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呼与争议：泰戈尔的新马之旅

    印度著名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自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不久，就开始了他的全球访问之旅。1924年4月至5月，泰戈尔的中国之行成为中国文化界的一件盛事，全国上下兴起一股“泰戈尔热”。时至今日，国内学术界对于泰戈尔与中国关系的研究愈加深入，且创获颇多。相较而言，泰戈尔1927年7月20日至8月16日在新加坡和马来亚的访问却鲜有关注。关于这次新马之旅的文献史料，国内学术界知之甚少，200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泰戈尔全集》亦未收录泰氏在新马的演讲稿。所幸的是，新加坡的中英文报章全程报道了泰戈尔的这次访问，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图文史料，可以帮助我们还原泰戈尔新马之旅的全过程，以其时的历史语境为出发点，我们也得以剖析他在访问期间的演说观点以及政治争议。

    高规格：新马各界热烈欢迎泰戈尔的盛况

    早在1924年4月初，泰戈尔搭乘邮船访华时即路过马来半岛，但因停留时间过短，未能下船参加新马民众的欢迎仪式。当时华文报载，泰戈尔打算返程时在新加坡逗留一周。后因健康问题，仍未遂愿。因此，三年后的旧地重游可以视为泰戈尔弥补前次遗憾的一种履约行为。

    作为主要接待方的新加坡和吉隆坡，早在1927年5月中旬就成立了不同层级的接待筹委会，邀请各界知名人士担当干事员，专门商议泰戈尔来访的接待事宜。如新加坡成立了由工部局局长花里（Roland John Farrer）担任主席的接待委员会，起草欢迎泰戈尔来访的邀请函，议决各籍人士均得加入该会，其目的务使本坡全体人民，于博士来叻时，均可得到利益。在泰戈尔来访之前或到访初期，新马各大报纸，尤其是中英文报纸，都纷纷刊载各筹委会的接待安排以及泰戈尔来访的暂定行程。

    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华文报纸在泰戈尔到访之前，除了报道欢迎泰戈尔筹备会的活动以外，还连载了一系列有关泰戈尔家族历史、诗歌创作的报道，如《叻报》副刊自7月14日开始连载的十篇《太戈尔氏的家乘》，《南洋商报》7月2日至8日连载的六篇《圣太戈尔的诗歌哲学鸟瞰》等，便于读者提前对到访的贵客有较为全面的了解。相较之下，新马地区的英文报纸，如《海峡时报》（The Strait Times）、《马来亚论坛报》（The Malaya Tribune）和《自由西报》（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等，则更加注重泰戈尔到访后行程安排的报道，对于泰戈尔本人及其文学创作并没有详尽地介绍。不过，对于泰戈尔在1921年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Visva Bharati University），这些英文报纸则有专门报道，且侧重于其办学目标、理念和东方研究的介绍。另外，这所国际大学的教务处长威廉斯（Ariam Williams）教授亦担任泰戈尔此次访问的秘书，并充当发言人之角色。他已先行到达马来亚，为泰戈尔的到访做相关准备工作。可见，英文报纸所关注的这所国际大学，应该与泰戈尔此次访问的目的息息相关。

    到访时间两次更动之后，泰戈尔终于在1927年7月20日清晨抵达新加坡。新加坡工部局局长、总督官和欢迎筹备会主席等政府官员和知名人士到码头迎接，印度人协会会长向泰戈尔敬献花环，“印度人妇女到者奏乐唱歌欢迎”。接着，泰戈尔一行“乘车前赴督署，将受总督及夫人款待”（《南洋商报》）。7月26日，在欢送泰戈尔离开新加坡的宴会上，为之饯行者除工部局局长及泰氏好友拿孟则（M.A. Namazie）外，尚有德国、美国和法国的领事及其夫人作陪，欢送规格亦可谓高矣。是日下午，泰戈尔即登政府快艇赶赴马六甲，欢迎筹备会各委员及其他人士俱到快艇上送别。在随后的行程中，泰戈尔每到一站皆受到高规格接待。如7月28日行至马来亚麻坡，欢迎者甚众，华、英、印、巫族诸人共六十余人，均属当地政、学、商界闻人。8月2日到达吉隆坡时，泰戈尔同样受到当地各族群民众的热烈欢迎。

