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古人诗句说短长

    在常见的五言、七言诗外，我们的先祖曾对诗中句子进行过九言、十言、十一言及更多言的尝试。这探索一方面是测试汉语本身的应用连接弹性，另方面是探寻人对语言节奏和自我内在的呼应程度。钱锺书先生运用他的渊博学识，对此加以追溯，使我们也获得探索的兴味。

    一

    中国古代诗歌，从史的角度看去，四言、五言、七言为基本句式，其它虽还有三言、六言等出现，未成气候。再后来，五言、七言形成主流，其他，就日渐式微了。

    想来，五言、七言之外，古人定然作过摸索试探，可终于觉着这两种基本句式，与诗人内在气息颇为契合，十分适宜人的表达诵读，逐渐定型，当为大家共识。笔者在阅读古人诗作时，偶然也见到逾越范围的句子，九言甚或更多言者，可以窥见古人探寻步履。可古人探索到哪一步，因学养视野有限，不能深知。拜读《管锥编》，见到钱锺书先生对此亦有兴味，并有颇多例证，可使我们对古先贤的探索，有更多而具体的感知。

    我们今天考虑的问题，许多，古人也在关注着。晋时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就进行过诗句探寻：“古之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诗之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之属是也。不入歌谣之章，故世希为之。”七言之前种种，我们大都可知。此九言的例子，不过是《诗经》中的成句，由于连接一起，让人有“一体”之感，其实是上下两句。挚虞大致是说，九言超出限界。即使可以举出的例子，也不过是这样两句合成的凑数罢了。

    南朝颜延之同意这样说法：“挚虞《文论》足称优洽。《柏梁》以来，继作非一，所纂至七言而已。九言不见者，将由声度阐诞，不协金石。”（《清者人之正道》）他以为古诗一般到七言就好，九言少见，是由于其超出适合范围，与音律不协。古人常有创作，在实践中，对诗句长短的协调性更为敏感。清代文学家姚范在其《援鹑堂笔记》里，引述当朝学者何焯的说法：“遍检各本，皆云：‘《泂酌》三章，章五句’，则以为二句也。……仲治之言未可据也。”挚虞字仲治，这是说挚虞认为诗句达到九言“未可据”。

    钱锺书认为，姚范和何焯之前，唐代的经学家孔颖达在《毛诗正义》“关雎”篇末，已经驳斥了挚虞的九言之说。明代学者顾炎武的《日知录》中，引用的九言句例是“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见《尚书·五子之歌》）不举“泂酌”例子，正因为前人已经排斥过了。不过笔者揣摩挚虞行文的笔意，并非十分认同“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是九言，不过举出有这样一类说法罢了（“之属”）。他是有学问的人，不会不知这是两句集合。

    二

    《文章流别论》中，挚虞虽然提及八言诗句，可没有举例。钱锺书着急，自己开始动作：“明单本《蕉帕记》嘲文理不通，至托为胡连其人者，自白云：‘作文只是七股，吟诗偏爱八言’；孔《正义》则拈‘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为八言例。”《蕉帕记》是明代万历年间单本创作的一部爱情传奇，其中句子，说明应该有“八言”句并为人偏爱。“孔《正义》”即孔颖达的《毛诗正义》。由此看，对于四言、五言、七言之外的诗句形式，古人也很有关注的兴趣。后来有宋代、清代学人都以这两个八言诗句为例证，却没有注意唐代孔颖达早已拈出。

    随即，钱锺书进一步举例：“庾信《周五声调曲》中《商调曲》四章全为九言，《角调曲》二章全为八言，似无道者。”庾信生活在南北朝时期。在此调曲中，既有九言，又有八言创作，后来研究者不知为何没有人言及。按照钱先生的举例顺序，我们不妨引出一二，以窥斑见豹。《商调曲》之一：“百川俱会大海所以深，群材既聚故能成邓林；猛虎在山百兽莫敢侵，忠臣处国天下无异心。昔我文祖执心且危虑，驱翦豺狼经营此天步。今我受命又无敢逸豫，惟尔弼谐各可知兢惧。”《角调曲》之一：“止戈见于绝辔之野，称伐闻于丹水之征；信义俱存乃先忘食，五材并用谁能去兵。虽圣人之大宝曰位，实天地之大德曰生。泾渭同流清浊异能，琴瑟并御雅郑殊声。扰扰烝人声教不一，茫茫禹迹车轨未并。志在四海而尚恭俭，心包宇宙而无骄盈；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义而无立勤则无成；恻隐其心训以慈惠，流宥其过哀矜典刑。”

