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期待的“典范转移”

    王贺的《从文献学到“数字人文”——现代文学研究的典范转移》一书就要出版了。这是他在中国内地出版的第一本学术论著，理应为之高兴，为之庆贺。

    自从有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就有了对现代文学文献学的重视和提倡。从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到阮无名（阿英）的《中国新文坛秘录》和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再到赵家璧主持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莫不如此。共和国成立以后贯彻“以论代史”，但重视文献史料这一脉仍在顽强继续，并未绝迹，哪怕只是对左翼文学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也不是乏善可陈。196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的影印，乃至《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的编纂，以及“中国现代文艺研究资料丛刊”的不定期出版等等，都是明证。一篇鲁迅佚文的发现，《文学评论》都急于刊登，放到今日反而恐非易事。

    改革开放以后，对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以更大的规模展开。《新文学史料》的创刊，“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甲种、乙种和丙种的陆续编纂，鲁迅、郭沫若、茅盾全集的相继问世引领的作家全集编辑潮，还有唐弢先生的《晦庵书话》和姜德明先生的《书叶丛话》等著作的相继出版，都是引人注目的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大事。而朱金顺先生的《新文学资料引论》（增订本改题为《新文学史料学》）和樊骏先生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的出版和发表，则标志着从理论上进行梳理和总结，以使这方面研究更加全面、深入的学术观念开始形成。此后，刘增杰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徐鹏绪等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解志熙先生的《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金宏宇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批判的理论与方法》以及拙著《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等，也都试图将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研究，逐步建立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王贺在我的指导下，除了完成博士论文《穆时英文学新论》，因其研究兴趣一直在现代文学史研究、文献研究等方面，这些年在这些领域颇多思考，而《从文献学到“数字人文”——现代文学研究的典范转移》一书不仅收入了他的许多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也为此后迈向新境的现代文学研究、文献研究作出了必要的准备，提供了深入讨论的基础。

    在我看来，这本书的学术价值似可总结为下述几个方面。首先，其指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即与前此普遍重视理论、方法不同，学者们转而重视文献史料的发掘、整理与研究，且开始强调文献史料研究的独立和自觉。这一变革被其称之为“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学转向’”。此说提出后，不仅在现代文学界、文献学界被不断讨论，也在当代文学界逐渐引起关注。本书即涵括了其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对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历史、理论、方法的考察，及对前此少人关注、但相当重要的若干课题的专精研究。

    其次，随着新的学术视野、方法论——“数字人文”——在中国内地的勃兴，其研究兴趣也逐渐发生转移，转而进入这一新的领域。他开始思考“数字人文”与传统学术的关系、与现代文学研究如何深入结合等问题，并展开一系列个案研究，致力于将此一视野、方法引入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开拓“数字文献学”与“数字现代文学”的研究，因此，本书也集纳了其对这些学术前沿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其认为，从文献学到“数字人文”的变化，不仅反映了其个人研究旨趣、重心的变化，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被视作现代文学研究的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的过程，值得进一步展开和深入。

    再次，由此书看其对现代文学与文献的研究，不仅自成一说，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即在其研究现代文学与文献之时，并未停留在学科史、学术史内部，满足于就事论事，而是较注重与古典文献学、西方文献学等的比较，理论与实践的综合，文学研究与文献研究、历史研究的辨证，个案研究与宏观把握的平衡，乃至传统文献与数字文献的交互为用，从而既补足了既有研究的疏失、不足，也提升了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学术内涵，更使以文献学为方法的现代文学史研究不断成为可能，丰富和拓展了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路径，体现出年轻一代现代文学学者、文献学者训练有素、敏于思考、勇于创新的学术追求和实绩。

    但此书最大的特色、最为明显的旨趣，正如《从文献学到“数字人文”——现代文学研究的典范转移》这一书名所示，乃是认为“文献学转向”之后的现代文学研究，将渐趋于“数字人文”取向，或成为“数字人文”研究的一个部分。这可以说是相当大胆的观察和分析。因其所谓的“典范转移”，又称“范式转移”，最早出现于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 库恩的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意指一领域因有新的学术成果的出现，从而打破了原有的许多假设、定则，使我们对其基本理论、方法等做出根本性的改变，由此孕育出的新的典范，既可有效地解释此前存在的理论、实践难题，也可使现有的、关于此领域的认识，获得全新的进展。王汎森、罗志田等先生也用这一概念，来处理中国史尤其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转折与曲折展开的过程。但“数字人文”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其影响进入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多领域后，虽已有部分论著发表、出版，然而目前仍缺乏真正具有足够解释力、代表性的成果，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更是如此，因此，仍需要包括王贺在内的诸多研究者不断作出努力，以使这一“典范转移”逐渐成为事实。

    回想起来，王贺从硕士阶段与我相识，至今已有十余载。在此期间，其从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学子，逐步成长为独立、自觉、成熟的研究者。我们师生之间，无论是每次见面，还是电话、电邮、微信中，总围绕着学术研究的进展、资料及如何分析等问题，不断地进行讨论。但无论是日 常讨论，还是在对我和洪子诚先生等人的正式访谈中，我们的有些判断他也都有自己的思考，这些思考和他博士毕业之后对当代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工作一道，也促使其将思想触角、范围渐次扩展到当代领域。《从文献学到“数字人文”——现代文学研究的典范转移》也收入了其对当代文学文献研究的一些论述，及将现代、当代文学与文献合观的分析，对当代文学研究应亦有所助益。

    也正因此，我想，学界同仁未必全部同意此书的整体判断和所有具体的研究结论，但作为一种新的、带有总体性视野的尝试，一系列学术研究的新方向的开始，我们应十分乐于见到这些充满朝气、锐气的论述，从而使得我们对今后的现代、当代文学与文献研究，在一般性、常规性的研究路线和成果之外，更多了一分期待。

    （《从文献学到“数字人文”——现代文学研究的典范转移》，王贺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