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光荣什么也不少

    ■曾艳兵

    1673年2月17日，法国古典主义时期杰出的喜剧作家莫里哀不顾自己身患肺炎，坚持演出《无病呻吟》（The Imaginary In⁃valid,又译作《没病找病》）。这一天是该剧的第四场公演。剧中的主人公并不见得真的没有病。一个想象的病人完全可能成为真正的病人。加拿大著名批评家弗莱认为：阿尔冈的毛病显然在于他不甘心见到自己的子女长大，这是一种返童退化症（in⁃fantile regression）。演出当晚，莫里哀有病而装着没病，恰如剧中主人公没病装病：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观众没有人看出莫里哀病了，莫里哀坚持将戏演完了。戏演完了，莫里哀也倒下了。当晚9点钟，莫里哀在躺椅上被抬回家，后咳破血管，晚上10点与世长辞，终年51岁。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写道：“太阳王（路易十四）是莫里哀成功事业的一根支柱；另一根支柱则是他对戏剧的宗教式献身精神，因为他最终在写作剧本、演出和领导剧团等工作中耗尽了生命。”莫里哀几乎就死在舞台上，看来此言不虚。

    莫里哀去世后，天主教不给他行终敷礼，也不给他坟地。莫里哀夫人只得向国王求请。最后大主教勉强批准他出殡，不过时间限定在天黑以后，并安排把他埋葬在一个小孩子的墓地。“于是，覆盖了王家陈设商徽章布料的、《厌世者》的作者的遗体，在夜里，几乎是秘密地，在火炬光的照明下，草草落葬于蒙马特街圣·约瑟夫（St. Joeseph）公墓的十字架下。”据说，后来莫里哀的坟头也找不到了，因为早已被教会毁掉了，他的骸骨也不知被抛到什么地方去了。

    然而，如今尸骨难寻的莫里哀早已被全世界文学爱好者，尤其是被戏剧爱好者所熟知和敬仰，莫里哀赢得了世界和不朽。虽然他生前树敌太多，当时没有得到应有的声誉，没有成为法兰西院士，但学院后来在大厅里为他立了一尊石像，下面写着：

    他的光荣什么也不少（就他的光荣而论，并没有缺少什么），

    我们的光荣却少了他（就我们的光荣论，倒是缺少了他）。

    于是，我想起了北岛那句著名的诗：“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莫里哀的荣誉无需借助于他人，他的光荣来自于他自己。莫里哀（Molière）并非真名，他的本名为让·巴蒂斯特·波克兰（Jean-Baptiste Po⁃quelin），“莫里哀”是他参加剧团后采用的艺名。莫里哀生于1622年1月15日。2022年，恰逢莫里哀诞辰400周年，特撰此文以为纪念。

    莫里哀一生创作了三十多出戏和不多的几首诗。莫里哀在法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尤其是在戏剧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他的戏剧对后面的启蒙主义、现实主义戏剧影响极大。德国文豪歌德曾这样评价莫里哀：“莫里哀如此伟大，每次读他的作品，每次都重新感到惊奇。他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他的喜剧接近悲剧，戏写得那样聪明，没有人有胆量想模仿他。”“从青年时代就读、就爱莫里哀，我一生向他学习了许多东西。我每年一定要读他几出戏，好叫自己保持一种经常和美好事物的接触，我不仅喜欢他的完整的艺术手法，还喜欢诗人那种可爱的、自然、高尚的心灵。”布鲁姆则这样评价莫里哀：“也许人们可以将蒙田/莫里哀视为一个复合作者，因为那位最杰出的散文家正是莎士比亚喜剧惟一敌手的精神之父。”如此看来，莎士比亚、蒙田和莫里哀似乎可以看作是一个整体。

    总体说来，莫里哀戏剧的人物性格鲜明、个性突出，这既是优点，又是缺点。李健吾先生曾这样评价莫里哀的缺点：“莫里哀没有正面写到农民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虽然我们不能因此就说他没有认识。至于作坊工人身受的剥削生活，就他家庭来说，他应当熟悉，很可能他的父亲就有一个制造墙毡和家具的作坊。他没有一个字说起这一方面。我们必须指出，他的阶级同情和生活知识，尽管高于同时代任何作家，到底还是有限度的。”莫里哀的人物既没有变化，也不会倾听自我的声音。