    除了欢迎礼和欢送式两个重要场合之外，泰戈尔在每个城市驻留期间亦受到新马各个族群或社团组织的诚挚邀请，其中以华人团体和印人团体最为突出。泰戈尔抵达新加坡次日下午，当地华人各社团即在中华俱乐部举办欢迎会，时任厦门大学校长的林文庆博士亦在当天飞回新加坡莅临盛会。泰戈尔“忆及两年前赴中国游历，甚为欣悦。盘桓于华人中，颇见习惯”（《南洋商报》）。可见，泰戈尔的中国之行加深了他对于中华文化的认知，这份认知更多地是对另外一个古老国家文化的尊重与赞赏。因此，当泰戈尔把这份认知传递给新马地区的华人民众时，他们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就会被激发出来，相应地也会提升对泰戈尔的好感度。其后，华侨学界亦召开欢迎会，除了聆听泰戈尔发表演讲之外，还盛邀泰戈尔观赏当地职业戏班的粤剧演出。除了华人团体，印人印侨对于诗哲泰戈尔的到来更是欢欣鼓舞。他们在欢迎会上不仅敬献花环，还将欢迎词刊印于丝绸上、藏于宝器箱内呈送给泰戈尔。

    与新马各地高规格的接待礼仪相匹配，泰戈尔在新马的行程亦非常紧凑。就访问城市而言，他在短时间内游历了新加坡、马六甲、麻坡、吉隆坡、巴生、怡保、安顺、江沙、太平和槟城等多个地方；就致辞演说而言，泰戈尔在各种层级的欢迎招待会或集会上做简短致辞或长篇演说26场次；此外，他会见马来亚各地区的政府部门、教育机构或不同族群的社团组织超过20家，接受媒体专访4次。

    大视野：关注文化交流和人类团结的演讲

    泰戈尔在访问新马期间，发表了若干场非常重要的演讲和致辞。尽管每次出席的场合和参与民众的身份有所不同，但泰戈尔总是能够站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人类大团结的高度上发表他对于不同区域或群体在文化、哲学、宗教和教育等方面的见解。究其缘由，这一方面符合他作为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身份，同时也与其自身的学养、经历以及思想观念密切相关。《新国民日报》曾如此评论泰戈尔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太戈尔是以伟大的人格濡浸在印度精神里面，尽力地表现东方思想，同时却受了西方的基督教的精神的感力，于是印度文明之火炬，加了时代的油，照耀起来，便成就他的思想。”细析起来，泰戈尔的思想大视野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层次：

    其一，泰戈尔在多次演讲中重申印度文化和中华文化的重要性，并将之作为亚洲文化的代表。众所周知，泰戈尔所出生和成长的印度，同悠久的中华文明一样，被视为世界文明的摇篮。泰戈尔在不同场合都提及，世界各国对于他的喜爱，不仅仅源于他的个人成就，更重要的是出于对印度文明和文化的尊重与喜爱。与此同时，泰戈尔对于中华文化亦十分推崇，尤其在1924年访华之后体验更深。他在新马多个演讲场合皆有回顾之前的访华经历，如在新加坡华人各社团为其举办的欢迎会上，泰戈尔直言：“得与一伟大国民相会，殊为可喜。当到中国时，备受热忱欢迎，而自觉与中国人极为亲热，得以洞悉中国人心理。”（《总汇新报》）甚至他在中国时还有一个华文名，叫竺震旦。泰戈尔也屡次提及中国与印度在古时之交往。一方面，早期印度文化传至中国并产生深远之影响。另一方面，泰戈尔认为印度应参酌中国历史的研究成果，以补印度上古史研究之不足。也源于中印文化之关系，泰戈尔视中印文化为亚洲文化之代表，应共同承担起亚洲文化振兴之使命。他也积极倡导两国文化应加强交流，在马来亚怡保育才学校致辞时便提及：“希望将来印度人能说中国话，中国人能说印度话，彼此可以畅谈。”（《南洋商报》）这当然是泰戈尔的一种美好的愿望，同时也是对于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期许。实际上，泰戈尔在成名之后，一直在从事着这份伟大的工作。“余自觉余亦如亚洲历史伟大之创造者，以中印合作之精神而综合中印两国之文化。余又觉印度与中国之伟大，由余之理智工作而实现。……余之工作有如古人，乃努力于镕冶中印文化。”（《自由西报》）

    其二，泰戈尔多次强调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希冀通过教育实现人类团结的最高理念。泰戈尔认为不同民族或种族之间，难免会存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摩擦。一旦处理不当，则“如煤气之原子，当其互相攻击，则一飞而逝”。而唯有文化交流才能互识彼此，化解分歧。

