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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人社会的“关帝情结”，在清代的戏曲、评书、小说等作品中多有反映，后来演化为旗籍作家武侠小说创作中的一些重要生活场景。
对于关羽，中国古代社会有一个从英雄人物而神而王而帝而圣的逐步深入的崇拜过程。陈寿的《三国志》中出现的关羽还不过是一个英雄人物，其忠勇与刚愎自用都摄入史家的笔端，但是越到后来其越变得完美并神格化。宋、元、明时期的帝王都曾对其加封，特别是在国内的政局出现动荡时更是如此，使其成为在汉地具有广泛影响的人物和人格神。深受宋明理学影响的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通过宏阔的历史场景与扣人心弦的人物情节，将关羽塑造成一个符合理学纲常伦理人格型范的人物形象，关羽成了一个集忠、义、仁、勇于一身的完人、圣人。伴随着《三国演义》的传播，这一形象几乎家喻户晓，对于神化关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到了清代，社会上的关羽崇拜从上到下更是发展到极盛，而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清代帝王从肇基之始即开始的对于关羽的重视以及后来不遗余力地大力弘扬关帝崇拜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使得关帝崇拜不仅有力地参与了满洲王朝对于其统治地位合法性的建构，更使得关帝信仰在旗人社会中深深地扎下根来，形成了旗人社会特出的“关帝情结”。这一“情结”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关羽被封为“武圣”，后其封号竟达26字之多
忠诚意识。关羽是忠义的化身，崇奉关羽，在满洲兴起之初有利于强化八旗制度下的在旗人众对于主上的服从，从而使得旗人社会表现出对于满洲君王的高度认可。这就形成了旗人社会在帝王极力倡导、推动下对于君主、对于国家的忠诚意识。
毋庸讳言，相较于汉族，入关之前，满洲族还是个文明晚进的民族，其崛起之初吸收了汉文化的很多营养。努尔哈赤自幼喜欢读《三国演义》，在其取得领导地位后即倡导对关羽的崇拜，曾在赫图阿拉修建关庙，奉祀关羽。皇太极对《三国演义》也是喜爱有加，“曾命儒臣翻译《三国志》及辽、金、元史，性理诸书，以教国人”。目的在于“使满族子弟，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而这里的《三国志》实际上就是《三国演义》。此后，皇太极在建都城盛京时，在地载门外也建了关帝庙，还钦赐“义高千古”的匾额。
清军入关，清王朝定鼎中原后，为了稳固满洲族在汉地的统治，强调满汉共治，一方面大力倡导以宋明理学治国，尊崇孔子和朱子，以获得汉族士大夫阶层的服膺；另一方面就是进一步弘扬对关羽的崇拜，努力使这一与理学有着密切渊源的人物形象更具有普泛化的号召力，在民间层面强化臣民对于国家的忠诚意识，从而将以忠义神勇著称，并在汉族中拥有大批崇拜者的关羽推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
典礼仪式和建筑物的兴建有助于实现对于民众新的政治记忆的刻写，表达维护统治的意识形态诉求，清代帝王是深谙这一点的，因此通过对关羽不断加封、祭拜以及在京城和全国各地大量兴建关帝庙来强化关帝崇拜。清朝先后有清世祖、世宗、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德宗8个皇帝为关公加封，先后13次封祀关公。清康熙四年尊关羽为夫子，与孔子并称。雍正八年，追封关羽为“武圣”，与孔子并称为“文武两圣人”。并且封号的溢美文辞越来越多，最后到了清德宗光绪，其封号竟达到了26字之多，累封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诩赞宣德关圣大帝”。而清代关帝庙的兴建也是一大盛事。不仅在始建于明代的历代帝王庙里增建了一座庙中庙的关帝庙，而且在全国各地大力兴建关帝庙，关帝庙的兴建达到了这一建筑物修建史的顶峰。以北京为例，据《京师乾隆地图》所载，当时北京城内专祀关帝和以泛祀关帝为中心的庙宇达116座，如果再加上京郊的关帝庙，共有关帝庙200余座，占庙宇总数的十分之一，位居第一。甚至在“万园之园”的圆明园中，也要建造几座关帝庙，可见重视的程度。
