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第三次学术大转型

    古今中外，学术的发展总是由时代所推动，时代是影响学术发展最具决定性的力量。现代中国的学术发展就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桴鼓相应。

    1949年以来，随着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翻天覆地、波澜壮阔的巨变，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已经完成了两次大规模、全方位、根本性的学术转型。第一次是1949年开始的从民国学术到共和国学术的巨大转型，第二次是1978年开始的从“以阶级论为纲”的哲学社会科学到“以现代化为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巨大转型。而从党的十八大前后开始，正在经历着、进行着第三次巨大转型，也就是从“以现代化（西方化）为纲”学术范式到“以本土化（中国化）为纲”学术范式的转型。这三次转型犹如学术史上席天卷地、此起彼伏的三波巨浪，构成了七十多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壮丽景观。

    从民国学术到共和国学术的转型

    民国学术，即通常所说的从五四至1949年的中国现代学术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实验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大思潮的对抗史。大体说来，实验主义在民国年间特别是抗战以前居于正统地位、主流地位，马克思主义则处于边缘状态和半地下状态。民国时期重要的学术机构、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大部分是实验主义的阵地，核心学术资源几乎全部被实验主义领袖胡适的门生故旧所掌控。

    1949年后，随着政权鼎革，学术界也乾坤倒转，革命的胜利者夺取了学术机构的管理权、学术期刊的经营权和学术话语的主导权。从民国学术向共和国学术的转向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共和国学术对民国学术的置换，即是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学术来取代以实验主义为思想背景的学术。新中国成立之初大大小小与思想有关的运动，矛头最终指向 的就是胡适的实验主义。1958年后，实验主义已被彻底打倒，在学术界声名狼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取得了独一无二的权威。中国现代学术版图至此已被完全重绘。

    民国学术与共和国学术从表象上看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段，二者之间的差异实质上是两种由来已久的学术路数的分歧和对立。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四方面：第一，在学术与时代的关系上，前者执守“为真理而求真理”的为学理念；而后者则主张撤除学术与时代、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藩篱，力倡学术向政治靠拢。第二，在理论与材料的关系上，前者强调“拿证据来”，“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没有材料就不说话”；后者则强调理论预设的先决地位，尤其将其作为治学的首要环节，甚至认为“不用正确的理论来分析研究，史料等于废物”。第三，在宏观与微观的关系上，前者认为一个字的古义的辨识与天文学上发现一颗恒星有同等价值，主张小题大做，选题越小越好、越冷偏越好，走向极端者则沉醉于对细枝末节的追逐之中而不能自拔；后者则一直致力于研究社会历史与文化思潮的大变动、大关节和大转折，倾心于宏大叙事的建构。第四，在普及与专精的关系上，前者走的基本上是一种学院派的路子，注重研究高深学术；后者强调知识学问向大众普及，为大众所接受，发挥思想改造和精神动员作用。这两种学术路数的现代较量发端于五四时期，前者一度占居上风。而1949年之后的中国学术史，是民国学术溃不成军、共和国学术高歌猛进的历史。

    这一时期共和国学术的显著特点是阶级观点的盛行和学术与政治的一体联动。可以说，此时大多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直接从属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思想路线，并一度成为这一思想路线得心应手的工具。哲学社会科学在这一期间发挥着“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双重作用，既被用来揭示和强调“原始社会结束以来的人类文明史都是阶级斗争史”，又被用来作为现实中正在进行的“阶级斗争”的武器来使用。从“武训传批判”到“《红楼梦》研究批判”，从“胡适批判”到“胡风批判”，从“反右”到“文革”，一个接一个的“批判”，集中展示了哲学社会科学在这一时期的功能。如同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所反思的：历史学只能讲阶级斗争，不能讲阶级社会是不同阶级的对立统一；只能讲农民战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不能讲封建统治阶级也往往采取调节矛盾的措施；文学批评只能强调作品的政治性，不能强调作品的艺术性；只能讲阶级性，不能讲人性，哲学上只能讲“对立与斗争”，不能讲“折衷与调和”。此时的哲学社会科学已淹没于弥漫一切的阶级斗争叙事之中。

