虽然人事关系尚未转到中华（听吴树平说吴先生准备等提教授的正式批文下达后再办理调离北大的手续，但后来又决定调到北大历史系，不去中华了），但已接手《文史》的编辑事务，所以我就辞职了。北大中文系的人大都不知道我曾当过《文史》的业余编辑，吴先生也不知道我是他的前任。后来，我当过多年的《文史》编委，也在《文史》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其中有一篇长达七、八万字，载于2011年第2辑。

    中华书局1995年出版了《二十五史精选精译》一书（吴树平主编，精装六册，332万字），其中有两史（新、旧《唐书》）是我翻译的。我知道古文翻译并不容易做好，所以工作态度是认真的。每译一篇传记，都找本史与他书中的有关资料与本传记对读，务求将传记中所涉及史事的来龙去脉弄清楚，然后才下笔，因此译文的“信”“达”两项，大抵是能够达到的。

    1987年11月，我完成了《王维集校注》的编注工作，交给中华书局，1997年8月此书出版。自出版后到2017年，此书共重印了九次，累计印数为21000册，加上2015年出让版权，编入三晋出版社出版的“山西文华”丛书，印了3000册，共24000册；2018年此书出了修订本，到2021年底止，共印刷四次、出了三种版本（平装繁体字本、精装简体字本和典藏本），合计印数14000册。全部印数共计38000册，销量这么大，在唐人诗文集整理著作中，是罕见的。当然，这主要应归功于王维诗歌的魅力，但笔者的校注质量胜过旧注，还有出版单位的信誉好，也是原因。

    2005年，我应邀为书局编注和出版了《王维 孟浩然诗选》一书，前后曾重印了三次；2018年，又根据书局的要求，将其中的《王维诗选》分出单独印行（印了两种本子，一种“百部经典读本”，一种“指掌文库”本），这几种书合起来，共印了两万多册，销量也还算可以。

    我与中华书局的往来，回忆起来也就上面所说的这些了。中华书局是个“百年老店”，自创办至今，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而奋斗不懈，出版了许多重要典籍，作为文史学者，很少有不受其惠的，为此，我们应该向中华书局表示感谢！最后，祝中华书局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