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人如何看待佛教

    何复平（Mark Halperin)《宋代文人的精神生活（960-1279）》（Out of Cloister:Literati Perspec⁃tives on Buddhism in Sung Chi⁃na,960-1279,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7)收入著名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出版了。这部书基于宋代“寺院碑记”，分析了唐宋之际文人的佛教观出现了哪些变化，考察宋代知识精英对佛教的态度，由此呈现了佛教在宋人精神生活中的真实情形。

    作者认为，佛教在宋代并没有被宋代理学边缘化，而是融入到了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他们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孩提时代，他们就开始接触佛教，会经常听到亲人们在唱诵佛经，或者是和父母一起去寺院烧香。在求学阶段，他们可能会在一个佛寺里准备科举考试，在远赴他乡参加科举考试期间可能会寄宿在佛寺里，并向僧人卜问前程。有时候，科举考试也会被安排在寺院进行。当他们到地方上任，作为地方官，他们需要向寺庙征税，并要维持寺院及其周边的秩序，有些情况下，他们可能还要为寺院选任新的住持。在桥路建设或是赈灾扶贫的工作中，他们也可能要求助于寺院。在他们的家庭生活中，僧人扮演着重要角色，比如丧葬事宜就离不开僧人的帮助。对于那些被贬或退休的官员，佛寺也是一个颇为重要的地方，如黄庭坚等人和僧人交游就颇为频密。

    依据佛教和世俗社会中不同群体或阶层的关系，可以划分出皇室佛教、民众佛教、士大夫佛教等不同类型。同皇室佛教利用佛教维护统治秩序，民众基于功德福报考虑而信仰佛教不同的是，士人对佛教的态度是具有一定超越性的，“即超越自身利益而关心天下福祉，进而关注真理本身”（本书“译后记”）。这使得宋代文人的佛教观，并不能与佛教信仰等量齐观。他们对佛教的态度，表现了士人阶层对“天下”“苍生”和世俗社会的看法，表达了某种社会理想、政治抱负。

    从文人的精神生活与社会生活的互动角度来看，佛教是“融入”宋代文人生活之中的。但这种融入，又是有边界的。例如，以苏轼为代表的护教文人（本书第二章），一方面反对禅宗中摈弃“方便”的激进观念，讲求在真谛和俗谛之间寻求平衡，另一方面又非常关注社会秩序的稳定，不关注教义而更关注佛教与世俗联结的地方。宋代的护教之论关注的是儒佛相通性的问题，是对真理本身的探究，形上，但不“出世”。

    仿韩愈《谏迎佛骨表》上奏排佛的王禹偁（本书第三章），其排佛情绪同样不能与宗教信仰划上等号。他本人为佛教寺院写下的多篇碑记作品，恰恰是在揭示佛教的世俗教化作用。其前辈韩愈之所以秉持强烈的反佛态度，更多地是因为安禄山叛乱破坏了国家的稳定和政府的财政，认为中国大地上星罗棋布的寺院、日益增多的僧众，大大耗费了国家的资源。韩愈从稳定社会秩序角度提出的崇儒抑佛，考虑更多的还是世俗社会的利益。（李天石认为，韩愈被贬，《谏迎佛骨表》的反佛立场只是诱因，真正原因是他对皇帝权威的质疑。见李天石：《中国中古社会经济史论稿》，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宋代士人对佛教的非议主要是从文化衰落、财政依附角度展开的（本书第四章），他们将寺院碑记作为针砭时弊的平台，反对朝廷对佛教活动给予过多的关注和支持（如苏舜钦《东京宝相禅院新建大悲殿记》、曾巩《鹅湖院佛殿记》）。当然，宋代文人对佛教的非议还包括批评那些不能践行自身责任的僧人，在他们看来，僧人们和尘世中的俗人（特别是文人）一样，也是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腐化的世界中。但即使反佛情绪激烈者，与寺院、僧人的联系同样没有中断过。比如欧阳修，他力倡传统礼仪，为此曾耗费大量时间去建立家族的祠堂，还延请道士以作照料（刘子健（James T.C.Liu）：《欧阳修：十一世纪的新儒家》 （Ouyang Hsiu:An Eleventh Century Neo Confucianist），第165页），但在他去世之后，他的后人还是成为了虔诚的佛教徒（同上书，第170页）。

    宋代文人的寺院记忆同他们的文人身份并不矛盾。“在某种程度上讲，文人的感受反映了佛寺如何发挥了学校、图书馆、驿站和守墓人的共同功能的。因此，无论士大夫是否喜爱佛教，寺院都和他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本书第五章）文人与寺院的关系，折射出佛教与传统儒学的结合。文人们能够以一种更虔诚的眼光对待佛教，以一种专注的态度来学习佛经。这是佛教“融入”宋代文人生活的一个例子，但这种“融入”，不是水乳交融，而是泾渭分明。从这意义上说，宋代文人的佛教观，是从教义之外、信仰与世俗社会的联系角度去看待佛教，是超脱的视角，或者可以说：佛教不是融入了宋代文人，而是游离于宋代文人信仰体系之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