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如玄奘到西天看到真经那样激动！”

    朱雷先生是一位令人敬重的前辈学者，他的逝世让众多钦慕他的人为之悲恸。朱先生的高足刘进宝教授约我写一篇怀念文章，我内心深处是极愿接受的。但因年岁上的差距，日常生活中同朱先生交往不太多，担心写不出带有生活气息的像样的文字。在进宝教授的鼓励下，我终于打消疑虑，不再顾忌深浅，俯首回忆过往琐事，概述朱先生的学术成就，表达对朱先生的恭敬追思之意。

    往事琐忆“他是一个有大爱的人”

    我最初知道朱雷先生，是在1980年。当年，《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上，刊登了一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论文，毫无疑问是编辑部精心策划后约请有关专家撰写的。侧重于经济史的论文多达六篇，其中有一篇就是朱先生的《吐鲁番出土北凉赀簿考释》。那时我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土地、赋税制度开始产生兴趣，各种刊物上的相关论文基本上都要浏览一遍，见到这组主题集中的论文自然兴致浓厚，如饥似渴地阅读。朱先生的论文我一连研读了几遍，但觉其思路缜密，行文朴实，精审的考证工夫着实让人打心底里佩服。可以说我在见到朱先生之前，已经先拜读其文章，赞叹其学问了。几年之后，我又在学术会议上见到他，当面聆听他的专题报告，感受到他的博闻强识。

    至于近距离的接触，则要到1986年5月召开的“三至九世纪长江中游社会经济讨论会”。这次讨论会由中国唐史学会、湖北省社科院、湖北省社科联、武汉大学等单位发起，地点安排在风光秀丽的湖北省蒲圻县（现改名为赤壁市）陆水湖景区，会期共4天。年高德劭的唐长孺先生、王仲荦先生联袂出席，自始至终参会，使八十多名与会者精神振奋，会场气氛活跃，探讨问题很深入。在这场多年难得一遇的学术盛会上，朱雷先生提交的论文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姑臧、长安、襄阳的“互市”》，学术含量十足。他其时还不到50岁，精力旺盛，思维敏捷，同我们这些年轻人时有交流，会场下也总是碰面，给人一种既生气蓬勃、又平易近人的印象。回想起来，这次会议不仅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朱先生，或许他也会记住我们一些年轻人的名字，给此后的交往带来了便利。

    再过一些年，我对朱先生的敬重又从学术层面延展到人品方面。1992年11月27日，我的导师张舜徽先生逝世。当天上午10时许，朱先生就来到张先生家中吊唁。我从现场观察到，他是校外最先前来吊唁的学者。那时朱先生担任武汉大学历史系主任，应该是接到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电话后马上就赶过来的。当有人说他可派代表前来时，朱先生说：“张舜徽先生是海内外著名的前辈学者，我读过不少张先生的书，受益匪浅，一定得亲自来送他一程。”而数日后由学校主持的张先生告别仪式，朱先生又照样前往，神情格外虔诚。对一位没有学缘关系的前辈学者的后事，朱先生如此庄重严肃，是他人生旅途中长期修炼的结果，体现了他的待人之道，这让我对他人生境界的敬意油然而生。这件事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多年后也不会忘记。

    2000年以后，我在不少年份都受邀到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参加博士生的论文答辩活动，其中也评阅朱先生所培养博士生的论文，见到朱先生的机会就开始多起来。朱先生为人谦和，对外校参与答辩的教师彬彬有礼，总是客气地称呼我“周先生”，使我感到有些受之有愧。我因中年以后专业重心转到古籍整理与研究方面，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敦煌吐鲁番学没有再下工夫。在接到武大这方面的论文后，我都作为学习和补课的大好机会，花时间阅读，力争能发现论文中的不足之处，提出来供同学们修改时参考。每当我指出论文中的个别缺漏后，朱先生总是会在导师发言环节提醒有关同学：“周先生这个意见很重要，你修改时要用上去。”当然，朱先生指导的学生，总体质量是较高的。我曾向朱先生的一位学生询问朱先生的指导方式，这位同学从朱先生的授课、解惑以及论文选题、资料收集与写作等方面，一一向我做了介绍。朱先生养成了严谨、求实的习惯，从来不抱侥幸、苟且的心理，认真地为学生的论文把关，花费了大量心力。这位同学还提到朱先生对自己指导的学生发表论著要求严格，为避免标榜之嫌，平生不为自己学生的著作写序。这使我想到吾师张舜徽先生不为并世学人写序的做法。张先生、朱先生应该都不是刻意高自标置，而是划出一道警示线，对自己有所约束，是一种自律的行为。

