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阳里，我们从这里走来

    ■忻平  杨阳  姜楠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老、新渔阳里是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的发起地，是党中央和团中央最早的驻扎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之际，加强对渔阳里街区的研究，对于搞清楚“我们从哪里来”这一关键问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

    具体而言，老、新渔阳里是指原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和原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这两座石库门房子由一条狭小的弄堂相连接，因为当年陈独秀、俞秀松等诸多建党人物经常通过这条弄堂在两个渔阳里走动，也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小道”。老渔阳里2号是发起建党之地，新渔阳里6号是发起建团之所，日后又分别成为最早的党中央和团中央驻扎地所在。但这样两处意义非凡的场所，后来却长期在公众视野与学术研究中湮没无闻，鲜有人知道发生在其间的建党和建团伟业。

    近年来，上海党史学界对渔阳里历史进行重新发掘，其中，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下属的渔阳里历史文化研究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多年来，该研究会为这一红色遗址的研究、发掘和公开展览做了大量工作。李瑊教授作为渔阳里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在“渔阳里研究”方面深耕多年，卓有建树，她编著的“上海渔阳里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研究丛书”奠定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基础，新作《启程渔阳里》则集中展现了其研究成果。

    老渔阳里2号在中国共产党发起、创建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2020年7月，上海市文物局将老渔阳里2号的铭牌由“《新青年》编辑部旧址”更新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这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这一红色遗址历史地位认识的深化。我们认为，老渔阳里2号可以拥有更多名片，以下列举十条。

    第一，老渔阳里2号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初建地。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在老渔阳里2号开会，商议发起成立第一个党组织，同时起草了党纲。8月，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老渔阳里2号正式成立，党组织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党的发起和初建。十八大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明确写道：“上海的组织一开始就叫中国共产党，北京的组织则称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第28页）历史事实表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积极推动各地建立党的早期组织，在建党伟业中处于最早的核心地位。

    第二，老渔阳里2号是陈独秀最为重要的居住地。老渔阳里2号原为辛亥革命时期安徽都督柏文蔚的寓所，时人称为“柏公馆”。陈独秀与柏文蔚是故交好友，早在1905年二人就共同发起成立了革命团体“岳王会”，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柏文蔚1912年担任安徽都督后，任命陈独秀为都督府秘书长，二人情谊进一步加深。1920年2月，陈独秀离京到沪，先是暂住在亚东图书馆。恰逢柏文蔚即将离沪就任鄂西靖国军总司令一职，便将老渔阳里2号让与陈独秀居住。3月，陈独秀正式入住老渔阳里2号，此后除几次离开外，陈独秀一直居住于此，直至1922年10月初离开上海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9页）

    第三，老渔阳里2号是诸多革命刊物的编辑和创建场所。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不久更名为《新青年》。之后陈独秀赴北大担任文科学长，《新青年》由此迁往北京编辑发行。1920年陈独秀回到上海，《新青年》也随之迁回，编辑部就设在老渔阳里2号的厢房里。（陈望道：《党的建立时期情况》，《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页）《新青年》自第八卷起，成为党的机关报。陈望道自述《新青年》成为机关报后有两个特征：“（1）搬到上海出版；（2）辟‘社会主义研究’栏。”改版后的《新青年》内容更加丰富，其中特别设置了“俄罗斯研究”板块，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与苏俄革命。1920年8月15日，陈独秀等人开始在老渔阳里2号编辑《劳动界》周刊，以工人为阅读对象，正如李汉俊在该刊的发刊词中所说的“我们印这个报，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他们的事情”。（汉俊：《为什么要印这个报》，《劳动界》第1册，1920年8月15日）除公开宣传刊物外，1920年11月起，李达负责主编《共产党》月刊，作为秘密宣传刊物。《共产党》月刊共出版了7期，其中前两期就是在老渔阳里2号编辑的。（李达：《回忆党的早期活动》，《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第四，老渔阳里2号是中国各地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上海的集聚地。聚集在陈独秀周围的青年革命者，有的直接住在其家中。如1920年四五月间到沪的陈望道（此前为浙江一师教员），至渔阳里2号与陈独秀商议革命宣传事宜，在楼下统厢房住过。8月从日本归国的李达也寓居于此。（包惠僧：《回忆老渔阳里二号》，党史资料丛刊编辑部编：《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1辑（总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页）同年暑假，张国焘抵达上海后借宿于老渔阳里2号。（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92页）9月，陪同英国学者罗素来华讲学的张申府抵达上海后，就住在“陈独秀的家（环龙路渔阳里二号）”。（张申府：《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50页）

    第五，老渔阳里2号是初步具备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者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地。毛泽东在1936年回忆，1920年他到上海老渔阳里2号“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133页）1945年毛泽东再次提及，他是首次听陈独秀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4页）

