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在汉魂唐魄上的乡愁

    台湾作家余光中以其情真意切，言近旨远的乡愁诗，激活了无数华语儿女乡关何处的内心叩问；同时也让“乡愁”一语不胫而走，成为万千游子情牵桑梓，魂系故园的“共名”。不过这里应当告诉读者的是，在余光中的文学世界里，表达乡愁的并非只有诗歌，散文同样是作家传递乡愁的重要载体，其中作为其早期代表作之一的《听听那冷雨》（以下简称《冷雨》），便以叙事文学特有的表现手段和艺术形态，展现了另一种更具写实性也更显具象化的乡愁境界。

    余光中，祖籍福建永春，1928年生于南京。1949年初随家人经厦门到香港，1950年5月到台湾，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三年级，1952年毕业，随即进入台湾多所大学任职或兼课，同时从事文学创作和编辑。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余光中的文学与学术脉络不断扩展和延伸，其生命行迹亦随之走出台湾，走向异地和异域，也走向奔波、漫长和遥远，其中仅三度赴美深造和讲学就长达五年之久。正是这种身在异乡为异客的羁旅生涯，使作家内心很自然地生出一种对华夏厚土，尤其是对曾经生养了自己，却长时间处于阻隔状态的中国大陆的思念之情。而这种感情又是那样执着、强烈，“剪不断，理还乱”。正如作家文中所写：“那一块土地是久违了，二十五年，四分之一世纪，即使有雨，也隔着千山万山，千伞万伞……只有气候，只有气象报告还牵连在一起。大寒流从那块土地上弥天卷来，这种酷冷吾与古大陆分担。不能扑进她怀里，被她的裾边扫一扫吧，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

    1974年3月21日，正值农历甲寅年的春分，也许是台北的连阴雨愈发加重了作家的乡思之情，是夜，在单调却耐听的雨声中，他几乎是一口气写完了洋洋四千余言的《冷雨》，从而成就了余光中乡愁主题的散文版。

    进入《冷雨》可以看到，余光中的如椽之笔在记忆和才情的引领下，穿行于开阔的时空之间和物象之林：从台北的厦门街写到大陆的厦门，再写到广义的杏花、春雨、江南，写到南京人、川娃儿、五陵少年；从台北清明雨的空蒙迷幻写到美国洛矶山的多石少雨，再回过头来写眼下的台湾和古老的大陆一脉相通的雨中风景和听雨的滋味……面对这一幅幅云缭烟绕，山隐水迢的艺术画卷，曾有学人由衷赞叹，击节称赏，但其赞叹称赏的重心更多是作家想象力的富赡和意识流的奇崛。就文学观赏的意义而言，这固然不错，也十分必要，只是它却在不经意间忽略了《冷雨》所具有的一个更为内在、也更值得关注的特点：在作家的形象和观念世界里，宝岛台湾和大陆江南，大地上悬挂着同一幅“米家山水”，瓦瓣上演奏出同一曲的“雨打芭蕉”，她们始终是一个血肉相连，魂脉相牵的整体存在，因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我想起那年有幸见到余光中的情景：在先生下榻的大连香格里拉大酒店，整整一个上午，我都在聆听先生博雅而睿智的言谈，并不时有所交流和讨教。当谈到台岛上空飘荡的日趋嚣闹“去中国化”的杂音时，先生用一种从容但果决的声音告诉我：“对我来说，汉魂已深，唐魄已牢，任何去‘中国化’都将徒劳无效。”听到先生这掷地有声的心音，我想，无数华夏儿女会同我一样肃然起敬。

    余光中是一位熟稔欧风美雨和西方文化的作家，对于散文的现代变革与发展，更是做过深入研究和热情倡导，这决定了一篇《冷雨》在艺术表现上并不缺少西文和现代元素，诸如时空的快速转换，意识的无缝链接，以及英语语法与修辞格的引入等。然而，余光中又是一位由衷热爱中国文化，深信美丽中文不老，魅力永在的作家，他主张“根植东土，旁采西域”，呼唤优质的中文写作，反对生涩的翻译体和中文西化。惟其如此，《冷雨》中的西文和现代元素在进入中国语境时，被他很好地融化在了汉语的优雅和圆润之中，使其成为作品的有机构成，同时也使作品在整体上保持了鲜明的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这也就是说，《冷雨》中的乡愁，是作家以浓郁的汉风唐韵所抒发的纯正的汉魂唐魄，是中国情感的中国式表达。在这一维度上，让人印象深刻，过目难忘之处，至少有以下几点：

    首先，《冷雨》行文异象缤纷，而作为“文眼”的却是一个“雨”字。这不仅因为有关雨的描述贯穿全文，构成作品的基本线索；更重要的是作家对这个“雨”字，做了既别开生面又画龙点睛地开发与诠释：“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沥淅沥淅沥，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翻开一部《辞源》或《辞海》，金木水火土，各成世界，而一入‘雨’部，古神州的天颜千变万化，便悉在望中，美丽的霜雪云霞，骇人的雷电霹雹，展露的无非是神的好脾气与坏脾气，气象台百读不厌门外汉百思不解的百科全书。”如此这般的字中有画，是仓颉的灵感，也是汉语的优长。而以“雨”字作文眼，不仅使通篇作品更具中国气韵和情调，同时也为作家的乡愁注入了更深沉和更充分的内涵。董桥说：“乡愁是对精致文化传统的留恋。”《冷雨》正好为此提供了注脚。

    同时，就整个文本构建和艺术表达而言，《冷雨》同样闪烁着传统中国文学的风采与魅力。在叙事行文上，余光中于惯常的清辞丽句之间不时信手插进对文学经典的征引、化用与变奏，如借来蒋捷《虞美人·听雨》的排比句式，凸显人在少年、中年和晚年听雨的不同感受；采撷王禹偁《黄州新建小竹楼记》竹屋特有的音响效果，强化台北听雨的家国色彩；改造和升华戴望舒《雨巷》的诗意，将其扩展为氤氲全篇的主题韵味和主体情调……所有这些不落言筌、尽弃雕琢的古为今用或推陈出新，无形中密切了《冷雨》与中国文学前生今世的血缘。在谋篇布局上，作家下笔看似纷纷乱乱，信马由缰，实际上仍恪守了中国文论所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刘勰《文心雕龙·附会》）的圭臬。从起笔讲述“惊蛰一过，春寒加剧”，到终篇写道“前尘隔海，古屋不再”，其间含括了若干回环往复，升沉跌宕，曲径通幽，但始终有脉络，有章法，有呼应，直至呈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中国文章之道与文学之美。

    至于精粹复精彩的语言修辞，更是《冷雨》的一大亮点。在这篇作品中，汉语的比喻、夸张、通感等修辞方式，均有恰当而新颖的运用。记得余光中的朋友同时也是余光中研究者的黄维樑教授曾把《冷雨》比作“一阙奏鸣曲甚或交响曲”，应当说并非溢美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