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泽奇：中国正加速进入数字时代

    今天，我们面临着一个时代的巨变。与传统的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相比，技术已成为推动社会变迁的普遍性力量，影响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费（孝通）先生关注工业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我关注数字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时代使命令费先生更多关注中国社会，时代发展则让我有机会进一步观察人类社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重建4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数字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邱泽奇发言中的这句话，既说明了他与导师费孝通先生之间关注点的不同，也为他当前的工作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脚。

    1991年，在华中农业大学任教的邱泽奇考入费孝通先生门下，成为北大当年招收的一百多名博士中的一员。读博的三年间，他跟随着费老到过全国很多地方，做了大量调研。1992年春天，邱泽奇和费孝通的调研团队到甘肃白银，调查国有企业的转型与改革。“国有企业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管理效率的提升问题：一是人往哪里去（下岗分流），二是技术怎么进来。人往哪里去的问题，我在博士论文里头写了。技术从哪里来，就是我后来思考的问题。”在哈佛燕京学社访问期间，邱泽奇注意到美国数字化转型的现象，1998年他回到国内，发现在一些大型企业，企业资源计划（ERP）开始应用，通过信息流的重组来提升企业的效率。

    1997年，乡镇企业开始改制，关停，或是股份化。此时，乡村工业基本上走到了尾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成为必然趋势。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邱泽奇说自己的研究“就被逼到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这条路上来”。早在1993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和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有个合作项目，他负责管理项目的电子邮件账户。这份业余工作，让他成为整个中关村地区，甚至全国范围内最早接触互联网的人。四年后，中关村一家公司开始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中国开始真正进入互联网时代。

    沿着早期企业信息化方向，邱泽奇后来的研究聚焦在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当时翻译成“数字区隔”）。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第一份报告发布出来以后，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香港的《21世纪评论》，应该是当时国内关于这个话题的第一篇文章。“我最早开始研究数字鸿沟时，有两个想法，一是数字技术如何产生数字鸿沟，如何影响数字鸿沟的变化进程；二是有哪些因素使数字鸿沟更大或弥合数字鸿沟？ 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

    时代在前进、发展。对于邱泽奇来说，他不可能回头再去研究费孝通先生当年提出的乡村经济具体问题。“我得跟着时代走，而且费老也教育我们跟着时代走。”在数字鸿沟的研究中，邱泽奇发现平台技术的应用开始变得特别重要，2012年，应阿里巴巴的邀请，他的研究团队做了一项非常著名的研究：“谁在开网店？”调查的结果给了邱泽奇非常大的启发：既然有人靠它灵活就业，数字鸿沟的填补，应该有一个通道。正好阿里巴巴推动淘宝村建设，这对阿里而言是一个推动市场拓展的路径和方式，但对他来讲是一个研究数字鸿沟的机会。这也间接催生了他们2016年非常有影响力的一篇文章《从数字鸿沟到数字红利——互联网资本视角》，提出了“互联网资本”这一概念。

    技术会加剧贫富分化，抑或反之？ 邱泽奇的回答是，如果单就技术本身而言，马云已成为一个范本，即数字技术一定会加大数字鸿沟，加剧贫富分化。“但是制度的约束和对制度的巧妙运用，会促使企业用市场的机制来弥合数字鸿沟，这是市场跟公共政策结合的模式。这个模式在西方是没有的，是中国在公共政策领域里的一个创新。”

    对话

    全球数字世界的奋进之中，其实就是中美两极

    中华读书报：您最近在一次关于“数字时代的社会分化”的讲座中谈到，近40年的世界经济格局，1990年是银行业时代，2000年是电信业时代，2010年是能源业时代，2020年则是数字业时代。在全球上市公司市值前十名中，苹果、微软、亚马逊、谷歌母公司、阿里巴巴、脸书和腾讯这几家大型互联网企业占了十分之七。而根据这一份额比例，您给出的判断是“中国正加速进入数字时代，处在世界第一方阵”。相比一些西方国家，您如何评价中国的数字化进程？

    邱泽奇：中国的数字化进程和美国是相向而行的。在美国，IBM最早做计算机，后来参与互联网，军事网络技术民用化以后，互联网时代就到来了。在发展路径上，美国通过工业技术创新产生溢出效应，形成了支撑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的深厚基础，产生了数字技术创新红利。中国则是直接把数字技术拿来，通过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开发，产生数字技术应用红利，是直接从红利的最底端开始的。如果说人类正在经历数字化转型，中美之间是两条路径。如果说美国是技术创新源头驱动的数字化，那么，中国则是应用驱动的数字化。我们从提供互联网接入开始，于是有了门户网站，有了马云的淘宝、马化腾的QQ、张小龙的微信，以及后来的一系列应用平台开发和利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数字化进程也是由资本推动的过程。