    他人的八言、九言，多只是诗中个别句子，庾信是整首多首创作，实在难能，可不知为何，却未能引起学人注意。《管锥编》中，对庾信的介绍不少，是否留意到他的创造性？因为熟悉，钱锺书点出庾信作品成绩，言人所未言，较他人更进一步。

    三

    挚虞等学者之后，陆续有更多大家跟进，对此问题有深入广泛研讨：“杨慎《升庵全集》卷六〇、赵翼《陔余丛考》卷二三、余樾《茶香室三钞》卷一五皆扒梳唐、宋、元人诗，补广挚虞之所未睹，增十言、十一言、十五言句诸例。”由此介绍可见，杨慎、赵翼、余樾等明清有名学者，从唐、宋、元的诗作中，超乎前人地寻找出十言、十一言、十五言的诗句。这不仅是学人发现，也反映了即使五、七言已成基本格调，可古代诗人依然在试图拓展表达空间。

    这方面内容较多，我们仅略引述一点前人研究成果，以窥研读深广情形。学人赵翼似乎有对此问题一扫而空的架势，所以从三言开始，一直介绍到九、十、十一言。我们见过较多的不去说，只看看他所说的九言及以上例句。九言，他举例：唐代李白《蜀道难》“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湍”；杜甫有“炯如一段清冰出万壑，置在迎风露寒之玉壶……”。他还不抹杀前人功劳，说明代学者杨慎又引杜甫“男儿生不成名死已老”一句，并认为是“九言之始”。

    赵翼也觉着这些例子不充分，因为它们都是诗中个别句子，所以他从元代天目山僧明本录出一首完整的九言《梅花诗》：“昨夜东风吹折中林梢，渡口小艇滚入沙滩坳。野树古梅独卧寒屋角，疏影横斜暗上书窗敲。半枯半活几个擫蓓蕾，欲开未开数点含香苞。纵使画工善画也缩手，我爱清香故把新诗嘲。”这一首可算是有内容也有诗境的创作。还有，杨慎也有一首九言《梅花诗》：“元冬小春十月微阳回，绿萼梅蕊早傍南枝开。折赠未寄陆凯陇头去，相思忽到卢仝窗下来。歌残水调沉珠明月浦，舞破山竿碎玉凌风台。错认高楼三弄叫云笛，无奈二十四番花信催。”不仅九言，还是律诗。赵翼称为：“此则又创为九言律矣。”即九言律的开创者。探讨到这一步，也很是不易。可从时间说，比钱锺书举出的庾信完整的九言诗，晚了不止一个朝代。

    十言诗，赵翼举一例：诗有十字者，太白诗“黄帝铸鼎于荆山炼丹砂，丹砂成骑龙飞上太清家”是也。十一言，举出两例：少陵诗“玉郎酒酣拔剑斫地歌莫哀，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东坡诗“山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是也……

    后出转精，钱锺书指出这些探讨成果，当然不能止步于此，更加扩展才是其本意：“余见清人诗集中长句，有溢出十五言而复非若杜光庭《纪道德》《怀古今》两篇之以‘之’‘乎’‘者’‘也’等虚字衬贴者。”前代学者指出的部分长句，一些中间虚字甚多，表达多是语气，实在含义少。钱锺书的举例，不仅句子长，内容也充分。譬如他引述蒋士铨《忠雅堂诗集》里《黄鹤溪舍人以〈相马图〉索题》一首中的句子：“世无孙阳《相马经》，不知图中主人所师是否西河子与东门京……都护青骢岂得见，邓公厩底不须定为房驷精。十二闲中雄姿令德漫题品，可怜涂泥驿传驰者负者焉足评。”这其中，最长有十七字，其它七、九、十一、十三字不等。在诗人，是超常创作，在研探者，是发现、指出古人努力之线索。

