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治纲：文学创作中没有大事情，只有大手笔

    很多优秀的作家其实都是通过琐屑的日常生活书写，创作了诸多具有经典意味的作品，像汪曾祺、爱丽丝·门罗、雷蒙德·卡佛的一些短篇小说，张爱玲和川端康成的中篇小说，徐志摩的诗歌，林语堂的散文等等。在文学创作中，没有大事情，只有大手笔。

    从事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已有30多年了，一路走来，洪治纲始终在不断发现问题、追踪问题和探究问题，这是一个充满了各种挑战和艺术乐趣的过程。因为评论研究是一个动态的、充满了不确定性的领域，也是一个具有无限活力和魅力的领域。只有凭借自己的学识、艺术感知力和审美经验，与不同的作家主体达成精神上的对话关系，才能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发展态势进行判断。

    “只要你对一个问题深入进去，进行了一番系统性研究之后，你就会立即发现，更有意思的、新的问题已开始浮出水面。”洪治纲说。从读硕士开始，洪治纲就一直在跟踪余华的创作研究。通过余华的个案研究，他扩展到当时整个先锋文学的作家主体精神研究，大约持续了十年左右，洪治纲完成了《审美的哗变》《守望先锋》《余华评传》等专著。从新时期作家代际差别研究中，洪治纲发现，越是年轻的作家，越是迷恋于个人化、微观化、琐碎化的日常生活书写，于是便倾心于日常生活诗学的研究，完成了《中国新世纪文学的日常生活诗学》一书。该书虽然是立足于创作实践的共性研究，但背后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依然是作家主体精神研究。

    中华读书报：“日常生活诗学”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命题，似乎很少有作品不涉及日常。

    洪治纲：日常生活看似千篇一律、平庸琐屑，我们对之要么熟视无睹，要么漫不经心。然而，当我们以理性的态度来认真审视这种漫无头绪的日常生活时，却又发现它是云遮雾障，迷离不清。没有人能够说清楚日常生活的本质是什么，也没有人能够明确地厘清日常生活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关系。所以，从上个世纪开始，众多学者开始从不同角度关注日常生活，并对之进行系统性的探讨。从费瑟斯通、本·海默尔，到戴维·英格利斯、列斐伏尔，一些域外著名的学者，都试图揭示日常生活内部所蕴藏的极为复杂的文化内涵。但是，就像列斐伏尔所说的那样，我们的文学、历史和哲学，常常被不平凡的生活所左右，以至于我们总是自觉规避日常生活，甚至对世俗性的日常生活不屑一顾。实际上，正是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及其承载的世俗文化，书写着我们的历史，改变着人类社会的未来。我们把纯粹的思想和日常生活的感性世界刻意分开，这本身就是一种日常生活的异化现象，也是我们必须质询和批判的目标。

    与此同时，我还始终认为，在文学创作中，没有大事情，只有大手笔。很多优秀的作家其实都是通过琐屑的日常生活书写，创作了诸多具有经典意味的作品，像汪曾祺、爱丽丝·门罗、雷蒙德·卡佛的一些短篇小说，张爱玲和川端康成的中篇小说，徐志摩的诗歌，林语堂的散文等等。书写宏阔的历史或现实画卷，未必能成为史诗性的作品，同样展示微观的日常生活，也未必就是平庸之作。就文学艺术而言，“怎么写”和“写什么”其实同样重要，关键在于作家是否拥有一双慧眼，是否拥有深邃的思考能力。正是基于以上两方面的认知，并在阅读新世纪以来大量文学作品的基础上，我才慎重地提出了有关日常生活诗学的研究命题。

    中华读书报：从《中国新时期作家代际差别研究》到《中国新世纪文学的日常生活诗学》，你的批评和研究有何关联和延续性？

    洪治纲：事实上，《中国新世纪文学的日常生活诗学》是我在从事《中国新时期作家代际差别研究》过程中逐渐发现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研究新时期以来作家主体的代沟问题时，有一个现象非常突出：愈是年轻的作家，愈倾心于微观的、琐屑的、个人化的日常生活书写；即使是面对一些重大的社会或历史问题，他们也会将之背景化，极少正面直接书写。特别是“70后”“80后”作家，绝大多数都是醉心于个体的微观化日常生活体验，有不少年轻作家甚至对个体生存中应有的社会面都进行了刻意的删削。