    “如能将各种文化互相融合，使东西各地学子俱集印度，亚洲各地代表集合，以研究亚洲之内容，则更大之问题可得而解决焉。”（《南洋商报》）事实上，泰戈尔不仅具有沟通不同民族文化的宏愿，而且具有实现这一宏愿的具体实践。他在印度首都郊区创办的国际大学即基于上述理念。

    首先，国际大学提供世界各民族青年释放自由天性、接触天然境况的平台。泰戈尔认为：“吾人因自负自尊，知识有限，乃不能精审世界真相，及其理想之观念，欲得知觉之自由，吾人须自爱惜天然，而使各种力量团结。”“欲令青年离却市镇，并离却市镇之生活，使其与天然之景物接触，使彼等得真自由，可接近确实及美丽之世界，故令彼等赴距加尔各答一百英里之地，使彼等见一切天然境况。”泰戈尔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下，不同种族的学生可以深知人生之要务，并在思想交流的基础上“避免种族间之畛域，于此可见人类之自由矣”（《南洋商报》）。

    其次，国际大学是东西方不同种族文化交流的阵地。在那个著名的学府中，人们会看到有东方、欧洲和美国的教师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授课，真正为来自不同种族的师生营造一种和平的气氛，创造一种良好的互惠互利的伙伴关系。而这种和平的氛围和伙伴关系，在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马来亚社会更显重要，因此泰戈尔在受访时曾经表示，他这次马来亚之行的使命在于帮助营造一种团结协作的氛围，如果他能促使不同种族参与到他的大学建设上，那么他就会取得成功。在泰戈尔眼中，这个国际大学不仅是印度文化的中心，还是东方文化研究的温床，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交汇点。

    小插曲：泰戈尔政治言论所引发的争议

    当泰戈尔正在游历新马时，在中国境内的英文报纸《上海泰晤士报》（The Shanghai Times）1927年7月25日突然刊登了一份泰戈尔谴责英国政府派印度军队保护其在华利益的陈述书。主要内容摘载如下：“目下英国军队赴华与人道主义有背，英人在华逐鹿，以印人为工具，英人利用印人军队以实现其凶恶策略，致华人眼帘中，视印人如鬼祟。而印人处于极劣之地位，英国以武力取得中国之香港，以印人军队实行强占，试思印度内地目前之景况，皆不过一悲剧耳。吾人不过为人奴隶，耻辱极矣。吾人不过被用为工具，以供羁绊他种人民耳。现全世界人类方在战云满布中，呼喊之声起于西方，亚洲备军械于其武库中，而其目标必在欧洲人之心。英人建窠巢于太平洋之沿岸，所以备从事掠戒之监之用耳。”（《南洋商报》）

    这份引起争议的陈述书很快经由菲律宾马尼拉的报纸转载传播至新马地区。争议点不在于泰戈尔反对印度军队被充当侵略工具的态度，而是其发表的一系列不利于英国政府和军队的言论。于是在1927年8月2日，正当泰戈尔访问吉隆坡期间，英文报纸《马来亚论坛报》用两版篇幅予以述评，一版转载了泰戈尔在《上海泰晤士报》上陈述的内容要点，一版发表了对于泰戈尔相关政见的评析。此报章认为，泰戈尔这份陈述非常严重，太令人震惊了，不能置之不理，并认为泰戈尔必须说清楚是否表达过此类观点。8月4日，《马来邮报》记者在吉隆坡试图采访泰戈尔追问此事未果，对方随行人员答复“诗人不欲争论是事”，部分否认了报章上的某些陈述。随后，泰戈尔秘书威廉斯亲自到《马来邮报》馆，并报告其向《海峡时报》所致电报之内容，即泰戈尔否认有“亚洲备军械于其武库中，而其目标必在欧洲人之心”等语之陈述，之前博士在印度曾经发表过反对印军开赴中国的意见，完全被人误解，遂致反对者以此恶剧宣传妨碍其工作。（《海峡时报》）如此回应，新马中英文报纸并不满意。《南洋商报》转载了《马来邮报》对于此回应所发表的评论，呼吁在泰戈尔彻底澄清之前，政府高级官员不适合参与欢迎泰戈尔的相关活动。1927年8月5日，《海峡时报》刊登了《上海泰晤士报》上署名为泰戈尔的那篇引起争议的文章全文。同日早晨，泰戈尔接见了《马来邮报》记者，对报章的相关报道进行驳斥和澄清。最后，泰戈尔感叹道：“此事之全部完全不对，余并不论政治，不知马来西报编辑何以待余如是之不公。彼如此穿凿，实为谬误。”（《南洋商报》）这份完整全面的声明稿在其后的两天内，被新马各大中英文报纸转载，并得到了正面的评价，如新加坡《自由西报》评论道：“我们确信这一事件现在将被完全遗忘，公众对诗人使命的赞赏将继续有增无减。”