    第六，老渔阳里2号是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活动地。1920年5月，陈独秀与邵力子、李汉俊、李达、沈雁冰、陈望道等人发起组织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除共同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外，研究会重视开展实践活动，创办了平民女校和三个工会，进而在工人和妇女中宣传马克思主义。老渔阳里2号是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开展活动的重要地点。

    第七，老渔阳里2号是中共早期组织与苏联、共产国际的重要联络地。1920年5月，俄共（布）代表维经斯基一行抵达上海，到老渔阳里2号与陈独秀面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事宜，后来又多次举行座谈。（李达：《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1954年2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

    第八，老渔阳里2号是中共上海发起组与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之间的通信地。中共一大以前，“各地中共小组概由上海小组负通信联络之责”。（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页）根据日本外务省所藏资料，陈独秀从上海向日本发信，任命施存统、周佛海二人为“驻日代表”，“负责与在日本的同志联系”。（《关于必须注意中国人的行动》（1921年4月29日），《中共建党前后革命活动留日档案选编》，第90-91页）

    第九，老渔阳里2号是党的一大、二大的筹备地。李达回忆，“成立共产党的会议是在《新青年》杂志社内（即老渔阳里2号）召开的”。（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1955年8月2日），《“一大”前后》（二），第8页）1920年夏，“C.C.P（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发起以后，经常地在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社内开会”，与会者不仅包括俄共（布）代表维经斯基，也有陈独秀召集而来的若干倾向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讨论主题是“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问题”。（李达：《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1954年2月23日），《“一大”前后》（二），第3页）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是在老渔阳里2号开展的。会议前夕，李达在此发函要求各地选派代表到沪开会。（《李达自传（节录）》，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2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事实上，党的二大也是在此筹备的。1921年11月，陈独秀在老渔阳里2号签发中央局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在次年召开党的二大前，完成成立区执行委员会等四项任务（《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等》，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26页），这是筹备“二大”的重要举措之一。

    第十，老渔阳里2号是中共中央最早的驻扎地。老渔阳里2号在建党过程中实际起到了“临时中央”和“联络中心”的作用。“一大”代表包惠僧提出渔阳里“这个地方要算是我党临时中央时代工作部”。（包惠僧：《回忆渔阳里六号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1954年3月18日），《“一大”前后》（二），第353页）李达也说：“上海的组织事实上成为一个总部，而各地的组织是支部了。”（《李达自传（节录）》，《党史研究资料》第2集，第2页）党的一大闭幕后，经过民主选举成立中央局回到老渔阳里2号办公，这里就成为党中央最早的驻扎地。1921年9月，陈独秀被选为党中央书记后，立即执行“一大”决议，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回到上海专做党的工作。据李达回忆，陈独秀住在老渔阳里2号的楼上，陈独秀、李达和张国焘三人的中央局会议常在楼下客堂或统厢房举行。（李达：《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1954年2月23日），《“一大”前后》（二），第3页）

    同样，新渔阳里6号的地位也十分重要，这里是团的发源地，是最早的团中央的驻扎地。1920年8月，在中共发起组建议和领导下，俞秀松、陈望道等8名青年在此发起组建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召开了一大后，团中央机关随之迁回了上海新渔阳里6号，在此组织开展了一系列青年运动。此地还设有党培养青年干部的上海外国语学社，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柯庆施等人曾在此就读。党的一大期间，新渔阳里6号也发挥了党的“联络机关”的作用，一大代表常至此地活动。（包惠僧：《回忆渔阳里六号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1954年3月18日），《“一大”前后》（二），第353页）

    《启航渔阳里》一书是李瑊教授多年研究的结晶，是国内首部以渔阳里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具有开创性意义。全书凡八章，围绕不同问题各自形成专题研究，同时又凝结为一个整体。细细读来，深感全书有几大特点：第一，本书从建党百年华诞出发，回顾百年，立意高远。第二，本书在论述上做到了既见“树木”，又见“森林”，从不同个案出发，将中国共产党筹备和发起初建的过程进行了全方位的描述和分析，构建了老渔阳里与党的一大关系的完整的历史链和逻辑链，还原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的真实脉络。第三，本书创新运用城市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理论方法，分析渔阳里街区的自然形态与社会形态，进而从“城市空间”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起成立的全过程进行梳理。这一独特的视角与方法是以往党史论著中少见的。第四，本书突出了党的创建过程中“人”的因素，将革命史、思想史与生活史结合起来，揭示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党的创建者在建党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展现出革命者真实的爱国情感，从而使读者加深对伟大建党精神的认知与理解。

    （作者介绍：忻平，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杨阳，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姜楠，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