    这种情形，到了新世纪之后，更为突出。特别是随着“70后”“80后”作家逐渐成为文坛的主力军之后，这种微观化、感性化的日常生活书写，几乎成了文坛最主要的特征。为此，我认真梳理了一下我们的文学传统，从《诗经》的“风”开始，一路看下来，有关日常生活的书写，虽非中国传统文学发展的重要脉络，但也不曾长时间的中断。在深入分析新世纪以来的一些文学创作之后，我觉得，一种日常生活诗学的审美理念已开始形成。它试图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上，唤起人们对于心与身、人与物的统一。于是，我着手进行一些必要的前期研究，并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系统性的研究。

    中华读书报：能否概括一下通过梳理日常生活诗学概念的主要内涵及传统流变、分析新世纪文学在日常生活诗学追求上的表达策略和文本形态，你的发现和结论？比如是否发现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某种趋势？

    洪治纲：从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实践来看，中国作家在日常生活诗学追求上的表达策略和文本形态，非常鲜明的体现在：一是追求轻逸化的审美趣味，最大程度上契合日常生活之“轻”，将生存之重隐藏在文本的背后；二是强调反自律的书写策略，不断突破各种体裁所限定的自律性规范，使表达形式呈现出开放性特点；三是彰显生活内在的意味，适当控制文本中的“意义”，突出日常生活中诸多微观事件的“意味”，增强作品在审美层面上的韵致；四是突出多元混杂的文本形态，杂糅不同的文本，使作品与日常生活的琐屑、芜杂构成一种互喻；五是碎片化的隐喻性结构和感性丰盈的话语表达，突出日常生活的现场感和鲜活性。这些表达策略及其文本形态，从本质上说，都是受控于日常生活书写的审美诉求，也体现了作家对于这一诗学的理性思考。

    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趋势来看，日常生活诗学之所以会成为未来文学发展的重要特征，主要是基于新世纪以来的日常生活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从信息技术的变革到消费文化的盛行，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到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我们会看到，几乎每一种变化都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并改变了我们的日常消费方式、日常交往方式和日常观念活动。这种变化还带来了一种显著的趋势，就是日常生活正在以加速度的方式不断扩容，并使一切固有的传统日常生活内涵充满了各种异质性。日常交往活动、日常观念活动，同样存在着飞速扩容的巨大空间。面对这种无边无际的扩容态势，任何人都无法穷尽日常生活的内容，也难以把握它的整体内涵。这种急速扩容的日常生活，无疑为作家建构日常生活诗学提供了巨大的精神空间和艺术空间。

    中华读书报：在多元繁复的日常生活境域中，中国当代作家如何书写中国故事，你有怎样的建议？

    洪治纲：日常生活不仅聚合了不同个体独特而丰富的内在生活，还承载了人类社会演进和历史变迁的丰富信息。任何一种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变迁，包括历史的巨变，都是从日常生活内部开始积蓄而成，只不过这种积蓄过程可能细微而漫长，让人不易觉察罢了。此所谓聚沙成塔、滴水穿石。因此，我们在理解日常生活时，要充分认识到它对社会和历史的变迁所形成的“蓄势”能力。这一点，在西方的微观史学研究中，就获得了细致而丰富的呈现。即使是黄仁宇这样一贯秉持“大历史观”的学者，在《万历十五年》中，也是立足于一些微观历史事件，从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人的命运上，推衍出大明王朝由兴盛走向衰败的转折时期。因此可以说，日常生活以包容性的姿态，汇聚了人类不同文化的融合与变革。作为人类文化的聚合体，我们的日常消费、生产与交往，无一不体现了某种特定的文化积淀，并在整体上体现了中国本土的文化特质、经验承传以及精神取向，也体现了中国人对于“完整生活”的独特理解，是“中国故事”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审美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