    正如泰戈尔所言，他并不喜谈论政治。作家谢金德拉那特·森曾将泰戈尔作品中所涉之政治、社会和宗教等理论辑成《泰戈尔的政治哲学》一书，后来泰戈尔对此书发表评论时曾提及他对于时政的看法，尤其是英国和印度的关系问题：“英国人已经在印军中牢牢地站住了脚跟，但是我们同他们的关系是机械的，不是人性的。他们同这个国家的关系是利害关系，利用的关系，而不是亲密的关系。”（《泰戈尔全集》第24卷）换言之，在泰戈尔看来，印度军队只是被英国政府利用的工具。由此观点看来，泰戈尔反对英国人派印军进驻中国应该符合其一贯的政治思想。但是，在《泰戈尔全集》中，我们并没有发现如《上海泰晤士报》所言亚洲人攻打欧洲人的极端言论，因此，泰戈尔的澄清是具有说服力的。

    总体而言，这一事件只能算是泰戈尔新马之行中的一个小插曲，倒是新马媒体及一般民众对此事的不同反应值得深入推究。在1927年8月2日至8月13日这段时间，新马地区重要的英文报纸陆续登载了数十篇泰戈尔政见的进展和评论文章。这些报刊的态度起初是惊讶与尴尬，因为泰戈尔的那些言论如果属实的话，毫无疑问会激起马来亚西欧裔同胞，以及那些忠于殖民地宗主国——英国的马来亚民众的不满。但是，作为东方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泰戈尔当时正在新马地区接受上至总督、下至普通民众的热烈欢迎，此次事件的爆发使得政府官员和社会大众对于泰戈尔的态度就显得非常尴尬。于是，以英文报纸为首的社会舆论强烈敦促泰戈尔发声，说明事情的真相。从报章的言语措辞来看，他们还是认为泰戈尔不会说出那种言论。不过，泰戈尔一方对于此事不够重视，回应迟缓，起初也只是部分否定，这便激起了各大英文报社和读者的愤怒。最终，泰戈尔亲自上阵还原事实和驳斥谣言，才使得此次事件渐趋平息。相较之下，华文报纸仅有三篇报道，且报道内容完全转引自当地的英文报章，也没有来自华文报社对于此事的评论。华文报如此的淡化处理与英文报的穷追猛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究其根本原因，还是与新马不同族群的身份认同密切相关。

    二战前，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和五个马来属邦皆为英属马来亚，即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经过数十年至上百年的殖民统治，马来亚各地民众尽管种族不同，但对于宗主国——英国皆有很高程度的身份认同，尤其是那群受过英文教育的知识精英。因此，当《上海泰晤士报》登载不利于英国的言论传至新马地区时，当地的英文报纸很快就有反应。甚至有个别英文媒体不理解泰戈尔反对的理由：“很难理解，任何英国子民如何有理由去抱怨印度——即英国——军队被派去保护包括印度子民在内的英国人的生命。”（《马来亚星期六邮报》）这段话的潜台词有两层含义：其一，当时印度也属于英国的殖民地，身为印度人的泰戈尔自然也应该是大英帝国的子民，同理，印度军队就等同于英国军队；其二，英国派印度军队进驻中国是为了保护印度和英国的子民的安全，试图将外国军队进驻中国合法化。实际上真实的情况是，1927年初，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收回。为了防止上海租界出现类似的情况，英国政府派了一万六千多名士兵（其中有不少印度人）抵达上海，并在愚园路兵营设英军上海司令部。此种等同于侵略中国疆土的行径在新马的华人族群看起来，就有点左支右绌，难以明确表态。一边，英国是所生存地区的宗主国；另一边，中国是他们的祖国。这次华文报纸对于泰戈尔政见风波报道的淡化处理，亦可看出新马地区的华人族群在身份认同方面的窘境。

    泰戈尔此次的新马之行，虽然有段不和谐的小插曲，但总体而言收获满满。从理念宣扬的角度来讲，他通过多次的演讲机会，向新马民众传达了他在人类团结、东西文化交流以及儿童教育等领域的思想，可以说在这次旅行中，他是亚洲文明和世界和平的积极传播者；从务实的角度来讲，他用先进的教育理念为自己创办的国际大学募集了数万元资金。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马民众对于泰戈尔的敬重与支持。

    泰戈尔的这次新马之行国内学术界了解甚少，上述资料与分析可视为泰戈尔研究的一个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