    作为对朱先生关心学生的评价，朱先生指导过的一位外国学生的说法可能最有概括性：“朱雷教授是一位非常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他是一位从不显示自己知道多少的谦虚绅士，但却随时准备着为他的学生们传授知识。他从不考虑自己的地位，只致力于为社会和祖国做出贡献。”（玛格烈黄：《武汉大学——我生命中的里程碑》，载《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中古史研究：朱雷先生八秩荣诞祝寿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63页）这位外国学人的话很贴合我的观感，朱先生的确是这样以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来培养学生的，故而受到学生们的尊重。我最后一次见到朱先生，是在2021年7月18日。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为纪念唐长孺先生诞辰110周年，召开了隆重的学术座谈会。朱先生虽然身体状况欠佳，但仍然坐着轮椅由家人陪护到会场上，参加了一整天的会议，以表达对唐先生的景仰。朱先生的手脚已不大灵便，却由于习惯使然，仍然同我们与会者招手问候，很有礼数。没承想这竟是他留在我脑海中的最后一个画面，仅仅半个多月后他就离开了我们。可以想见他当日参加唐先生的纪念活动，已经在忍受着病痛的折磨，该是需要多大的毅力才能坚持下来！ 他一生追随唐先生，学术生命同唐先生连接在一起，感念师恩，可谓善始善终矣。

    从与朱先生的这些点滴交往，我感到朱先生是一位胸怀宽广、心地纯洁的学者。他真情地爱戴自己的师长，真心地关心自己的学生，真诚地对待同事和学术界朋友。而这一切，都源于他有一颗仁慈的心，虽然历经各种风浪，本真不失，爱心不渝。在追念朱先生的过程中，我得知了他在1965年肩挑不幸溺亡的6791班王国华同学的遗物，孤身一人送到英山瓦寺，2007年又与6791班同学一道护送王国华遗骸回英山与其母亲合墓的事迹。（洪宓：《善良可敬的朱雷学长》，载《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中古史研究：朱雷先生八秩荣诞祝寿集》，第442-423页）这种绵延40多年的真挚深情，更让我感受到朱先生丰富的情感世界，他是一个有大爱的人，因而发自肺腑地敬佩他。在立身处世上，他为我们后来者做出了榜样。

    学术贡献在知识的海洋里寻找“真金白银”

    在学术研究领域，朱雷先生成就突出，对历史学科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概略地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全力整理吐鲁番文书。1973年10月至12月，朱先生与时任武汉大学历史系党支部书记彭神保先生等人一起，经洛阳、西安到天水麦积山，再由兰州赴新疆，折回敦煌转到大同，沿途参观，意在为历史系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搜集考古材料。这次离开工作单位近3个月的外出考察，可能是21世纪忙忙碌碌的学者们不可思议的事情：上代人哪有这么多自由支配的时间？ 即使工作单位准假，他们哪来这么高的出行兴致？ 然而正是这次漫长的考察，确立了朱先生此后大半生的治学方向。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展览厅，他见到了吐鲁番出土文书，又看到当年第11期《文物》杂志上新疆同仁的论文，感到异常兴奋和激动。他在数十年后回忆此事时，仍然抑制不住当时见到吐鲁番文书时的喜悦心情：“更令人大有如玄奘到了西天，看到佛金口所言的真经那样激动！”12月下旬到了敦煌千佛洞，由于他在小学时就听过麻城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故事，心中一直向往这片神奇的土地，又称敦煌是“让我20余年为之魂牵梦绕的地方”（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页）。如此动情的表达，让人感受到一向朴厚无华的朱先生实际上意趣盎然，三四十岁还保持着一颗灵动的童心。或许朱先生此生注定与西北文书有缘，当他们一行向在北京做“北朝四史”校点的唐长孺先生写信汇报考察收获后，国家文物局决定由唐先生主持，由新疆和武汉大学合作整理吐鲁番文书。朱先生理所当然地成为整理队伍中的重要成员，从1974年开始着手前期工作。

