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物质文化角度看“轴心时代”

    林梅村先生的新著《轴心时代的波斯与中国——张骞通西域前的丝绸之路》（西北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版）凝聚了作者多年研究和在伊朗实地考察的成果，聚焦波斯第一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前330）时期，围绕古波斯建筑遗址、古波斯和米底帝王陵墓、古波斯石雕造像、楔形文字碑铭石刻、金银器、玻璃器等，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中国考古学家视角下轴心时代的文明景观，以及对帝国时期文明之间交流与互鉴的思考。

    “轴心时代”这个概念由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雅斯贝尔斯认为，在轴心时代，“不同寻常的事集中发生。在这个时期的中国生活着孔子和老子，中国哲学的各个流派都在此时发端，其代表人物有墨子、庄子、列子等人。在印度，《奥义书》诞生了，佛陀也生活在那个年代，如同在中国，哲学上的各种可能性，从怀疑论到唯物论都被探讨。在伊朗，查拉图斯特拉传授富有挑战性的世界观，认为世界上善恶两种力量在交战。在巴勒斯坦，涌现了许多先知，从以利亚到以赛亚，从耶利米到以赛亚第二。希腊则造就了荷马，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等哲学家，悲剧家、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几个世纪内，与这些名字相关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方发展起来。”轴心时代的核心特征，是人们超越了地理和种族的局限性去认知世界，由此对于人性和世界的认识有了提升，开始关注到本源和终极的问题，视角不同，高度却一致，其结果是在东地中海的东部形成了一神教，而在东地中海的西部产生了哲学。

    林梅村先生的书抓住轴心时代的时空节点和特征展开叙述。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铁器时代世界帝国的出现，使得地中海地区在经济和文化领域都进入了一个世界体系。伴随着货币的出现和广泛使用，青铜时代晚期中断的贸易网络重新恢复。波斯、亚历山大和罗马帝国的扩张和发展，使得原来独立发展的文明地区渐趋一体化，不论是亚历山大开创的希腊化，还是罗马帝国推行的罗马化，都加速了文明交融和传统再造的过程。同时帝国时期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如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矛盾、奴隶制发展带来的社会内部矛盾等，在思想领域都反映为更深刻的内省和认知的升级。

    作者镜头下的波斯帝国文明景观，是融合四方文化铸造的地标。从波斯四大都城到帝陵，从大流士一世雕像到贝希斯敦铭文，本书以考古学家的独特角度，用高清的图片展开了帝国建筑和艺术雄浑磅礴的画面。在轴心时代，世界范围内，随着帝国规模的扩大，文化传播、交流的深入，原有的本土文化受到各种异文化的冲击，出于“被遗忘的恐惧”和文化身份认同的需要，系统表述、刻意保存传统文化成为潮流。各个古代文明地区经历着正典化的过程。而崛起中的帝国则吸纳和融合各地的文化传统，精心打造帝国形象。亚述帝国最早以各地劫掠和聚敛的炫目财富展示多民族特色，波斯步其后尘，征服天下四方、万国朝拜是打造帝国形象的主旋律。波斯在军事行动之后能继之以政治上的怀柔策略，是其庞大的帝国得以存在一时的原因之一。波斯帝王尊重被征服地区原有的宗教和文化习俗。在必要时还把自己当作是当地的神所指定的继承者，并为这些神重建神庙，宣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如大流士重建巴比伦神庙，冈比西斯自称为马杜克所派来统治巴比伦的人选。在巴勒斯坦，冈比西斯重建了耶和华神殿，指派以色列长老负责维持地方秩序。在埃及，他接受了传统法老的头衔，得到不少埃及祭司的支持。

