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研究》：观念的交锋与史实的还原

    武则天作为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罕见的女性皇帝，从古至今一直倍受史学研究者的关注。近年来，唐史学界对于与武则天相关的各个问题，如出生地、入宫、立后、临朝称制、用人政策、文化政策、宗教政策等，展开了全面的研究，并渐渐脱离了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褒贬的传统史学范畴，以新的史学观念和方法，深入到对具体问题的细致探讨之中。孟宪实教授的新著《武则天研究》积二十余年之功，在批判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精研、发覆，形成系统性专著，是一部兼具功力与识见的学术佳作。

    本书分为二十一章，大致以时间为线，梳理了武则天自出生至归葬的数个重要节点，并设有武则天时期的舆论营造、祥瑞问题、“内宠”问题、武承嗣事迹、武周政权短命问题、武则天著述等专题章节。导论“传统史学、新史学和公共史学的‘三国鼎立’”中明确了作者贯穿全书的主张，即欲与“传统史学”交锋，还原历史真相。

    如何运用传统史料，是进入古代史研究必须思考的问题。本书的学术创新源于作者对传世文献不尽信的批判态度与敏锐独到的史学眼光，识别传统史书暗含的道德立场，对比不同时期史籍对同一事件的书写差异，以及辨认“后武则天时代”对当时记录的修删，尽力摈除对武则天的妖魔化叙述，最为本书观点不蹈循前人的新颖之处。

    “女祸”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传统史书的书写，武则天不仅被妖魔化成心狠手辣、野心勃勃的篡唐者，与她相关的人物、事件也在暗含褒贬的春秋笔法下彼此牵连。例如，针对武则天为什么能称帝这一问题，本书不赞同传统史书对武则天步步为营的生动阐述，而把称帝看作是完全偶然的事件，认为，既不能将武则天、高宗视为对立的政治势力，言之凿凿地称高宗时期存在一个武后集团，如将武则天捏造为李义府的政治靠山，将“分宰相之权”的北门学士视为武则天权力发展史中的重要关节；亦不能因不满武则天改唐为周，而创造出“永徽政治”的概念，以贬斥高宗显庆以后的政治，将支持废王立武的大臣们都判为李唐的罪人。

    对比传统史料间的书写差异，是可以尽量摒除后世史家加工创造的研究方法。以《新唐书》《通鉴》为代表的后起史书为全面塑造武则天的负面形象，在涉及武则天私德的表述上，往往采信对武则天不利的说法，将立场隐于看似客观的叙述当中。书中最精彩的论述当属第八章“小公主之死”，作者比较《唐会要》《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四书的记载，发现武则天为争宠而扼杀亲生公主一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史书的表述竟越来越笃信，个中细节也愈加丰富，体现出记录由简至繁的异常变迁；最后以骆宾王《讨武曌檄》攻击武则天“弑君鸩母”却独不言她杀死亲生公主一事，澄清了史书对武则天的妖魔化，即武则天既不是公主之死的杀手，也不该为王皇后被废负责。又如第十二章“武则天的太后称制”比较两《唐书》所书，指出武则天鸩杀太子弘是《新唐书》才出现的说法，但事实上，太子弘死于疾病，太子一直存在的健康问题才是高宗不提前让太子接班，而计划周密地令天后摄政的原因。

    传统史料间的对比还存于纵向。传世文献所记载的天命论占卜性内容对于绝大多数现代读者来说是十分陌生的，一般仅会基于现代科学常识将其判断为伪，而不会深入思考造伪的根据及理由。而官员奏章所引历朝故事，受限于断代治史的学力，一般也难以细致追究。本书则通过类似事件的纵向对比，发掘出客观叙述背后的真相，见出批判性思考及对古代史的整体把控。第三章“李君羡案件”认为李君羡事件共经过了三度解释，再度解释一环中，李家将李君羡之死解释为武则天天命暴露，依据的是白昼出现太白星的异常天象，本章表列了唐初所有“太白经天昼见”的占辞，发现用太白星昼见来预示女主出现的概率极低，李家却故意忽视了星占的时间预期，并将小概率事件当成唯一解释来申述，以迎合当时的政治动向，由此，造伪的步骤得以理清。第二十章“归葬乾陵”引用了严善思反对武则天驾崩后与高宗合葬的上疏，上疏中提到皇帝与皇后“合葬非古”，但作者回溯了汉及魏晋南北朝合葬的历史传统，发现在这两个时期合葬都是普遍的，严善思的观点并没有历史根据，从而引出要从中宗时期的历史背景来分析的主张。

    而针对武则天相关史料的缺乏，本书指出，武则天的资料或经过了系统的删削，或是在“政治正确”的促使下被学者有意识地放弃。如何从既有的文献中识别出被删除的资料，以及删除导致的另一种蒙蔽，可参见第十六章“武则天时期的祥瑞”。该章辨析了《通鉴》所载武则天在“好祥瑞”一事上的种种闹剧的真伪，指出那些揭露武则天伪造神迹、演出失败的证据都是“后武则天时代”形成的，武则天时期的祥瑞数据被批判她的时代通过修史的方式删除，影响了后世的历史记忆。

