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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存在一又四分之一世纪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的一座巍峨文化大厦，做出了许多卓越的成绩，嘉惠数代学人。我是无数个受惠者之一，爰赘数语，以表示感念之情。
上世纪50年代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我奉命留校讲授世界中古史，研习的一些参考书就和商务出版的书多有关联。不过那时教师生活待遇低，一般买不起书，只能向图书馆借来阅读。记得50年代就买了翻译过来的苏联科斯敏斯基主编的《中世纪史》，后来还买了俄文版的苏联科学院主编的十卷本《世界通史》的前几卷。但是很快，我便发现了苏版书籍中的大国沙文主义，让人不舒服。比如，一般都说提出日心说的哥白尼是波兰人，大概因为哥白尼的故乡一度曾经在苏联境内，所以苏版书说哥白尼是苏联人。为此我也就找一些商务出版的英美书籍参考，记得有威尔斯的《世界史纲》等。当时的口号是“学习苏联，参考英美”，所以学习一点英美还是可以的。
改革开放以后，迎来了思想解放的科学的春天，商务组织翻译出版的许多名著成为我的案头必备之书，古典的、中世纪的、近代的许多巨著，我差不多都买了，受益良多。我得到的第一本书是戚国淦先生翻译的《查理大帝传》，1979年商务出版，1980年1月他就送我了。虽然是薄薄的一本，但却是研究查理曼的基本史料。然后就是《日耳曼尼亚志》《法兰克人史》，都是研习中世纪必读之书。特别是孟德斯鸠的《论法律的精神》，吸引我从西方法律的角度研究封建社会、封君封臣关系，以及西欧封建社会早期的发展等，十分得益。还有，像吴寿彭先生翻译的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他的索引中有一个项目叫题旨，把书中重要名词按政制、经济、法律等分门别类排列，每一名词下，注以希腊文、英文，后面还做出该名词意义的解释，以及在本书中的出处，十分详尽。遇到问题，就可以检索。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是商务对我的惠赐。
那时商务还召集一些学者开会，请他们推荐翻译名著书目。我也有幸被邀请过几次。记得一开始我推荐了布洛赫的《封建社会》，很快就被列入翻译目录中。不久，商务老编辑周颖如提醒我，说我应该把这本书翻译出来。我倒是也动了一番心思，知道翻译这本西方公认的论述封建社会的经典作品，对我的研究还是很有帮助的。可是转念一想，我的那点英语水平，翻译此书困难很大。戚国淦先生的翻译深得商务的称赞，人家是燕京大学研究生毕业，英语水平很高。我的英语可以说是自学的，没有上过什么正规的课程，只是东一头、西一头地学习过一点，而且《封建社会》一书原文是法语，再从英语转译，大概还会遇到不少问题。翻来覆去，就把翻译的事搁下来了。后来是张绪山同志不畏困难，翻译此书，并得商务出版。他接着又翻译了另一部论封建主义的西方经典作品，冈绍夫的《何谓封建主义》，也由商务出版。我则只能应邀为这两本书写序言，介绍一些有关封建社会、封建主义研究的情况和问题，算是对封建之研究略尽绵薄之力。
商务除了做汉译西方学术名著外，也做过一些文化普及工作。其中一项是出版“外国历史小丛书”。这个项目“文革”前已经在进行，当时主编是我的老师齐思和先生，这时主编改为陈翰笙先生。陈翰老德高望重，可谓我国学术界泰斗之一，可是他仍然力抓这个项目。他亲自找作者谈话，要作者说明写作的内容、意义，经过他首肯后，方可动笔。我就是被陈翰老面谈合格后，才写出《五百年的西欧农奴制度》，由商务于1983年出版。虽然只有短短的两万来字，可那是倾注了翰老的心血在内的。那时商务也设立了“外国历史小丛书”的编辑部，有好几个同志工作，我列名于小丛书的编委，参加过不少编辑部的会议，讨论选题、推荐写作人员、编辑等事宜。这一小丛书出过许多册，后来还出过集合一些相近题目，重新印出的作品。作为普及读物，我认为，因为小丛书的作者大多是专业历史工作者，所以写得专业性强，不够生动活泼，吸引普通读者的力量不足。这证明做普及工作也是相当不容易的。
按照过去的分工，中华书局主要出古籍，商务主要搞世界学术名著的翻译。后来这一规定已被打破，各出版社都可以自行其是，出版各种作品。我在北大教书的同时，也写过几本著作，但是都没有敢找商务出版，心目中总认为商务这一学术殿堂门槛一定很高，轻易不要造次。2018年，商务的杜廷广同志等来谈，准备将我的《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一书收入他们的“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出版，我不禁大为感动，想不到我的那本小书能引起商务的注意，而且列入他们的丛书中，还在书中收录了我为改正原书第一章的不切当观点而写的三万字长文，“西欧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再认识”。另外，这次再版还要求我增加自己的著述编年，介绍自己多年来的一些研究情况。我为了写这个编年，将自己的学术生涯翻检一过，可说自1956年到北大历史系教书以来，一直不敢懈怠，努力奋斗，历年也都有一点成绩。可是从1960年代下半期起，到1970年代上半期的七八年间，一事无成，毫无所得。盖时当“四清”“文化革命”年代，每天向工农兵学习、劳动、下鲤鱼洲，战天斗地，时间就这么荒废了，虽然怅然者久之，但也无可奈何。
与此同时，上海的陈恒同志还请商务再为我出版了一本学术随笔，《学史余瀋》，列入他们上海师范大学的“光启文库”丛书中。这本书收录了一些我对北京大学历史系和其他高校师长的回忆，还有我为别的同志的著作写的序言，算是为我国历史学科留存一些史料，虽然一鳞半爪，飞鸿印雪，但书出版后，收到的同志们都表示对这些很感兴趣，也大出我意外也。
更让我高兴和感谢的是，商务又计划将我的《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列入外译项目。我想，商务之所以有翻译计划，将这本书介绍给国外，还是用我为此书当商务出版时写的“新版序言”中的话，“深知学力浅薄，不足以应‘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之要求，如果说有什么一得之见，就是能以中国封建社会为参照系，提出对西欧封建社会的一些不同于西方学者的认识，供大家参考”。谨记。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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