    大流士任命埃及祭司乌扎霍瑞斯奈特重建神庙中最重要的文化机构“生命之屋”，还下令修缮哈加绿洲的希比斯神庙，将该神庙的墙面刻满了浮雕装饰，描绘各种仪式的细节，国王和神祇的形象有700多种之多，使它成为一本三维的百科全书。该神庙完全仿造卡纳克神庙的结构，又位于利比亚沙漠各个商道必经的枢纽之地，是大流士有意保存和传播传统神庙文化的纪念碑式建筑。在波斯时期，埃及神庙的装饰风格发生了突变，每个房间的浮雕设计都是表现在这里举行的仪式的细节，仿佛以画面的形式把那些瞬间凝固起来，整个神庙成为一座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殿堂。在仪式细节之外，还雕刻着关于宇宙学、地理学、神话学的种种画面和铭文，以及祭司教育手册、神庙和雕像的营造法式，等等。象形文字的符号从传统的700个剧增到7000个，每个神庙都有自己的书写系统，图像形式的文字成为现实世界的写照，埃及祭司以这种方式将世俗世界浓缩到神庙的神圣时空中，营造了一个物理的文化记忆实体。

    本书图文并茂地描述了贝希斯敦，这是纪念大流士功勋的完美场所，兼具现实、宗教与历史意义。贝希斯敦铭文的艺术手法和主题是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传统的叠加和糅合。其艺术原型有如下五个：1.埃及：纳尔迈调色板（公元前3100）；2.阿卡德：纳拉姆-辛胜利石碑（公元前2291-2225）；3.卢卢比：安努-巴尼尼浮雕（公元前2100）；4.苏美尔：乌尔·纳谟浮雕（公元前2100）；5.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浮雕（公元前1750）。

    古波斯人学习、吸收和运用了帝国境内所有民族的技艺和传统。大流士一世将这个学习运用的过程清楚地刻在苏萨宫殿的墙壁上。他在导言之后写到：“寡人在苏萨建造宫殿。一切材料运自远方。地基挖至岩层。地基挖好后用碎石填满，部分深达40埃尔，部分深20埃尔。宫殿就建于此地基之上。挖地基，填碎石，作砖坯，统统由巴比伦人完成。雪松木料由黎巴嫩运来，由亚述人运到巴比伦，再由卡利亚人和爱奥尼亚人运到苏萨。柚木由犍陀罗和卡尔马尼运来。黄金由萨迪斯和巴克特里亚运来。青金石和玉髓由索格狄亚那运来。绿松石由花剌子模运来。白银和铜由埃及运来。装饰宫墙的材料由爱奥尼亚运来。象牙由埃塞俄比亚、信德和阿拉霍西亚运来。石柱由阿比拉杜什运来。加工石料的是爱奥尼亚人和萨迪斯人。金匠是米底人和埃及人。制造木器的是萨迪斯人和埃及人。做砖坯的是巴比伦人。装饰宫墙的是米底人和埃及人。大流士王说：在苏萨，凡是下令要建造的雄伟宫殿都建成了。”（[美]亨利·富兰克弗特：《古代东方的艺术与建筑》，赫海迪、袁指挥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319-320页）

    波斯帝国的文化融合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经过了“正典化”的过程，这也是帝国时期的文化得以长远传播的根本原因。本书的第四章“张骞通西域之前的丝绸之路”梳理了波斯与中国文化交流的考古证据，如巴泽雷克墓地、天山南北的相关考古发现，以及内地发现的波斯文物，并进行了比较研究。这个视角的重要价值在于，作者认识到轴心时代的波斯与中国文化共同具备的同化力量，这是一种融合升级之后的文化形态，对内通过其融合性力量将帝国各地的文化黏合在一起，对外发展出一种强大的对他者进行同化的力量。为了发展出融合和同化的力量，必须经历风格化、展示、传播等过程，使得某些文化符号逐渐成为身份认同的象征。以波斯宫殿的雕塑为例，虽然融合了近东各地的主题和技法，但却发展出自己的特色，如疏于叙事，缺少活力，但有突出的装饰性，通过浮雕带的循环，使整个构图富有节奏感，从而达到了最佳的装饰效果。这种特色有着很强的实用性和极大的传播性。