    由于时代的原因，李健吾对莫里哀似乎过于苛求了。我们为什么要求“莫里哀正面写农民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呢？我们总喜欢用我们时代的道德标准去要求古人，而很少用古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当然，即便以现在的标准来看，莫里哀也是一个真诚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他反对一切矫揉造作和虚伪夸饰。他创作喜剧的目的就是在娱乐中改正人们的弊病，通过对令人发笑的人和事的描绘，抨击社会的恶习。这一特征在《可笑的女才子》（Ridicu⁃lous Précieuses）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1659年11月18日，《可笑的女才子》上演，该剧讽刺了那些无所事事、自命风雅的贵族男女，尤其嘲讽那些附庸贵族的资产阶级青年男女。该剧上演第一场，便受到某些贵族阻扰停演，后经过疏通，才得以继续上演。路易十四至少看了三遍。开幕第一场，是两位被拒绝的求婚者对话。拉格朗士说：“从来也没有见过两个外省的蠢女子会这样装腔作势，也没有见过像我们这样两个男子汉大丈夫竟这样让人瞧不起……不管我们跟她们说什么，她们只回答一声‘是’或一声‘不是’，从不多说一句话。”两位刚从外省来到巴黎的女才子，爱慕虚荣、附庸风雅、咬文嚼字、可笑之极。她们将真诚朴实的爵士逐出家门，反倒将两位爵士的装腔作势的仆人奉为座上宾。这些贵族们“写情书，不用散文，就用诗体”。在这些女才子看来，“一个求婚的人，如果想讨人喜欢，首先应该懂得怎样用悦耳的词句表示他的爱慕，怎样显出他是个和蔼、热情的男子；追求一个女子是允许的，但必须按照一定的程序”。她们有一套自己的风雅语言，譬如，假发是“老人的青春”，牙齿是“口之家具”，蜡烛是“太阳的补遗”，喝水是“内部的洗浴”，镜子是“丰韵的顾问”，椅子是“谈话的舒适”，请坐是“它（靠背椅）向你伸着双臂已经有一刻钟了；稍稍满足一下它想拥抱你的意愿吧”，跳舞是“赋予脚步以灵魂”，回答他人的恭维话，则是“请您把殷勤的柴棒添加在友谊的壁炉里吧”。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那位化妆成侯爵的仆人马斯加里尔竟然做了这样一首诗：

    哦！ 哦！ 这样的事，我竟未加注意：

    当我毫无恶意看你的时节，

    你的眼却乘人不备把我的心偷走。

    捉贼！ 捉贼！ 捉贼！ 捉贼！

    女才子惊叹道：“天啊，这首诗真是风流典雅到了极顶了。”最后，两位仆人被他们的主人狠揍了一顿，两位女才子也被狠狠地奚落了一番。

    莫里哀的“可笑的女才子们”的做法在中国古代是可以找到某种对应的。南宋词论家沈义父《乐府指迷》“语句须代字”条云：

    炼句下语，最是要紧。如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说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又用事，如曰“银钩空满”便是书字了，不必更说书字；“玉箸双垂”便是泪了，不必更说泪……如教初学小儿，说破这是甚物事，方见妙处。往往浅学俗流，多不晓此妙用，指为不分晓，乃欲直接说破，却是嫌人与耍曲矣。如说请，不可太露。

    这里的“红雨”，出自李贺的《将进酒》：“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刘郎”出自刘禹锡的《游玄都观咏看花诸君子》：“玄都观里桃千树，总是刘郎去后栽。”“章台”原是汉长安歌妓聚居之所。韩翊寄柳氏诗云：“章台柳，章台柳，往日依依今在否？ 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灞陵”则出自李白的《忆秦娥》：“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对于沈义父的这种理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讥之曰：“其意欲避鄙俗，而不知转成涂饰，亦非确论。”而蔡蒿云的评述也许还能帮助我们理解莫里哀：“说某物，有时直说破，便了无余味，倘用一二典故印证，反觉别增境界。但斟酌题情，揣摩辞气，亦有时以直说破为显豁者。谓词必须用替代词，固失之拘，谓词必须不可用替代字，亦未免失之迂矣。”可见，谴词用句，有说破之妙，亦有不说破之妙。莫里哀的妙处在于“不说破”，且对于这种“不说破”多有嘲讽，然而，他自己在写作时也经常“用一堆近乎难懂的隐喻”。他并“没有用相当简单的语言来表现种种激情”。

