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与文学大众化

    从小说《觉醒年代》可以看到优质电视剧回馈文学的突出案例，这无疑是一件值得重视和探讨的事。

    长篇历史小说《觉醒年代》在同名电视剧播映后不到一年，就由编剧本人改写出版了。人们此前总说成功的影视作品背后往往有成功的文学原作在支撑，但现在，从小说《觉醒年代》则已经看到了优质电视剧回馈文学的突出案例。这无疑是一件值得重视和探讨的事。如果可以把《觉醒年代》电视剧称为原作，而把其同名小说称为新作的话，那么，这部新作可以带来几点新鲜感。

    首先，新作主要运用简练和富于镜头感的语言，而不必再有通常小说原作所有的那些大段而冗长的环境、背景或心理描写。与一般小说原作可以频繁和交叉地运用各种表现手段，例如顺叙、倒叙、逆叙、插叙、补叙，以及环境描写、场景描写、细节描写、心理描写、意识流描写等多种手法去叙述、甚至造成令人眼花缭乱的零散式阅读效果不同，这部新作忠实地依托电视剧原作，作了简化的处理。第31章“问题与主义”分别叙述三组故事：一是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如何应对释放陈独秀的民间舆情，二是李大钊和学生邓中夏、赵世炎、陈延年等在河北昌黎五峰山韩文公祠偏房讨论回应胡适挑起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三是胡适和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在北大《新潮》编辑部宣讲其《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这里没有任何关于这些人物的心理描写，而是呈现出他们间交往和对话等活动，让观众直观地“看到”其心理活动的外部表现而不是通过阅读文字而“想”出来。新作在写作时，拟想的读者想必是电视剧观众中有着文学修养的那部分，他们出于对电视剧的喜爱而希望进一步阅读小说，以便获得品评的机会。也可能还有没来得及观看电视剧，但愿意通过小说去替代地接受的部分观众，他们或许愿意通过阅读小说故事去弥补未能亲睹电视剧的遗憾。总之，小说新作可以比一般小说原作更加快捷地引领读者直接“目睹”具体场景、人物及其故事，而不必仰仗其想象力的转化。

    再有，小说新作不像有的小说原作那样偏爱文人化的代言叙事，而是像电视剧原作那样沿用带有大众化或通俗化特点的叙述语言，从而更加贴近各类读者。这就使得叙述人将人物和情节一律以绝大多数观众都能理解的大众化语言样式去呈现，这种主动弱化作家代言者地位而趋向于大众化的叙事，可见出作为大众艺术门类之一的电视剧，对文学的一种指正或回馈。

    这部小说新作基本上是忠实于电视剧原作的改写：将原作中场景、人物、对话等如实地转化为文字描写。只不过，原作用了影像手段或荧屏符号形式，新作用的是文字式符号形式。这样做有其有利的方面，与原作场景、人物和对话在电视机荧屏展示中总会一闪而过、难以重复不同，新作的语言文字允许读者反复阅读和回头翻阅。特别是对自己曾经感兴趣的电视剧场景或段落，新作读者可以长久地停留于文字描写中并透过文字去作二度品评。

    这种透过优质电视剧原作而进行的文学改编，或许正是文学的大众化写作的一条通途，因为它确实可以借助于优质电视剧的“破圈”效应而进一步在读者中赢得延期的共情体验，帮助他们深入体味该剧剧本的审美价值。但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文学在各个艺术门类中的独家特长其实不在于这种出自影视原作改编的二度创作，而在于紧紧倚靠自身独特的语言手段和语言形象而创生出自主想象空间。因为，正如汪曾祺的“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言是小说的本体”等主张所揭示的那样，自主而灵动的语言形式和语言形象才是文学门类的坚实基础，而所有的情感、思想等题旨都只能从这片语言沃土中生长起来。尽管有这样的艺术门类差异，这部长篇历史小说依托电视剧原作而开拓出的文学创作的大众化路径，对于文学在各个艺术门类中地位和作用的巩固和拓展，无疑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