    早期共和国学术之所以呈现这样的特点和形态，导因于1949年之前形成的战时学术。就历史学来说，延安时期的史学研究基本上属于一种“战时史学”体系。延安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也被纳入战时体制，带有鲜明的战时烙印。哲学同样如此。一言以蔽之，战时学术的特点是高度革命化。1949年后共和国学术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战争年代创立的革命传统。抗战时期延安学术的影响尚局限于一定的区域之内，1949年后则辐射到全国。

    当然，战时色彩毕竟只是此时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面，另一面则是省思战时学术，向专业化、正规化发展。战争的硝烟散去之后，学术研究在继续强调为当下的现实政治服务的同时，也面临着学科化的使命，学科化的必要性、重要性日益凸显。从政策层面而言，“双百”方针的贯彻实行为学术自身的建设提供了必要的氛围和空间。1949年后，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已开始自觉清算战争年代那种从一时政治需要出发研究学术的种种做法。范文澜等学者保持着清醒的学术头脑，试图将新学术真正引入科学的轨道。比较典型的就是历史主义思潮的兴起。历史主义是对历史学的基本纪律规范的强调，成为克服、抵制教条化、工具化的有力武器。1960年代又出现了历史主义对阶级观点的矫正和平衡，尽管最后以失败而告终。翦伯赞强调历史研究的“三基”即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力图扭转当时存在的种种偏颇，推动历史学的健康平衡发展。1959年北京大学新设古典文献专业，旨在培养整理中国文化遗产的人材，整理中国古典文学、史学、哲学方面的文献。正如作为筹备人之一的翦伯赞所说：“这样一个专业的设置，可以说把整理古典文献工作提到了它应该受到的重视的地位。”显然，这一措置与现实政治距离较远，却是学术研究的一项基础建设。另外，一些学者对“以任务带学科”、将学科建设纳入政治任务轨道的做法表示不满，尽力维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自律性。

    学术研究的专业化离不开对包括民国学术在内的以往全部学术传统的吸收和继承。这就形成了民国学术与共和国学术之间某种藕断丝连的关系。“抽刀断水水更流”，民国学术仍残存在置身新时代的旧学人的研究中。譬如，郑鹤声发表在1951年《文史哲》创刊号的《天王洪秀全状貌考》一文，就主要运用考据方法，完全是旧传统的延续。同年第2期黄云眉发表《考证在史学上的地位》一文，依然呼吁批判继承传统考据学遗产，再来一次“更新的考证高潮”。1956年邓广铭公开在课堂上提出年代、地理、职官、目录是研究历史的四把钥匙，而没有提马克思主义。据称，1958年之前，考据学风在山东大学历史系一直占据统治地位，有“研究古代史，言必称二陈（陈寅恪、陈垣）”的说法。