    除去传世文献，《武则天研究》还充分利用了出土墓志与石刻材料。本书长篇引用、解析了近年出土的《李恪墓志》《上官婉儿墓志》与《武承嗣墓志》，结合传世文献，辨明了相关人物及政治事件。对石刻史料的利用，最令人称妙的是第十章“高宗、武则天并称‘二圣’之说”中对龙门石窟造像题记的检索，发现在唐高宗时期提及“国家领导人”的，没有一例把皇帝、皇后并称为“二圣”，书于明处、需充分保证“政治正确”的石刻与朝臣上奏亦不见“二圣”称谓，证明了“二圣”的称呼只限于宫中。史书为证明武则天的擅权，变本加厉地将“二圣”称呼改写成天下人所共知的事实，有违历史的真实。

    对于某一历史事件、历史时段、历史人物的综合性专著，需有贯穿始终的研究方法。近现代有关武则天的宏观研究，有地域倾向与阶层论两个焦点，后者在今日学界影响已然式微，而前者以陈寅恪先生为代表，将武周时期视为关陇统治集团破坏之始，至今仍占据着唐史研究的一席之地。本书作者以为地域集团论与阶层论的方法皆有求之过深的嫌疑，不能完全概括武则天及武周政治。他承认关陇集团的概念是个天才的史学发明，并在附论“关于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一文中对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作出了总的回应。本书采用的乃是政治斗争的分析方法，与地域集团论相比，更贴合现实社会里人的行为选择。如第十五章“武则天称帝”，先回顾了从性别史视角、阶级集团视角、制度史视角出发的种种既有研究，再指出武则天称帝是政治事件，观察视角也应放在政治上，官场唯强是从的功利主义下武则天废中宗、平扬州、杀裴炎，利用酷吏打压反对力量，加之武周本身的老年政治与继承人问题，才是武则天得以称帝的主要原因。

    此外，针对一些看似与政治无涉的事件，本书也从政治的观察视角出发，创造性地对其进行政治化的解读。在谈到武则天后期内宠张易之、张昌宗二兄弟时，作者跳出了传统史学对武则天荒淫以及“二张”干政的评价。一方面，认为武则天内宠问题远不该停留在男女维度，而需看到女皇欲突破武周“老人政治”的局限，通过内宠制造自己的健康神话，以保证对权力的控制。另一方面，“二张”非是独立的政治势力，而是武则天在体力不支的特殊时期的传话人，但这两个代理人所代表的最高权力的不稳定性，成为了神龙政变的导火索。又如末章的“武则天著述考”，在承认以武则天名义编纂的书籍其实是成于众手的集体成果外，还提出了武则天著书的政治意义，一为武则天通过编书达到了学习的目的，裨益于她治国理政能力的提升，二为如《新唐书·艺文志》般指出书籍的实际编纂人的行为，不符合帝后著述著录的常例，是后来史家对武则天著作权的剥夺。

    作为武则天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该书还回顾了武则天研究领域众说纷纭的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思考。例如武则天的出生地与故乡在何处，武则天称帝主要依靠什么样的舆论，乾陵为什么要立无字碑等等，这些被学界讨论多年的命题，作者能给出合理有据且与本书思想一致的独到解答，是难能可贵的。譬如武则天是如何为称帝营造舆论的，近年来学界多关注她对佛教的利用，本书十四章“武则天的舆论营造”指出，武则天制造舆论依托的主要还是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佛教是枝节而非主体，其作用不可估计过高，武则天利用“圣母”、母亲的角色跳出了男尊女卑的系统，克服了女身称帝的道德障碍。对乾陵无字碑的解释依旧延续了儒家孝道的思路，本书“归葬乾陵”章将无字碑视为唐中宗对母亲武则天评价困难的表现，以及中宗、睿宗朝廷无法摆脱过渡性质的缩影。把无字碑置于长时段的政治环境中讨论，显然比单独考述无字碑本身更具说服力。

    总之，女皇的特殊身份令与武则天相关的史学问题同时受到学者与大众的青睐。回溯近百年来的武则天研究，虽已渐渐走出评述武则天是非功过及历史地位的传统史学以及史学为政治服务的范畴，但稍后兴起的对具体问题或专题性质的相关研究，仍呈现出发展不平衡、在细节问题上反复纠缠、忽视政治事件、研究不够深入的特点，高水平的整体性论著寥寥。加之陈寅恪史学在唐史学界的巨大影响力，直至今日，武则天的相关研究仍摆脱不了关陇集团的影子，从政治史视角切入来分析武则天及武周时代的研究不足。大众史学亦尤其偏爱传奇的女皇故事，影视作品基本是正史与野史的杂糅，因过于娱乐化而产生媚俗倾向，甚至反过来影响了严肃的学术研究。孟宪实教授的《武则天研究》一书能在经典的史学问题上走出藩篱，提出诸多创见，独辟政治事件的研究思路，实为相关学术领域吹入了一股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