旗营中倘有八个旗就会有八个关帝庙，视若神灵
保护神意识。清代满洲统治者对于这位汉地人物，不仅推动臣民信奉，自身也是充满将之神格化后的敬仰，并作为保护神来加以崇拜，甚至渗入到满族的萨满祭祀和宫廷祭祀典仪之中。在姚元之《竹叶亭杂记》中有这样的记载：“相传太祖在关外时，请神像于明，……又与观音、伏魔画像，伏魔呵护我朝，灵异极多，国初称为关玛法。玛法者，国语谓祖之称也。”这里的“伏魔”指的就是关羽，而“国语”指的是满语。《满洲源流考》也有这样的记载：“我朝自发祥肇始，即恭设堂子，立杆以祀天，又于寝宫正殿，设位以祀。”其中祭祀的朝祭神有三位，即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
清军入关后，仿照沈阳故宫清宁宫的格局，于顺治十二年（1655）重建坤宁宫，将其中部、西部改为祭神的场所，名列朝祭神的关帝每日都在承受清代皇帝的供奉、祭祀。“在祭祀标准的规定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清代被封为‘帝’的关羽，享受到了帝王级的待遇，他已成为一个地位特殊的神”。而在清代，关羽显灵救助清朝统治者之事，比明代更多。以清朝从事的军事行动而论，从入关追剿农民军，平定三藩，镇压山东王伦起义、甘肃苏四十三起义、湘西苗民起义、川陕楚白莲教起义、京师河南天理教起义，以及后来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等等，都出现关羽显灵阵前佑助清军之事。因此，关羽也被看成是兵营或营房的保护神，而无论是在北京的旗营还是在驻防地区的旗营，倘有旗营就会有关帝庙，而旗营中倘有八个旗就会有八个关帝庙，不厌其多。直至今天，还有不少关于关羽作为旗营的保护神的传说流传下来。而且，很多旗人家庭也将关羽作为神灵与其他神灵一起加以供奉，称其为“护国明王佛”。
对以弓马得天下的八旗兵丁而言，关羽魅力无穷
尚武意识。在《三国演义》中关羽不仅是忠义的化身，还十分神勇，过五关斩六将，骁勇无比，而这样一个人物对于以弓马得天下的清代帝王和八旗兵丁来说，尤其富于形象魅力。在汉地，关帝也是佛、道二家共同推崇的神祇，“明代，关帝渐为蒙古、女真诸部共同尊崇。这位英勇善战、忠君信友的三国时代蜀国大将演变来的人格神，对于崇尚武功的草原行国，或者‘水滨’狩猎的女真部落，确乎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吸引力。尤其当满族奋发崛起于辽东大地的年代，精神上正亟需这样一位实实在在的人格神，以取代往昔那些脱胎于虎、豹一类动物崇拜的原始战神”。因此关羽得到崇信，也是与其“武勇”分不开的。
实际上《三国演义》这本小说在辽东时期被满洲的文人学士翻译成满语后，不仅作为娱乐文学的一部分，还成为八旗将士领兵作战的军事教科书。清人有言：“本朝未入关之先，以翻译《三国演义》为兵略，故其崇拜关羽。其后有托为关神显灵卫驾之说，屡加封号，庙祀遂遍天下。”除了关帝祭典之外，还有取材于《三国演义》用满文编写的歌，其中有满文的《关老爷过五关歌》《单刀赴会歌》及一些歌颂关公老爷的短歌。这些歌在东北西部以及在新疆伊犁地区居住的锡伯族那里也有流行。关羽被清朝皇帝封为“武圣”，关庙被称为“武庙”，同时也正是这种意识的反映。
到清代中叶，关公庙数竟是孔子庙数的一百倍