    即使是当权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没有将民国学术一笔抹杀，而是表现出由衷的尊重和认可。例如，胡绳就对民国学界盛行的考证之学予以充分肯定。他指出，史料的外形考订和内部考订“都是必要的，都需要用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去进行”。“近代西方的和中国的资产阶级史学都着重地在这些方面做了工作。许多中国的史学家们继承了清朝的‘汉学家’们的工作，并且利用了从现代欧美传来的各种科学知识和比较精密的逻辑观念，而在史料的考订上，取得了不少成绩。他们的这种工作，现在看来，并不是做得太多，而是做得太少了。他们的工作成绩和工作经验不应当被抹煞而应当加以接受，加以发扬。今后我们还应当有计划地进行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订、注疏、翻译（译成现代普通话）等等工作，并且使史料学成为有系统的科学。”史料工作繁重，仰赖各种辅助性的专门知识（如古文字学、年代学、古文书学、古文献学、历史地理学、版本学、印鉴学等等），需要一批专门的史料学家来承担。“史料学家是整个史学家队伍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胡绳还强调，“轻视史料学家的工作是错误的。因为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的认识必须建立在丰富的确实的材料的基础上，所以在有的情况下，史料学的研究成果，甚至对于解决某个历史问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和史料工作看作是互相对立的”。若以为“不懂得和不能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史料学家所做的工作都是没有价值的，都不能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那是不合乎事实的。如果以为只要根据历史规律的认识，就可以任意地选用史料，任意地制定这种史料和那种史料的价值，而无须倾听一些史料学专家的意见，这更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是我们不赞成的”。当然，胡绳并未如一些民国学者那样将考证之学奉为正宗。他对以往考证工作局限性的批评也非常严厉。但这至少可以折射出，由于追求专业化的需要，共和国学术并未与民国学术一刀两断。实际上，现在来看当时最具价值的学术成果，也大都是由旧学根底深厚的学者通过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将考证方法融汇到共和国学术范式中完成的。可以说，早期的共和国学术，脱胎于“战时学术”但又出现了种种走出“战时学术”的努力，试图告别民国学术却又与民国学术血脉相连。共和国学术与民国学术之间既有断裂又有延续。此时的哲学社会科学处于科学化与革命化的张力之中。但可惜的是，随着后来极端化思潮的泛滥，学术研究最终被极端政治所吞噬。1978年，共和国学术终于迎来新的黎明、新的起点和新的天地。

    从“以阶级论为纲”学术范式到“以现代化为纲”学术范式的转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由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阶级斗争来缔造的。在那个时代，阶级斗争是推动文明进步最重要的杠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一开始就说：“迄今存在过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毛泽东也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尤其是无产阶级经典作家对阶级斗争历史作用所作的系统论述，都凸显出作为理论工具的阶级分析方法所具有的强大的实践属性和巨大的阐释力，因而，在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后，阶级分析方法当然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支配性范式。关于此点，上文已有详论，此处不赘。

    从学术范式转换的角度讲，阶级论范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首先，它以极大的同情改写了人类文明史，将几千年来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推上历史舞台的中央，使被剥削被压迫阶级不仅在历史主义的意义上得到解放，同时也在伦理主义的意义上得到解放。阶级论范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的理论工具，是二战以后席卷东西方的左翼文化及革命思潮的最醒目的理论旗帜，其历史价值绝不能抹杀，也不容否定。第二，它和现实紧紧结合，有力地配合着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第三，在几十年间，中国学术界以它为中心，建立起崭新的学术体系，全面重塑了中国哲学、历史、文学的学科面貌。以史学为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史学会就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南，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这套丛刊包括《义和团》《太平天国》《回民起义》《戊戌变法》《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辛亥革命》《捻军》《洋务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北洋军阀》《抗日战争》等共13部专著，3400多万字，为共和国史学的发展奠定了一块重要基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杰出代表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等前辈学者，也是在阶级斗争学说的指引下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上世纪五十年代，范文澜曾指出：“历史的骨干是阶级斗争。”胡绳也认为，“把人民的革命斗争看作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就能比较容易看清楚中国近代史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现象”。近代史研究中影响广泛的“革命史范式”，正是抓住了阶级斗争这一主线，才能在波诡云谲的中国近代史演化中，穿过重重历史的迷雾，辨别出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方向，进而把握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规律。可以说，在改革开放前，阶级斗争学说被整个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视为研究历史现象、总结历史规律的不二法宝。

    令人遗憾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实践出现了波折，日渐强化的“阶级斗争决定论”思想导致出现了历史性偏差，这也给学术界的阶级论范式带来了毁灭性灾难，使阶级分析方法演变成极端的“泛阶级论”，败坏了阶级分析方法的声誉。正是出于对“阶级斗争理论”对哲学社会科学功能的狭隘理解，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我们把当代学术门类中的主要成员如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法学、经济学等等同于西方文化，把西方文化等同于帝国主义文化，进而几乎将其全部否定，与其长期隔离。而我们闭关自守的这几十年，恰好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飞速发展的时期。教训何其惨痛！ 这是迄今为止现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所遭受的最大挫折。