    自1957年起，新疆考古工作者以吐鲁番之阿斯塔那、哈拉和卓两地古墓葬地为重点，先后进行了十余次大规模的发掘和清理，在由晋到唐近400座古墓中获得大量文书。1975年，朱先生亲随唐先生去新疆实地了解墓葬出土情况。当唐先生右眼失明返回北京治疗时，朱先生仍然留在吐鲁番，做清理、拼合、誊录其所藏文书及墓志的工作。11月，新疆馆藏文书运到北京，各路整理人员也陆续抵达北京，在唐先生的领导下正式开展整理工作。为了统一行动，朱先生根据自己的实践，以及他人的经验，草拟出“录文须知”。经整理组讨论后，这份材料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一个工作原则。

    面对近万片一千多年前的文书碎片，要在辨识的基础上准确录文、拼合，随后还要定名、断代，是极其繁难的任务。全部工作历时13年，直到1986年春才大功告成。在《吐鲁番出土文书》10册释文本中，朱先生独编第6、7、8册，参编第1至5册和第9册。随后出版图文本全4册，朱先生又承担了主要的修订工作。其间辛苦难以为外人道，朱先生却不太在意，反倒为有幸参加这项历史性的任务而欢欣。他在《从“走近”到“走进”》一文中说：“在漫长的十几年文书整理中，我体会最深的一点是：要耐得住寂寞，甘愿清贫，不为名不为利，只为求得真知，要在知识的海洋里寻找‘真金白银’，寻找人生的乐趣。”（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第5页）在他看来，整理古代文书为学术界提供准确的原始资料，机会十分难得，是在为他人和后人作嫁衣裳，比自己写作几部著作的价值要高得多。这些挑战性的工作在知识的海洋中寻找真金白银，本身就是充满乐趣的。有这种以苦为乐的精神，自然便不在乎什么艰辛和寂寞了。

    因吐鲁番在21世纪又发掘出一批文书，加之20世纪一些文书未能尽数运到北京，新疆博物馆的吴震先生留下遗愿，希望朱先生继续这项文书整理工作。朱先生不负挚友重托，在2010年之后又多次入疆，继续为文书整理费精劳神。他每次去做这件事，往往一住就是几个月。最初还有博士后崔世平等人协助，后来每次赴疆都是夫人田苏华女士相伴而行。两位老人在疆的日常生活很简单，居住在普通的宾馆，就餐则到附近的小饭店。长期如此，是相当清苦的。好在他俩别无他求，就是一门心思地整理剩余文书。幸运的是，所有工作在2021年初已圆满结束，《吐鲁番出土文书补编》也已交到出版社，真是应了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名句：“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朱先生为吐鲁番文书整理出版前后奔忙40余年，最终“心愿总算了了”。（黄楼：《朱雷：精益求精与“学术拖延”》，《中国科学报》2021年8月31日）看来有心人天不负，上苍也是有意玉成其事的。

    二是精心结撰学术论著。朱先生自大学阶段起，主攻的专业方向就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后来整理吐鲁番文书，正好是在这一时段内，更有利于他先前的研究向纵深发展。他的大量论著，都反映了这一特色。现代著名史学家严耕望先生总结近代史学风尚，分为“博通周赡与精深有新解两途”（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79页）。朱先生的治学取向，显然是精深有新解一途。不过，精深与博通并不互相排斥，而是交互为用的。严先生又说：“为要专精，就必须有相当博通”，“因为历史牵涉人类生活的各方面，非有相当博通，就不可能专而能精，甚至于出笑话”（严耕望：《治史三书》，第6页）。我们细读朱先生的著作，就能发现朱先生正是如此，他不追求数量而重视质量，所发表出来的研究心得都是博通基础上的专精之作。在所涉及的诸多课题上他时有突破，非浅尝辄止者所能望其项背，是以专精取胜的样板。且举几篇论文为例。

    先看上面提到的《北凉赀簿考释》一文。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有三件计赀文书，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藏有二件计赀文书，都是清末出土，曾有商人经营于其间。因出土情况不明，文书时代难以确定，也难以为之定名，它们特有的文献价值便体现不出来。朱先生以抽丝剥茧的工夫，依照内容性质判定这些文书为赀簿，再从收藏于两处的文书的认真比对中，判定它们皆为十六国时期高昌郡高昌县所造赀簿，然后从书法风格、特定文字用法、押署字迹墨色、用纸奢简变化，以及同后来科学发掘时出土文书的比对，确定这些文书为北凉承平年间（443-460？）的赀簿。这项研究成果，得到国内外不少学者的认同。按照朱先生的解释，从汉魏到南北朝，依照资产多寡划分等第、据以征发赋役，是一项有连续性的制度。因此，此文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是一般研究者所绕不过的名作。我在一篇涉及十六国时期田租的文章中，就征引过朱先生的观点。