兄弟友爱意识。在辽东时期，关羽得到崇奉，从上层而言，八旗军队各由旗主统领，需要加强团结，而《三国演义》中刘关张三兄弟桃园结义，兄弟同心，共扶汉室，无疑也表达着最高统治者对于八旗旗主不生异心、团结协作政治意愿的诉求。对于强调整体作战、纪律严酷的八旗军人来说，关羽的忠义无疑更能为他们提供精神动力。而这种忠义，不仅表现为对于主上之忠诚，对于八旗征战将士而言，也表现为对于彼此兄弟情义的忠诚，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战阵厮杀的勇猛无畏和同仇敌忾。因此，在清代多次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战争中，关帝也往往作为一个人格神而得到崇拜。八旗军队打到哪里，关帝庙就修到哪里，尤其是在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聚集地区，都修建有关帝庙。在这些地区，关帝的形象甚至比孔子还具有魅力，成为兄弟民族之间团结互助，共同维护祖国统一和国家安全的象征。据记载，到清代中叶，“全国的孔庙也不过三千余座，而每村建一座武庙，那么清代全国的关公庙宇竟达三十余万座——关公庙数竟是孔子庙数的一百倍”。有些庙除供奉关羽外，还有刘备和张飞的像，俗称“三义庙”，这也在说明这种兄弟友爱意识在庙祀中得到的重视。而在和平时期，由于旗人属于国家的特殊权利阶层，这种族群意识和兄弟意识也是彼此强化的。
旗籍作家创作的武侠小说中，与关帝有关的意象
旗人社会的这种“关帝情结”，在清代以旗人社会为主要消费对象或目标读者的戏曲、评书、小说等作品中多有反映，并且也演化为旗籍作家武侠小说创作中的一些重要生活场景。
旗人视关羽为护国神，绝不对他指名道姓，只能称“关帝”，俗称“关玛法”，“玛法”在满语中有“老爷”“老翁”的意思，所以也称“关老爷”。赵焕亭的《奇侠精忠传》中，除了于益和逢春在四川一处关帝庙假借周仓的大刀杀死马铁腿外，还有一处，即义仆梁国安为了给陈敬报仇，欲杀死与田红英淫乱的冷田禄，结果被红英施邪法陷害下狱。作者写了一个狱卒，也与关帝有关。其为监狱壮班上的，外号叫刘姥姥，是个谐谑鬼。“他且是脸皮厚，每逢在关帝庙前遇着人，必要谦逊道：‘家里待茶呀。’因俗呼关帝为老爷之故。人家方笑道：‘你这张嘴脸，只好给黑将军（周仓）作老婆，如何唐突关帝呢？’哪里晓得他暗含着长上两辈去，将人骂透咧。”这也在说明关帝庙的无所不在和人们对关帝的态度，那是深深植根到日常生活之中的。
在王度庐的《宝剑金钗》中，俞老镖头殁后，李慕白帮助俞秀莲先把其厝置在附近的一处关帝庙里。《铁骑银瓶》中，玉娇龙的大哥宝恩作为钦差大臣从新疆回京的途中，就是宿在玉门关附近的关帝庙。《卧虎藏龙》中鲁翰林之家是一个旗人家庭，作者特意说明，其为迎娶玉娇龙而准备的洞房外边的堂屋，“摆着神龛，供着‘伏魔大帝’‘观音老母’”。鲁翰林的母亲鲁太太，作者说到她颇为能干，作为一个女性而喜读《三国演义》。而且“平日智谋多端，刚愎自用，什么飞贼大盗，她都没放在眼里”。所有这些都可见关帝和“三国”故事在社会上尤其是旗人社会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对于旗籍作家的武侠小说创作来说，实在还具有非凡的意义。
旗人社会特出的“关帝情结”所具有的保护神识、忠诚意识、尚武意识、兄弟友爱意识对于旗籍作家的武侠小说创作来说，具有重要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不仅在清代作家的武侠小说创作中打下深深的烙印，即使是在民国时期的旗籍作家身上，仍然潜在地发挥着作用。这使得旗籍作家的武侠小说创作总是非常注重兄弟情义的表现，小说中侠客之间兄弟情义的呈示一方面使得小说非常富于人间情味，也富于趣味性，甚至写出了人情、人性的美感深度，从而具有了某种超越性品格；另一方面，被“关帝情结”牢笼下的兄弟情义在对侠客情义进行规范的同时，也使得旗籍作家的武侠小说创作总体精神上缺少自由舒放、飞扬灵动的色彩，带来了对于侠客们的侠义人生的压抑，缺少对于政治历史情境复杂性的认知，因而也就缺少了对于社会和历史较为深刻的反思性和批判性的价值向度。
（本文摘自《别样英风：旗籍作家武侠小说创作中的侠义精神》，张书杰著，北京出版社2021年9月第一版，定价：9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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