    如果从2003年马云开淘宝算起，到今天已经20年了，接下来，中国的数字化转型怎么走？在美国限制前沿尖端技术出口的环境下，中国数字化发展的问题是技术从哪里来？ 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创新。在网络连接时代，我们从核心技术开始技术自主，这个布局非常成功。从模拟交换网络到数字交换网络，我们与美国构成了两强竞争格局。可是，光有网络还不行，网络中的芯片从哪来？ 这是造成这些年中国数字化转型困境的一个来源。在数字技术产业链上，中国仅有华为一家是不够的。在半导体产业链中，我们失去了先机，一步晚步步晚。如何在脖子被卡住的环境下尽快挣脱出来，是中国面对的最大困境。

    中华读书报：那么，当前世界范围内的数字化发展是怎样一个格局？

    邱泽奇：中美两国不同的技术创新与应用路径也塑造了中美的数字化格局。2020年名列全球市值前十的七家互联网公司里中国有两家（阿里巴巴和腾讯），不过，这两家不是源头创新公司，而美国的五家（苹果、微软、亚马逊、谷歌和脸书）都是源头创新公司。如果说我们有什么创新，那是在别人的基础上进行模仿创新，进而在小范围内的原始创新，比如说在亚马逊基础上，不仅卖书，也卖日常货品；在脸书基础上，不仅提供公共社交，也提供私密社交，等等。

    在人类数字世界的奋进中，其实只有两极，中国和美国。在技术创新、技术应用的发展中，欧洲是被甩在外面的。美国做技术创新，中国做技术应用，欧洲则享受着中美两国数字技术创新和应用的溢出效应。但是，欧洲并不甘心，也一直想参与到数字时代的竞争与发展中，他们的一系列动作都是明证，如数字税、GDPR等，他们在数字规制上一步一步地推进，试图形成创新、应用之外的第三极，即规制。不过，在当下，在获取数字红利方面，三方貌似在形成一个新的平衡，美国通过创新垄断方式，欧洲通过“雁过拔毛”方式，中国则通过规模效应，分享数字红利。

    当然，平衡的建立并不容易。我们朝技术原创方向发展时遭遇美国的制裁，美国朝技术应用的方向发展时面临欧洲的数字税。应该说，中美两国同时遇到了瓶颈。中美两国在技术创新与应用领域的关系将来如何发展，是走向和解重构数字世界秩序，还是真的构造两极？ 尚难预料。中国面临的困境非常复杂。无论如何，原创技术为王，中美两国技术发展的路径未来怎么走，只能且行且看。

    数字化发展初期，人们的幸福感会有所下降

    中华读书报：从人类组织形态的变化看，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不同，工业社会也不同于数字社会。在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之后，数字社会与工业社会的本质差异正逐步凸显出来。在您看来，数字时代的核心特征是什么？

    邱泽奇：如果从社会的三方互动来看，简言之就是，社会越来越个体化，经济越来越平台化，政府越来越透明化。第一，跟工业化比，数字时代的社会越来越个体化，每个人非常独立。当然，没有数字平台，个体化很难实现，可以说，数字化推动了个体独立。第二，经济的平台化，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靠平台，2020年市值全球前十的公司中，除了一家能源两家银行以外都是平台，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第三，政府处理行政事务越来越透明化。即使政府希望保持惯性化的运作模式，市场和社会也在推动政府运作的透明化。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制度和技术是推动社会分化的力量，也是推动社会变迁的力量。今天，数字化对经济模式的影响几乎是全方位的，人类的生活也在发生变化，沿着这一逻辑，是否会出现一个全新的社会模式？

    邱泽奇：已经出现了，刚刚谈到的“三化”（社会越来越个体化，经济越来越平台化，政府越来越透明化）其实就是一个新模式。现在，我们每个个体都能直接跟国务院打交道。比如，上海这波防疫，有人在国务院客户端平台上反映社区乱象，结果，很快，相关管理部门就进行了积极回应，在过去，是完全没有也不可能的模式。

