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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讲中国故事，人们一直在尝试新的叙述方式。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陈晋的新作《问答中国》，算是一种努力。作者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全书跳出按时序叙述的传统，从人们最为关切或不太理解的“问题”切入展开叙述。既讲故事，更讲道理——只要路走对，谁怕行程远？
问：似乎有必要专门谈谈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基辛格讲的“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常常被中国人引用。这大概是中美两国面对百年变局的一个困扰。当前的中美关系，应该如何描述？
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中说过这样的话：“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和多元化的。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上，任何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没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那样至关重要。”
中美两国，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一个综合国力迅速上升，一个实力依旧超强但显露疲态；一个努力获取与自身发展相称的影响力，一个很不情愿与他国保持平等和尊严的关系；一个拥有东方式的古老政治文化传统，一个饱受西方文明和基督教滋养；一个说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说要让美国“再次伟大”。
两国之间出现各种各样分歧、摩擦，乃至一定程度的冲突，并不意外。
我比较赞成中国学者张宇燕的观点。他说：100年后的历史学家，在回顾人类目前正在经历的这段历史变迁时，可能性比较大的是把百年变局概括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的复兴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对东方复兴的回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冷战格局下的“战略冲突”，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结束。第二阶段是冷战格局逐步走向消解过程中的“战略靠近”，到1989年至1991年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结束。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战略接触”。现在，美国已经正式放弃“战略接触”政策，转而采取一种尚未定义清楚的“战略竞争”或“战略博弈”，使中美关系进入第四阶段。
进入第四阶段的标志，是2018年美国政府相继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等政策文件。这些文件明确把中国视为主要对手、竞争者、修正主义国家，把中国和俄罗斯作为长期对手。美国对华政策的质变已经出现，中美关系进入不确定地带。这大概就是基辛格说的“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的意思。
美国追求的是遏制为主、合作为次，或者叫作全面遏制、有条件合作。中国希望双方能够建立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或者是有准备的平等竞争、有边界的平等合作。双方的选择，现在还没有形成定局，正在经历“阵痛期”。
问：一般认为，美国出现战略转变，是因为它觉得此前的“战略接触”失败了，不仅没有按预期的方向改变中国，反而让它崛起了。
答：战略接触没有改变中国是一 个原因，但不 是根本原因。1972年，尼克松和基辛格实现对华关系的突破，其初衷并不是今天人们说的那种天真期待，即通过接触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美国的目的很现实，也很明确，就是在美苏冷战对峙中，通过和中国的接触，对苏联形成某种牵制，以加强自身的地位。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以后，美国才转而期望中国的发展方向发生改变。但无论中国是不是按美国的意愿塑造自己，只要中国仍在崛起，只要中国的发展让美国觉得对自己不利，它就不会坦然面对。
这不是孤立的推论。看看苏联解体后，美国如何对付俄罗斯就明白了。中国和俄罗斯是很不一样的国家，两个国家为数不多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大国，都不想成为美国势力的范围，政治制度也与美国不同。任何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国家，都会被美国视为竞争对手，实行战略遏制和政治打压。
如果一个国家仅仅是政治制度与美国不同，但服从美国的安排，它是可以容忍的；如果一个国家“块头小”，政治上的分歧对立也是可以容忍的；如果像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不跟着美国跑，还和美国存在制度上的差异，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便足以让美国有兴趣来遏制你，打压你。
问：和中国搞“战略竞争”，美国应该具有其内在的依据和动力。
答：一名叫李普塞特的美国政治学家，曾经写过一本叫《美国例外论》的书。我觉得，传统的“例外论”思维，是美国对外冲动的重要驱动力。
什么是“美国例外论”？“自由帝国”“山巅之城”“地球最后和最好的希望”“自由世界的领导者”“不可或缺的国家”，等等，这些，是历届美国总统和政要不断总结与灌输给民众的“关键词”。
这些关键词彰显了美国应有的自信，同时也塑造了美国看待外部世界的一个基本假设：美国在各方面是世界楷模，因而承担着特殊使命，注定且有资格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独特的领导作用。我是“白”的，和我不一样的东西就可能是“黑”的，黑白之间不能相融。
人们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美国在国内声称讲民主，推行多样性，崇尚法制，看起来好像“讲道理”。
拜登2021年1月在总统就职演说中呼吁：
