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瑜谈枕边书

    能否谈谈您童年时的读书？

    王春瑜：我识字时正值抗战军兴，又处在穷乡僻壤，能够从乡邻处偶尔借到一本小人书、旧小说开心得不得了。1948年我读小学五年级，同学张达广借给我两册70回本的《水浒》，我连夜读，母亲劝我睡觉我也不理，灯油耗尽才肯睡。今天书店里的《水浒》随处可见，对多数少年来说想买也唾手可得，可在当时，既无处买，也没钱买，至今我对当时读《水浒》的那个夜晚记忆犹新，那么幸福、陶醉！

    在复旦大学读书时，您的老师会指定必读书目吗？王春瑜：我的老师陈守实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当时国学门的导师是史学大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著名学者。守实先生对梁启超十分崇敬，他把梁氏所辑明遗民、海外孤忠朱舜水联语“气恒夺而不靡，志恒苦而不弛”当作座右铭，潜心史学，刻苦钻研，从博览清初人文集入手，钩隐抉微，写成《明史稿考证》，考辨了《明史稿》的来龙去脉，以大量确凿的证据，证明此书是万斯同的心血之作。梁启超仔细审读了这篇文章后，给子高度评价。在清华学习期间，陈先生与梁启超结下深厚的师生情谊。

    我在1955年考进复旦大学历史系后不久，就知道无论是校领导，还是系内著名学者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王造时、耿淡如等先生，都叫他守老。这绝不是仅因其年长。他是梁启超的高足，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二代史学家；在梁氏弟子中，他是唯一从30年代就钻研马列著作、精读《资本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在复旦开马列主义基础课的教授。这一切都构成了德高望重四个大字，守老既是尊称，也是爱称。60年代初，我当他的研究生，学习明清史，也跟着大伙叫他守老。每次登门，老人家总是从老花镜里瞅我一眼，微笑着，用常州官话说：“噢，你来啦？”我看到他把《资本论》都翻烂了，我只看了十九章。在读书上，他会给我开书目，研究明史，要求我们读明朝文集五百种，我至少读了四百种。

    您如何评价陈守实先生？

    王春瑜：守老一生刚正不阿，是位真正的学者。他把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一次，守老正在课堂上讲授“中国土地关系史”，有位同学公然站起来指责他，歪曲了马克思的地租论，还有人随声附和。守老的气愤可想而知。在下一堂课上，守老一开始就摘下头上的帽子，义正词严地说：“有人给我戴了一顶歪曲马克思的帽子，我要把他摘掉！”接着，他再次详细讲授《资本论》第十七章，并写了大量板书，无知发难者哑口无言。事实上，他最讨厌谩骂式的所谓学术批评。在一次全系大会上，他批评某教授的一本旧著时说：“你的书光是骂。骂有什么用？倘若你要骂我，我躺在地上让你骂好了。”语虽尖刻，他的学风、品格，也就可见一斑。他的临终遗言，就是把藏书捐给复旦大学图书馆。

    守老是位严师。当研究生时，有家杂志向我约稿，我非常认真地写了一篇《论元末农民战争与宗教》的论文，自感质量不错。但送呈守老审阅后，他的批语，立刻使我倒抽三口凉气：“宗教问题最好不要谈，要谈自己先要弄个明白。”但是，他认为确实好的文章，也会充分肯定。我们的毕业论文要写八个月，我写完后守老说：“有新意。中权颇结实，大胜时下一般论客。”为此，我兴奋得差点睡不着觉。

    您的藏书如何？ 对于藏书，您是怎样的观点？

    王春瑜：明中叶关西文人胡侍指出：“关中非无积书之家，往往束置庋阁以饱蠹鱼，既不触目，又不假人，至有界之灶下以代薪蒸者。余每自恨不及蠹鱼也。”（《墅谈》）痛心疾首，令人扼腕。而有的学者之藏书诗，读来更使人感慨不已。“读书藏书，守之弗失。三千部居，不许借出。”这是嘉庆丙辰元年（1796）钤于崇祯版《音学五书》封里的朱色印文，不失为小诗，虽说“不许借出”，未免自私太甚，但藏书者对书之宝爱，不难想见。清人钱谦益愿意将全部书籍白送给愿意读书的朋友，发挥书的应有作用，难能可贵，堪称是大彻大悟。前辈史学大师梁启超、顾颉刚、谢国桢等，临终前漫揾藏书泪，将书献国家，裨读者，值得我们缅怀并效法。所以我将八千余册藏书赠给了老家。

    您常读的书有哪些？

    王春瑜：我最喜欢的是明朝人文集，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本书不断在重印。

    您的历史研究也很注重关注现实，学术研究之余写了大量针砭时弊的杂文。

    王春瑜：我主张文史结合，今古一线牵，不是新的史学方法，太史公的“通古今之变”，可以说在逻辑上已经包含了今古一线牵的命题。读过《史记》及《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的人都能感受到，如果不是对今古两头都有深刻的理解，特别是在蚕室中遭受奇耻大辱，他不可能写出那样有血有肉、传诵千秋的史学巨著。一部中国史学发展史足以证明，一个对社会现实冷漠、稀里糊涂的人是不可能理清楚古代历史纷繁的脉络的。古人司马光等不必说，近代的史学大师梁启超、郭沫若等，在史学实践中熔古今于一炉的辉煌业绩更是尽人皆知。我是史学家，也是杂文家，这也是受梁启超的影响。梁启超主张文史结合。我陆陆续续写的《烧书考》《吹牛考》《语录考》等文章，社会反响是好的，当然，只不过是读史札记或历史杂文，对史料的搜集、诠释远非尽善尽美，重要的是写出了我的心里话，写出了今人迫切想了解古代有关此类问题的知识，就此而论，我觉得没有在史学界白活，没有对不起中国古代史这个饭碗。

    研究史学多年，有什么最得意的事情？

    王春瑜：《顾炎武北上抗清说考辨》，1979年发表在《中国史研究》上。1657年（顺治十四年，足年顾炎武四十五岁）后的一段时期，是顾炎武一生政治活动、学术活动的重要时期。从这一年起，他过江北上，此后二十五年的漫长岁月，都是在北方度过的。顾炎武为什么要到北方去？ 他在北方二十五年的后半生中，究竟干了什么，我写了1.2万字，影响很大，被很多杂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