    1976年10月，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转折。改革开放最迫切的任务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与国际接轨，全面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彻底摆脱落后的局面。以后来者的身份赶超世界现代化进程，是这一时期全国上下的奋斗目标。从改革开放之初，西方思想文化像潮水般涌入中国。八十年代那种此起彼伏的对西方理论的狂热，很多人至今记忆犹新。这次对西方学术文化的引进，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次相比，无论从热度上还是从规模上讲，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整个八九十年代，我们几乎是饥不择食地引进西方理论，可以说，西方一二百年间的学术发展历程，我们只用了短短一二十年的时间，就走了一遍。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接受学、士绅理论、年鉴学派理论、市民社会理论、公平正义理论、文明冲突理论、地方性知识、文化资本、知识考古学、新文化史、公共领域理论、解释学、符号学、福利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学、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解构主义、新符号论和女性主义等西方新思潮、新观念、新方法，都在“拿来主义”的口号下，大规模引入国内。二战以后几乎所有的西方学术大师，都在中国有数量庞大的拥趸。那些年学术界所展开的学术讨论，也多与西方学术大师有关，随口举出的就有詹明信热、福柯热、哈贝马斯热、布尔迪厄热，等等，一浪高过一浪。以至于有人提出，西方社会科学作品在中国学术的主导影响，是改革开放年代中国学术发展最为醒目的特点。

    拿笔者的专业史学研究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的交流日益增多，二战以后几乎所有的西方史学思潮都在中国史学领域产生了波澜。无论是年鉴学派，还是美国中国学，抑或是众说纷纭的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哲学，都对中国史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社会史的繁荣，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中国社会变革与年鉴学派主张碰撞的结果。九十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登陆，也再次证明了当代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已经同频共振。全球史、环境史、医疗史、身体史、日常生活史、新文化史等等这些在西方兴盛一时的史学品种，在中国史学界均产生了热烈的回响。与西方史学一样，当代中国史学也经历了一个社会学化、经济学化和人类学化的过程。区域社会史的繁荣，与美国中国学著名学者施坚雅与柯文的提倡和示范都有着紧密的关联。这种对西方史学论著的大规模翻译、学习与模仿，左右了中国大陆历史学40年的走向。

    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从孤立于世界学术大家庭之外到全面融入世界学术主潮，闭关自守状态的被打破，是近40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根本原因。这40年，是1949年后大陆哲学社会科学最为活跃、最为繁荣、最富生机的40年，学术创获也是此前任何时期所不能比拟的。严格说来，这一辉煌局面的出现主要是拜“对外开放”之所赐。正是以西方为样本，我们才建立起完备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总之，正是通过大量西方理论的引进和使用，我们才真正成为世界学术共同体的一员。这是我们理解第二次学术大转型的关键所在。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与世界接轨在取得巨大的成就的同时，也带来极为明显、不容忽视的副作用。这主要表现在，对西方学术大规模的引进，使得我们已经习惯于在西方的理论框架下来思考，我们的学术生产已经无法脱离西方式的“操作系统”。基于大数据的定量研究显示，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里，塑造“中国心智”的哲学社会科学成就，既不是对传统典籍的传承和沿袭，也并非立足本国的当代研究，而是对西方学术名著经久不息的翻译、学习、研究和传授。这一期间形成的“中国心智”，完全是一种“外向型心智”。研究表明，这期间影响“中国心智”的，除了马恩毛邓，就是德（亚里士多德、康德、萨义德、庞德、赫尔德、科林伍德）尔（海德格尔、卡西尔、黑格尔、托克维尔、韦伯〔尔〕、贝尔、波斯纳〔尔〕）克（哈耶克、洛克、诺奇克、克拉克、布莱克、拉塞克）斯（诺斯、科斯、霍布斯、罗尔斯、哈贝马斯、吉登斯），是他们形成了改革开放年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阅读和研究语境，构成了中国学人思考和回答“中国问题”的起点和归宿。如果不能改变这一态势，当代中国学术可能永远只能是西方学术在东方的回响，在世界学术格局中，我们永远只能是一个牙牙学语的孩童。