    又如《论麹氏高昌时期的“作人”》一文。对麹氏高昌时期大量的作人资料，朱先生通过文书整理已了然于心，在反复琢磨后认为“作人”实际上包含三种性质迥异的身份。作为高昌政权征发的各种服役者，寺院中的雇佣劳动者，均可称之为“作人”。朱先生重点探讨的是第三种作人，这种作人是被当成财产，可以继承、买卖的劳动者，但有着某种程度不同的私有经济活动。除了主人，高昌政权也直接进行赋税剥削。朱先生的结论是，“他们与部曲以及宋、齐之‘十夫客’有类似之处，但又有其自身特点，构成麹氏高昌境内阶级关系中颇具特色的一种封建隶属者”（朱雷：《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7页）。朱先生融汇出土文书与传世文献，在魏晋南北朝的广阔背景下阐述麹氏高昌的封建隶属关系，其中有历史的连续性，也有区域独特性。这项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见人所未见，对相关课题的讨论起到了推动作用。

    这类例证难以尽举，他如《唐代“手实”制度杂识》《唐代“乡帐”与“计帐”制度初探》《敦煌两种写本〈燕子赋〉中所见唐代浮逃户处置的变化及其他》诸篇，也深受学界称扬。这些论文都是从深入研究入手，广泛求证得出正确结论，提出超越前人或是发人深省的问题，从而成为同类问题研究中的力作，具有长久流传的价值。朱先生之所以撰作大量这类论著，取得大家公认的成就，他曾谈过自己的体会，就是认真系统地学习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基础知识，系统地阅读基本文献，较纯正地掌握研究方法，“研究课题是继承了唐长孺师的实证方法、溯源思变的论证，因而自能得出超越一般的结论”（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第6页）。回顾朱先生的治学成就，应当反复体味这一段金针度人之语，不可等闲视之，让它从眼前跳脱过去了。他的史学思想和研究方法，是值得认真总结和继承的。尤其是他“著述贵在精不在多”的做法，提示我们要坐得住冷板凳，真有所感而后落笔为文，可避免大量平庸之作的出现。

    三是努力完成科研组织工作。由于学术上的贡献突出，朱先生自然会被推到学术领导岗位上。1988-1992年，他担任武汉大学历史系主任；1995-2007年，又担任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所长。这都是极耗时间、事务性很强的职位，有时还可能有点吃力不讨好，但他都以负责的态度胜任其职责。此外，他还曾担任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四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历史学），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湖北省政协常委，湖北省文史馆副馆长等职。在学术团体中，担任过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会长、湖北省中国史学会会长等职。朱先生是个凡事讲认真的人，这类职位的工作需要他投入不少的精力。从大局看，他从事这些工作，是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的需要。对于他这样“双肩挑”的学者，我们应该有“了解之同情”，认识其工作的社会效能，对其奉献精神，给予学术上的充分肯定。

    科研组织工作千头万绪，很难使每人都满意，但有一件事是所有人都会称道的，就是他作为研究所所长，为唐长孺先生出版文集而奔走。据唐先生哲嗣刚卯教授回忆，唐先生去世不久，朱先生就策划出版唐先生的文集，亲自联系启功先生为唐先生文集题签，并陪同刚卯教授到启功先生家中取回题签。联系出版社，二人又费尽周折，才同上海古籍出版社签订合同。上海古籍出版社很热心，中华书局最终也很主动，因此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出《唐长孺文存》、中华书局出《唐长孺文集》的美好结局。（唐刚卯：《祝贺朱雷老师八十寿辰》，载《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中古史研究：朱雷先生八秩荣诞祝寿集》，第445-446页）此事的全过程，朱先生都是带着感情在做，即使中间有些曲折，任劳任怨的态度始终不变。细究起来，此事又回到前述朱先生尊师的品格上了。为人与做事，本来就是紧密关联，不可分割的。

    以上从人生与学术两个方面追怀朱雷先生，自知文辞粗疏松散，浮光掠影，不能生动地记述先生为人之风采，抉发先生学问之精微。区区之心，仅在陈列旧事，突出一个“真”字，藉表仰止之意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