    学者们对于轴心时代的讨论，强调的是该时期的精神觉醒，关注的是哲学与宗教成就，本书从轴心时代波斯与中国之间文化交流的角度，提示我们关注该时期物质文化的飞跃发展，特别是技术革新、艺术与建筑的正典化。所谓的轴心时代的超越，离不开具体的环境因素，如铁器时代带来的技术飞跃、对外联系的加强、血缘关系的打破等，以及帝国扩张带来的新格局、文化交融的过程中仪式文化向文本文化过渡的正典化等等。时间的维度不是最重要的，共同的背景、不同特色的超越，以及这个过程中朝向共通价值观的趋同更值得关注。在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上，无论是希腊人将人看成是政治的动物，还是印度那种沉浸宗教世界的人，亦或中国对伦理的人的强调，都是一种人本主义的认知。

    以一神教的发展为例，帝国的出现是必要的条件。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对犹太教有重要的影响。琐罗亚斯德教的第一个特点是主张二元论，认为善与恶是宇宙初生之时就存在的双生儿，两者在人心之中不断冲突，善神是阿胡拉·马兹达（阿胡拉意为“主上”，马兹达意为“智能”），代表光明、忠诚和正直；恶神是阿里曼，代表黑暗和邪恶势力。二者几乎势均力敌，它们不断争斗，最终是善神取胜。琐罗亚斯德教的第二个特点是救世主的概念，认为在世界末日到来时，救世主降临，所有的死者要接受审判，行善之人升入天堂，行恶之人被打入地狱，那儿只有无尽的痛苦和黑暗。至于那些心意不定、行为得失参半的人，则将悬在一个不上不下的地方。宣扬惩恶扬善的思想，强调伦理，认为人有自由的意志，可以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但他们会在来世为今生的所作所为接受奖赏或惩罚。

    地中海地区的古代文明经历了多元起源、在冲突和交融中从分散到整合的发展历程。在西亚和希腊，农业地区和游牧地区交织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城邦国家，伴随着农业地区和游牧地区的持续冲突，经历了小国-王国-帝国的发展进程。而埃及则在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中成为早期独立发展的农业国家的典型。进入铁器时代之后，伴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西亚、北非、欧洲之间的区域壁垒被打破，帝国规模不断扩大，先后产生了地跨欧亚非的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最终罗马帝国统一了整个地中海地区，成为世界最大帝国。这个纵向的进程中，技术的扩散和贸易的扩大不断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多元文明的碰撞和交融也促动着人类早期的宗教思想由天人合一的宇宙论时代飞跃到一神信仰时代。地中海各个文明地区之间从最初就是交织在一起成长和发展的，西亚、北非是最早的文明摇篮，地中海地区吸纳着周边的各种文化传统，又汇流出去，滋养着后世的文明。

    波斯帝国的重要性在于它促进了近东地区诸文化的融合。作为第一个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波斯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交通的便利、币制的统一等都是促进交流的有利条件。更重要的是，波斯统治者认为自己是整个文明世界的主宰，所以尽量不以残暴的方式控制被征服人民，而是采取宽容大度的姿态，这种政策有效地保护了古代文明的许多优秀成就，使得许多古老文明在失去其所依赖的国家和政体之后，还能将其精神遗产融入新生的文明之中，波斯帝国无形之中汇集了这一条条文明的溪流，将之引往未来的新世界。此外，波斯人那种建立“世界帝国”的思想对后来的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的产生有重要影响，可说是后来的“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之理想的原型。

    林梅村先生的《轴心时代的波斯与中国——张骞通西域前的丝绸之路》以中国考古学家的独特视角，为我们展现了帝国时期物质文化的正典化过程，以及由此促发的文化交流和传播。以往学者对轴心时代的讨论集中在精神觉醒、思想成就方面，而林梅村先生将我们的目光转向艺术与建筑所体现的帝国建制、技术传播、风格融合等方面，以及融合之后的高级文化所具备的同化力量，以此为出发点去观察波斯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这是对“轴心时代超越”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