    从“以现代化（西方化）为纲”学术范式到“以本土化（中国化）为纲”学术范式的转型

    无论在近二百年的中国近代史和百年党史上，还是在七十年的共和国史和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历史上，党的十八大都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伴随着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我们国家在思想文化上也进入了新时代。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访曲阜，并就弘扬传统文化发表重要讲话；2014年9月24日，总书记又在国际儒联发表重要讲话，全面论述了儒学在当代中国的意义；2016年5月17日，习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中更明确指出：“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回答好这一重大课题，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努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这一切都雄辩地证明，整个中国的精神气候、文化气候、思想气候已经发生深刻的变迁，一个思想、理论和文化上全面的、立体化的本土化时代已经到来。我们可以满怀豪情地宣布，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正在开启第三次大转型。

    在我看来，这次大转型可以概括为，从“以现代化（西方化）为纲”向“以本土化(中国化)为纲”转型，其实质是从根本上摆脱对西方化的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的依赖，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彰显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具体而言，这次大转型将表现为从与西方接轨到与传统接轨、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信”、从批判传统到礼敬传统、从追求西方化到追求本土化、中国化。它将从根本上重塑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品格，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重新建立与东方这片广袤大地的关系。

    第三次大转型担负着特别重要的历史性使命。首先，它将从根本上改变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本土化与西方化、传统与现代两极之间严重失衡的状况。正如前文所述，现当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以及这个体系的所有层面和板块，包括理论工具、基本预设、方法路径等，基本上是一种对西方学术全盘性的横向移植。虽然这套体系对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但同样，这套来自西方的理论体系和中国经验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脱节。不得不承认，这一脱节几乎是当前学术界所有重大问题、重大缺憾的根源。

    其次，它将使中国学术彻底摆脱当前愈演愈烈的“知识短缺”的尴尬。40多年来，中国以快速工业化进程为特征的经济奇迹十分惊人，不但基本完成了从延续了五千年的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用一两代人的时间走完了西方两三百年所走过的路程，而且这种转型走的还是一条迥异于西方的独特道路。中国模式已经在实践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崛起、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已经颠覆了许多西方社会科学的基本结论。这些成就用西方的“经济模型”和“社会模型”是无法解释的。无怪乎德国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专家韩博天惊呼：当下流传甚广的现代化、民主化以及政府转型理论对解释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充其量只提供了一束微光，中国罕见的发展轨迹对政治变迁的传统理论和模型都提出了挑战。可以说，中国道路在理论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概括与总结，在世界上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我们必须承认，当前中国学术并没有跟上国家发展的步伐，在发展基于中国经验的“模型”方面，中国学术界还远远没有满足国家对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期待。托马斯·库恩有言：“科学革命通过摆脱那些遭遇重大困难的先前的世界框架而进步。”当代中国的实践早已突破现有西方理论的边界，这是第三次学术大转型的底层逻辑。

    再次，它将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开拓新的发展路径。第三次大转型绝不能停留在喊喊口号，关键是怎么办。在我看来，我们必须在当代学术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建立起新的关联，换句话说，第三次大转型必须充分挖掘和利用传统文化这座宝库。这是因为，传统是我们的文化属性，传统蕴藏着我们的文化基因，传统奔腾不息地生发着我们的主体性，传统是连接中国式现代文明的脐带，因此，第三次大转型，必须扎根于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传统之上。只有扎根传统，才能克服第二次大转型过度西方化的偏弊，找到第三次大转型的支点。