    明清之际的吕留良，由于弟子遭文字狱，连带师长的著述也被禁毁，残稿所存有限。在其《何求老人残稿·伥伥集》（吕留良号何求老人）的《看宋石门画〈辋川图〉依太冲韵》诗中有句：“今观尺山寸树尚画四五丈，其中庭榭、艇子、帷帐、几榻、炉碗、瓶罂、砚床、书册、茶灶、药硙、弦琴、酒榼、禅座、变相、宾客僮仆娱心乐志之具无不备。不知思明跋扈、回纥贪残、百里内何以无兵至，又况蓝田□渭间，用兵正复秦陇自。”“其中”一句，长达四十三字。钱锺书以为“诗集中绝无仅有”。可这一条，赵翼、余樾在其专述中，却没有引录。钱锺书认为他们“当不获见，即见或勿愿道。”因为吕留良文章大都被毁，所以他们一可能是未见到；再是见到，由于帝王制造的文字狱牵涉，忌惮，不愿或不敢提。钱锺书从人物时代出发，考虑颇周全。

    四

    这诗集中“绝无仅有”的长句之外，想要与其“配当”的，钱锺书认为：“须求诸禅偈及院本耳。”禅师的偈语常用诗歌形式，“院本”即古代戏曲本子，它们总体在句式上较为自在，所以一般诗歌集子之外，这里也许能有新的发现。求诸“禅偈”，钱锺书认为“盖此体昉于禅人机锋”。先引宋释晓莹《罗湖野录》一偈：“点铁成金易。忠孝两全难，仔细思量着，不如箇湖州长兴灵山孝感禅院老松树下无用老僧闲。”末句居然二十二言。《五灯会元》中，引玉泉浩和尚的偈子：“雪，雪，片片不别，下到腊月。再从来年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依前不歇，冻杀饿杀，免教胡说乱说。”此长句计二十八言。虽然其中有月份顺延排列，变化不多，但偈语精神在，故可列为一例。

    钱锺书读书多多，他再由《永乐大典》中，引《宗门统要》径山杲说黄梅意旨：“芭蕉芭蕉，有叶无丫，忽然一阵狂风起，恰似东京大相国寺里三十六院东廊下壁角头王和尚破袈裟。”末句二十五言。这样的句子，有了点戏文里“插科打诨”的意思，故钱锺书立即引述了一部戏《楚昭公》第三折的一节梢公歌来：“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也弗只是我俚梢公梢婆两个，倒有五男二女团圆。一个尿出子，六个勿得眠，七个一齐尿出子，艎板底下好撑船，一撑撑到姑苏城下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此节前后套用名作，可中间却自成故事，以七言、十二言、八言、五言、十一言交错杂陈，把个梢公梢婆两个载五男二女七人游船的混乱情状，活灵活现表现出来。看来，对这样有趣画面，钱锺书亦颇为关注。

    五

    再一出《倒鸳鸯》第二折一角色鲁首才吟诗：“亭上燕啾啾，伸出五个头，看来像什么？ 好像我们徽州府休宁县吴爱泉朝奉在上海二十五保开张南北杂货店新娶一位小孺人脚穿乌绫破鞋突出五支脚指头。”末句四十九言，一路叙述下来，读着顺畅，不觉着“凑”，真大不易。汉语在句长方面的探索，这该是一个较为成功的范例。

    钱锺书读的杂书多，他再录一节。在清人褚人获的《坚瓠五集》的《诗句短长》文章中，钱锺书寻出引述自《桐下闲谈》中，记有明代才子唐寅与祝允明之间的一段对话。唐寅对祝允明说，诗有二言至十一言，并各有例句。祝允明问：你说四十九言从何人开始？ 唐寅问，诗有四十九言么？ 祝允明答曰：“有！《新燕篇》末句云：‘好像苏州城隍庙东大关帝庙内西廊下立着个提八十三觔铁柄大关刀黑面孔阿胡子周将军铁草鞋里伸出五个脚迹头。’”这节诗句，与前面所引，内容似乎不同，可陈述方式却十分相似，彼此应该有关联才对。钱锺书以为：“殆是鲁首才所吟诗句之别本或原本欤。”看来，一个探索成功的句子，很快就有人关注并“袭”取的。

    我们今天见到的古代诗歌，五言、七言为基本体式。从它们的演进过程看，我们的先祖曾对诗中运用长短句子进行过许多尝试，所以留下三言、四言、八言、十一言及更多言的探索痕迹。这探索，一方面是测试汉语本身的应用连接弹性；另方面，是探寻人对语言节奏和自我内在的呼应程度。后面“多言”虽未能获得广泛认可，可这正是诸多探索的结果（不探索如何获知？）是我们可以注意并应该对先贤表示尊重的地方。钱锺书先生运用他的渊博学识，对此加以追溯，使我们也得到探索的兴味及获得知识的特别快意。我们也应该一并表示感谢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