    在1682年版的莫里哀全集的《原序》中，拉·格朗吉和维诺写道：“没有人比他更懂得怎么样来完成这条法则：喜剧在娱乐之中教育人。他取笑人们的缺点，同时教导他们怎样来改正……他的揶揄是精致的，他取笑的方式十分微妙，尽管他在讽刺，对象不但不生气，反而自己也在笑那些根据他们构成的滑稽人。”莫里哀以他的高尚情怀与喜剧才华赢得了不朽，与他几乎同时代的著名文艺理论家布瓦洛说，莫里哀的最美丽的作品“将一代又一代地永远使后人喜笑开怀”。

    总之，就作家与他的作品的关系而言，有些作家写得比较简单，其作品本身也确实很简单；有些作家的作品看似写得比较简单，但作品中却不乏复杂、矛盾和变化；有些作家写得看似复杂，但其实比较简单；有些作家写得复杂，而作品本身其实更加复杂。第一类和第三类作品属于那种一看就明白的，其实也就没有什么可以研究的；第二类作品是可以研究的，但终究还是略显简单；当然，最值得研究的应该是第四类作品。就戏剧而言，喜剧通常要比悲剧简单。纯粹的喜剧给观众带来纯粹欢乐的笑，必定是比较单纯简单的。笑中带泪，或者泪中带笑，就一定不是简单的悲剧或者喜剧。任何优秀的喜剧或者悲剧一定不是按照定义去创作的，一定是先有创作，然后方有理论的总结和概括的。如此，人们对喜剧或者悲剧的定义就会多种多样，比较而言，悲剧就更是如此了。

    莫里哀的《伪君子》最为著名，但算不上他最意味深长的戏剧。《愤世嫉俗》（又译《恨世者》）虽然不是莫里哀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但却被认为是“一部充满惊人活力的戏剧”。布鲁姆认为：“莫里哀在创作时必定有魔力附身。每次我观看或重读此剧时，我都一再被其剧情的进展和活力所震惊；这出剧从头到尾都是一部强烈震撼的谐谑剧。”请注意，这里所说的既不是喜剧，也不是悲剧，而是谐谑剧。该剧主人公阿尔赛斯特（Alceste）爱上了风流寡妇赛莉麦娜（Célimène），要她离开虚伪的生活，但她却舍不得离开她所诽谤的社会。阿尔赛斯特是莫里哀所写的最具有道德智慧的人物。他的“恨世”使他必然成为社会批评家，但反过来他又必然在剧中受到其他人物的批判。他对虚伪社会的揭露和谴责，使他成为了一位英雄，但他的不合时宜又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喜剧人物。他身上有着哈姆雷特的影子，据说作者的创作灵感部分地来源于蒙田。有人说，阿尔赛斯特就是丧失了喜剧意识的莫里哀，而恰巧这出戏首演时就是莫里哀扮演了阿尔赛斯特并获得了成功。总之，这是一出十分阴沉的喜剧，虽然它不是悲剧，但至少可以说是一部具有浓郁悲剧意识的喜剧。周作人认为《愤世嫉俗》是莫里哀的绝作。他说：“盖在家庭社会间，多历忧患，故心意亦益坚苦，于此剧一罄之。Alceste以清俊之质，邂逅浊世，高情覃思，迥绝常流，独爱Célimène，而Célimène不能遗世而从之。于是觉悟之悲哀，遂为是剧之终局，盖喜剧而具有悲剧之精神矣。”因此，作为喜剧作家的莫里哀，其实并不简单、更不浅薄。他的起起伏伏、神神秘秘的身世和经历，他的旷世之作和喜剧艺术对后世的影响绵延不绝。

    果然，三百多年以后，一位名为劳伦·泰拉德导演执导了一部喜剧电影，名为《莫里哀情史》，2007年上映。历史上，莫里哀热爱戏剧，与朋友合伙经营一家剧院。1644年剧院倒闭，莫里哀负债累累，为此他进了监狱。一年后，22岁的莫里哀从监狱中释放出来，从此莫知所之。一直到1657年，35岁的莫里哀重返巴黎。然而，这13年里莫里哀都去了哪里呢？《莫里哀情史》就针对这一阶段进行了艺术创作：原来在这13年中，莫里哀与富裕的乔丹恩先生关系十分密切。乔丹恩非常喜欢戏剧表演，莫里哀则爱上了乔丹恩的妻子爱米尔……莫里哀的喜剧人生终于又演绎成一部新的风俗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