    那么，现代学术如何与传统对接呢，在我看来，一条蕴藏着巨大生产力的途径是将传统思想文化进行社会科学化的冶炼。习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讲话中指出：“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这句话给我们以极大启发：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必须对其进行社会科学化处理和冶炼。即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将传统文化重新理论化、概念化、体系化，赋予传统文化全新的现代学术属性。如此，一则可让传统文化焕发出勃勃生机，二则有利于构建基于中国传统和历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做出很有意义的探索，如有学者采用现代儿童心理学的实验结果，论证了孟子“性善说”的有效性；有学者以政治学为工具，将中国古代的“选贤任能”凝练成“贤能政治”这样一个现代社会科学的概念。这些尝试都为儒学的社会科学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类似的课题还有许多，比如，儒家的“礼”，能否经过现代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审视并为其提供智慧？ 儒家的“法”，对今天的法学能提供什么样的参考？儒家的“义”与“利”，对今天的经济学是否仍然具有启示？ 这些都是有待于深入探索的课题。

    原创是学术生产的灵魂，是推动学术发展的枢轴。能否提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原创性，是第三次学术大转型的关键。没有原创性，就只能跟在别人屁股后边亦步亦趋；没有原创性，就没有自己的主体性，也就无从谈起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只有紧紧扭住原创性这个牛鼻子，我们才能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提炼出具有标识性的新概念，提炼出中国学派的特色和优势，当然，只有依靠原创性，我们才能赢得世界学术界的尊重，参与国际学术话语权的竞争，才能在世界学术大格局中牢牢守住自己的阵地。

    说到本土化，或许会引起一部分人的担忧，以为本土化意味着对世界文化的隔绝，意味着学术上再一次闭关锁国。这种担忧可以理解，毕竟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全球化时代。毫无疑问，全球化也体现在学术文化上，而且这样一个势头不可阻挡。我们必须承认西方学术在许多方面是胜过我们的，在许多领域，他们是居于领先地位的。他们在学术创新上所表现出来的创造性更加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在承认学术发展受语境影响拥有个性的同时，也必须承认世界学术还有共性。最关键的是，文明互鉴的前提是相互了解。只有更充分的了解，我们才能创造出一种融合各国各族文明的当代世界文明。我们只有更深入地了解西方学术，才能够以此为对照来加深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因此，把中国“中国化”的过程绝不意味着把中国孤立化或者说把中国孤岛化，更不意味着与西方学术的简单对立。那种关上门来自言自语、自说自话，甚至幻想回到复古守旧、与西方学术老死不相往来的主张不是我们所说的本土化。需要再次强调，我们所说的本土化丝毫不排斥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而是更加重视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更加注重引进和消化西方先进学术理论。我们不能以牺牲学术自主性为前提全盘接受西方理论，同样，我们更不能以主体性为借口拒绝融入国际学术共同体。我们对本土化的追求是在全球化、国际视野下进行的。

    本土化主张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自晚清民初西方学术传入中国以来，如何建立起本土的话语体系，如何与西方学术比肩而立，一直是历代学人孜孜以求的目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者就举起了“社会学本土化”的大纛，三四十年代的“学术中国化”运动，再一次反映了中国学人对学术本土化的憧憬。张光直先生早就断言“中国提供了足够的资料从它本身来拟定新的社会科学法则”。黄宗智先生也倡导“建立中 国研究 自 身的理论主体性”。这些都在反映了华夏学人对于学术本土化的迫切愿望，也激励着我们开展本土化学术的实践。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曾经写道：中国“学术思想所磅礴郁积”绝非“彼崎岖山谷中之犷族，生息弹丸上之岛夷，所能梦见者”！ 无论是上古还是中古，“合世界史通观之”，皆“我中华第一也”。在任公看来，虽然近代以来中国学术令人汗颜地落后于世界，但中国学术定能“恢复乃祖乃宗所处最高尚最荣誉之位置，而更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者”！ 任公所言，反映了百多年来中国学人的共同愿望。这种“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者”只能是本土化的中国学术。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不负新时代党和人民的期许，更加自觉地走在时代前列，主动承担起学术本土化的重大历史使命，积极参与到第三次学术转型的大潮中来，创造出更多具有创新性、标识性的研究成果。我们相信，共和国学术的第三次大转型，必将以磅礴之势书写出中国学术新的篇章。

    （本文作者为《文史哲》杂志主编，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