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的文体焦虑

    ■傅逸尘

    围绕着沈洋的长篇报告文学《昭通：磅礴之路》，我注意到很多评论家都谈到了报告文学的文学性。这种强调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这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换言之，对“文学性”的焦虑，已经成为中国报告文学界的集体无意识，甚至是近乎一种“政治正确”的话语方式。然而，当我们无差别地、泛泛地强调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时，很难说，是距离报告文学这一文体更近了，还是更远了。

    尤其是进入新时代，报告文学文体的重要性越发凸显，稍微夸张一点说，我觉得只有在报告文学里才能读懂当下的中国。事实上，对“文学性”的强调不应以牺牲报告文学的“报告性”为代价，如果一个报告文学作家能够兼顾这两者，当然是更为理想的状态。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很多作品连基本的“报告性”都没有做到，都没有做好。没有了这个“1”作为支撑和载体，后面有再多形式层面、语言层面、审美层面的“0”似乎都没有了意义。

    具体到《昭通：磅礴之路》这个文本，不可否认的一点是，近两年，扶贫攻坚题材的报告文学看得多了，作为职业读者的批评家们难免会出现审美疲劳。这类书写大都是围绕着某一个地域、某一个领域、某一个局部、某一个群体在进行，难免在具体的做法和实践层面会有交集或雷同之处，也即，作品的同质化现象很严重。然而实际上，即便是同为扶贫攻坚题材，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差异也是非常大的，这也是由中国国家巨大的体量和各地实际的不同所决定的。对于昭通这一方水土而言，《昭通：磅礴之路》可以说是迄今唯一的、最为全面深入地书写昭通本地扶贫攻坚题材的报告文学文本。毕竟，这样一种全方位、多角度的长篇报告文学的写作是需要调动相当社会资源的，需要从地方党委到各级政府层面的配合和支持，才能做到对事实尽可能完善的还原与写真，当然，对作家的拣选也是相当挑剔的。我们很难设想，还会有同类的文本出现。如果拉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来看，后人如果想要了解昭通的扶贫攻坚这一段历史，这一领域的相关情况，从党委政府的顶层设计到具体实施，包括社会、经济、文化、民生方方面面的巨大变化，可能真正可信的或者说能够全面了解的就是这个文本。

    从这个意义上说，《昭通：磅礴之路》具有了某种地方志的属性和价值。甚至书中罗列的大量的数据与“材料”，包括领导的讲话，这些被大家所诟病的“文学性”不强的存在，恰恰是非常宝贵而有意义的。当前，信息磨损的速度是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的。正是因为网络、媒体的发达，资料检索的便捷，我们可能不再珍视这些“文学性”不强的信息、资料、数据，然而这些历史的细节和时代的标本，只有拉开相当的时间回望，才会凸显自身真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