我们可以把彼此视为邻居，而不是对手。我们可以有尊严地互相尊重。我们可以联合起来，停止喊叫，减少愤怒。因为没有团结就没有和平，只有痛苦和愤怒。……让我们重新开始倾听彼此，看见彼此，尊重彼此。我们必须拒绝这种事实本身被操纵甚至被捏造的文化。
说得多好呵！ 可惜，这只是说给美国人听的。在处理国际关系的时候，还是习惯采用非常“不美国”的方式，忘却了对自身的期许和愿望，看不到“彼此”，也不再“倾听”，更难“有尊严地互相尊重”。谁不听话，就要“教训”谁，而且凭“拳头”说话，总是绕开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决议，对其他国家实施“长臂管辖”。
这样的“世界胸怀”，对任何新发展起来具备某种能力的国家，它拒绝、防止和遏制，也就在所难免。如果你说自己没有任何意愿和美国发生冲突，它是不会相信的，因为你具备某种能力，那就是你的意愿。在美国自身的经验中，“逢强必霸”是很自然的，于是，“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在美国开始流行。
问：你怎么看美国学者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说法？
答：这是一个讨论大国关系的话题。修昔底德是古希腊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学家，他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述了公元前5世纪发生的，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战争。经过长达27年的惨烈较量，雅典失败了，但胜利者斯巴达也未享受到胜利的果实，“希腊世界”从此由盛转衰。
修昔底德认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把这句关键的话理解为：一个崛起中的新兴强国，必然对古老的霸主发起挑战，从而触发世界范围的冲突，冲突的结果会是灾难性的。
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说法的来由。我疑心，有人利用学者的历史研究成果，当作阻击中国的借口。这个说法在相当程度上激活了冷战遗留下来的“零和思维”，实际上成为“中国威胁论”的另一种表达。
问：我感觉，美国对中国的抵触和不放心，已经不是个别人的选择。美国的政治精英，还有许多老百姓，似乎出现一种“不喜欢中国”的心理氛围。
答：美国老一代“知华派”，像费正清、傅高义这些学者研究中国，是从“有些好感”至少是“好奇心”开始的，继而研究中国的历史变迁和社会变化，从真相开始来评判。今天不少“少壮派”中国事务学者，好像不是这种套路了，他们研究中国，大多从媒体上扑面而来的“黑”中国的信息收集开始，而且急于把自己的想法和情绪传导给更多的美国民众。
美国现在处于战略焦虑期，不像以前那样自信了。一些不大理性的情绪、观念和声音通过政治体系的转化和输出，支配着美国的对华战略。
问：现在都在议论中美是否可能“脱钩”的问题，你怎么看？
答：中国是不主张中美“脱钩”的。在美国，“脱钩”的议论虽不缺国内政治上的支持，但总体上很难按美国的意愿做到，起码在工业制造、经济贸易上做不到。高科技领域的脱钩，危险是存在的，合作空间会越来越小。如果危险降临，也只能坦然面对。
为什么说坦然面对？ 这是中国从历史中得来的心理准备和自信底气。
马克·吐温说过一句名言：“历史不会重复，但总在押韵。”200年前，拿破仑领导的法国，是世界上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他打遍欧洲，几无对手。于是，下决心和英吉利海峡对面的英国“脱钩”。拿破仑的做法是，任何一艘来自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船都不允许进入欧洲大陆的一切港口。结果呢？ 英国反而更加强大起来。
不怕“脱钩”的底气，还来自中国自身的经验。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有一种“以市场换技术”的愿望，但市场开放出去了，真正的核心技术并没有换回来。于是，中国非常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在引进高新技术上不能抱任何幻想”，“人家把核心技术当‘定海神针’‘不二法器’，怎么可能提供给你呢？ 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
西方在高科技领域“卡”中国“脖子”的事情，并不少见。结果是越被“卡脖子”，越是激发出创新能力。中国太空空间站、超级计算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探月工程这些领域的进步，都是被卡脖子“卡”出来的。
中国曾经参与欧洲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建设，出了不少钱，但却不让参与核心技术，有的国家出钱少，权利却比中国多。没有办法，中国只好在1994年开始建设自己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2020年6月，随着最后一颗北斗三号卫星发射成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顺利实现全球组网，成为和美国的GPS一样先进的导航系统。
问：不少人对中美关系的变局生出悲观的感觉，你觉得中美关系未来演变的趋势如何？
答：亨廷顿说：“未来的世界和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协调两国各自利益的能力，以及避免紧张状态和对抗升级为更加激烈的冲突甚至暴力冲突的能力，而这些紧张状态和对抗将不可避免地存在。”
我们的看法是：竞争与合作并存，将是中美关系的“新常态”。
处于战略焦虑期的美国，看来是作出了比较躁动的选择。中美之间，“紧张状态和对抗将不可避免地存在”。中国的发展遇到的阻力和危机强度，将远超此前，只能主动识变，努力争取一个好的外部环境，态度是“不惹事，不怕事”。
竞争虽然在所难免，但合作才是“正道”和“大道”。美国的国家利益向世界延伸最远、辐射最广，一个更有秩序、相互合作的世界，肯定比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更符合美国的利益。
尽管美国攻势凌厉，但中美双方都愿意而且能够管控危机。就像有些西方舆论说的那样，但愿美国最终意识到“中国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双方关系虽然回不到过去，但挣脱当前的困扰，也不是没有办法。事实上就是两句话：要“公道”不要“霸道”；大国应该有大国的样子。中国和美国，毕竟都是成熟而伟大的国家。
（本文摘自《问答中国》，陈晋著，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新星出版社2021年5月第一版，定价：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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