    中华读书报：您谈到“数字时代的社会分化”，想问问您，这一分化对我们的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在数字时代，人们的幸福感会提升还是下降？

    邱泽奇：从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出发，社会分化大概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农业社会的身份阶段。在这个阶段，国家在社会层面制造人们的社会身份，如士农工商，技术属于工，身份等级低于士农，且不是人们通过努力可以改变的。第二阶段是工业化社会的组织分化。在这个阶段，行业之间的分层影响人们的职业分化，形塑了社会分化。第三个阶段是数字社会的个体分化。如果说前两个阶段主要是基于人们生存即物质的分化，那么，数字时代，人们的生存已经获得了基本保障，社会分化呈现的更多是观念分化。观念分化是指指引人们与社会相处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因为观念的不同，可以有80岁的网红，也可以有十几岁的网红；可以有富裕中的自我贫困，也可以有贫困中的积极努力。当然，观念分化不独来自观念自身，而与人的数字素养密切相关，这是另一个话题，暂且放下。

    重要的是，数字化发展有一个过程。我们处在这个过程的初、中期阶段，是一个越来越焦虑的阶段。数字社会有哪些规制？ 现在还没有完全创造出来，身处数字时代的人们也还在适应之中。这两个不确定性带来的是人们常常找不到自我的存在，每个人都在刷手机，都在通过别人这面镜子来观察自己，寻找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幸福感不可能上升，只能是下降的，因为，在一千个人那里，你会看到一千个自己，而不知道到底哪个才是自己，怎么可能幸福感上升呢？ 如果社会没有形成制度保障数字普惠和数字平等，幸福感的恶化就会持续下去，但如果有制度保障，人们的幸福感可能会形成一个U曲线，最终会上升。

    观念分化，构造了观念市场的规模效应

    中华读书报：对同样的问题，每个人有自己的看法，可以说，观念的分化是历来就有的，何以在今天的数字化时代，这一现象如此凸显？ 针对这一问题，目前有何应对机制吗？

    邱泽奇：观念也是有市场的。作为卖家，当然希望买家越多越好，买家买不到的时候可以提价；买得到的时候可以卖出更多，获利更大，于是出现一个规模效应。这种规模效应在观念领域，就是当一部分人不加思考地支持某些人的时候，就相当于买东西。观念上同样也有韭菜可割，一部分人创造观念，构造了一个观念市场，这就形成了数字极化现象。前不久我邀请美国一位很知名的教授谈论这个问题，他们在美国通过脸书等平台做过好多实验，证明大多数人都是跟着别人的观念走，很少自己独立思考。

    其实从众心理是人类的特点。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就有，为什么今天才出现了数字极化？这是因为，数字时代，数字工具把所有人都连通起来，构造了一个观念市场的规模效应。这一规模效应和产品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对产品质量，人们可以有好、中、差的评价；而对观念，人们常常是只有赞同和反对。只要有人制造出一个观念来赢得一部分人先同意，后边人也就跟上来了，我们称之为扩散机制。

    比如，前些年网上流传的“贾军鹏，你妈妈喊你回去吃饭”，这个故事其实是网络公司在背后当推手，先制造一个起始传播效应，等到更多的人关注了，就会形成一个信息爆炸的极化效应。极化效应可以是一个被操纵的后果。工业时代的信息传递只有报纸、广播等媒介，在数字化高度互联的时代，极容易形成信息爆炸效应，这就给信息操纵提供了极大空间。总体上来讲，极化已经成为数字社会的一个特征，如政治极化、思想极化、群体极化、分配极化，思维极化……

    说到应对，中美两国对舆论的制度约束不同，走的是两条不同路径。未来两国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是中美两国之间在数字治理领域竞争与合作的关键点。

    中华读书报：科技是一把双刃剑。数字化时代，人们乐享数字技术带来的生活便捷，但同时技术也会抹平人们精神、个性的差异，挤压人的思维空间，对人们的精神生活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邱泽奇：确实，数字化发展有它的负面影响，所以，数字素养很重要。时代变得太快，我们还不太习惯，身边都是信息，一天到晚都埋在手机里面，主观上你是在找自己，客观上是在接受别人传播的混乱的信息。技术赋予了使用者自由和自主，但自由和自主是有条件的。工业化时代，人们被赋予的是一种“看不见”的自由，也就是，只要大家看不见你，你就是自由的。对照数字化时代，你每时每刻都是被看见的，个体几乎是透明的，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你也有自由，那就是你必须守规矩，只要你守规矩，透明便等于自由。问题是谁来制定规则，定什么样的规则，这是一个社会共识的形成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中华读书报：有西方学者在描绘数字化时代的未来图景时，也指出了以牺牲反思判断力为代价的、充满刺激和欲望扩张的数字化发展过程对文化、道德和政治能力的威胁，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邱泽奇：对人类社会而言，反思性是本质特征。数字时代反思性的建构还需要一个过程。目前，数字时代还处在起飞的初期阶段，毕竟还有一小半的人口没有接入互联网，我们还看不到数字技术到底是泯灭了人类的反思性，还是会给人类的反思性提供了另一个跃升的机会。但总体上，我是比较乐观的，理由在于，数字技术是朝着每一个个体更大自由方向发展的，这就意味着个体的自由度在增大。自由是反思性存在的前提，也许数字时代的反思性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基础，这个基础可能需要一两代人的时间。现在种种痛苦和焦灼，都是通向人类反思新阶段的必经阶段。

    2020年，北京大学基于自愿原则汇集了社会学系、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院、法学院，工学院、数学学院等各方资源与力量，组建了北京大学数字治理研究中心。近两年来，中心致力的事情，是试图去判断在国际分工大格局下，不同国家如何凭借数字技术重构国际治理与市场格局。“各个区块有各个区块的路径，怎么推动治理，是非常值得研究和探索的新议题。学者的责任是给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提供一些参考。目前，在张平文院士领导下，我们正在做的工作，是在国际层面运用生态视角研判和拟合世界数字生态格局，为中国在世界数字生态中占据优势生态位提供公共政策建议。对国内，我们希望更好地运用数字技术来推动数字平等，包括促进各个省的大数据应用，促进数字技术在乡村的应用和推广。”作为社会学领域为数不多的研究数字化的学者，邱泽奇所做的一切，在当下，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和价值。

    数字治理，如果制度跟不上技术的发展，会制造很大的社会灾难

    中华读书报：从数字技术进入社会应用以来，面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数字分化、数字整合、数字陷阱、数字鸿沟、数字平等、技术作恶、隐私保护、平台垄断、平台霸权、算法霸权等，去年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数字时代的一些问题。类似这些挑战，目前有解决的途径吗？

    邱泽奇：其实，政府、市场、社会一直在寻求解决方案，只是需要一个制度建设的过程。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写过一本书叫《制度是如何思考的》，讲的就是这个问题。人类的文明是依靠制度才延续到今天。不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这篇文章对算法的理解有一点偏颇，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最近，有期刊在约我再写点东西。我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只看到有利的一面或不利的一面，它是一个共识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搞一刀切有点武断，也不负责任，因为它会挑动社会情绪。人们很容易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视而不见，而对损失的一面感同割肉，在经济学里即“损失厌恶”。

    中华读书报：总体而言，目前存在哪些数字鸿沟？

    邱泽奇：基本上是三道鸿沟，分别有不同的实现机制。第一道鸿沟是接入鸿沟，就是你能不能接入网络，也是人类社会最主要的数字鸿沟。目前，世界上还有46%的人口（主要在非洲）没有接入互联网。中国通过三大国有运营商（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的努力，在世界上实现最大人口规模的数字接入普惠。中国的手机信号最好，光纤入户的入户率最高，4G、5G基站分布最广。在基础设施普惠的基础上，技能成为第二道鸿沟，即接入网络后，人们会不会使用？ 会使用什么？ 在这方面，政府和市场都发挥着重要影响。第三道是运用鸿沟，这一块分化比较大。在可用、会用的前提下，怎么用？ 这是个体意志选择的。公共政策到这里也遇到了难题。这也是目前我关注的一个问题，它跟数字治理关联在一块。以游戏为例，游戏是具有成瘾性的娱乐活动，人们如何玩游戏又不成瘾？ 这既是科学问题，也是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大概五六年前，腾讯做了一个未成年人成长守护平台，把家长和孩子的账号绑在一块，让监护人在数字平台上担负起责任来，更是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方式。弥合数字鸿沟，让青少年在成长受益是一部分，为数字失能人口赋能是另一部分。最近两年，各大数字平台都在研究怎么赋能老年人，比如微信就推出了少年关怀模式和老年关怀模式。

    第三道数字鸿沟涉及到数字治理。如何治理与制度紧密相关，如果制度跟不上技术的发展，会制造很大的社会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