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宪明：文学是一场自我挑战的高级游戏

    “北平和平解放，九路特务2万多人留在这里……”《第一个十月》（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开篇扣人心弦。这是一个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际的反特故事。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6月15日，聚集了共产党优秀代表和各民主党派精英的新政协筹备会议在北平亚洲饭店召开，共商民族前途和国家大事。人民共和国开国在即，败退的国民党集团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向北平派出了大量特务，对共和国的诞生形成了重大威胁。我政治保卫处侦察员与中外敌特斗智斗勇，终于侦破数起企图在开国大典之际实施投毒爆炸的重大案件，保证了开国大典的顺利进行。

    “人类长着三只眼睛。两只眼睛看前方，看着生活，看着黑暗与光明。另一只眼睛长在我们的后脑勺上。它是往后看的。我们的经历，我们的过往，我们世世代代的祖先走过的苍茫路径。”孟宪明说，后面的眼睛看到的，大多和我们的灵魂有关。《第一个十月》是一部向后看的书，是一部展现灵魂的书，是一部提醒幸福的好读的书。

    中华读书报：您为什么会想到创作这样一部题材作品？

    孟宪明：2016年秋天，在北京与朋友们的聚会中说到老北京，说到共和国成立时的一些故事，是朋友们的鼓励激起了我创作的热情。这场创作，把我对父辈的记忆全部复活了。上世纪的80年代，我采访了一个老领导，她曾在共和国成立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代表全国的妇女讲话。她告诉我，建国之初，北京城里的市民，男女青年一上街就扭秧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写这样一本书，我在无意识状态下做了几十年的准备。作品写得很顺，半年多就写出了一稿。我喜欢放稿子，就像在乡下的老家蒸馒头，面和好了总要放一放，叫“醒醒”或者“赏赏”，然后才能上锅蒸馍。这一放就是四年。2020年初春，我开始了修改，一遍一遍地改，很放松，很有幸福感。

    中华读书报：《第一个十月》按照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模式，在结构设定上您是怎么考虑的？

    孟宪明：这个作品是讲故事的。章回体适合讲故事。我想试一试章回体小说，体验一下中国传统文学的美感。章回虽然是个老形式，但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新形式。一写就发现了章回体小说的特点：把故事坦露在读者面前。它不像西方的小说，努力地把故事隐藏起来。譬如第一回，“天安门金笔被窃 北平市特务现形”。明白了内容为什么还要看，这就要求故事讲述的高级，有传奇性。九曲回肠，险象环生，出人意料。章回体是对作家故事才能的一个挑战。这适合我对文学的追求。我不想重复我以前的作品形式。

    中华读书报：作品采用全知视角，对敌我双方的活动都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学者韩宇宏认为这部叙写73年前“老旧故事”的小说，采用的又是“老旧”手法，有相当的难度。

    孟宪明：我们生活在一个传奇的世界里，每一个时刻都是传奇。因为传奇无处不在，所以传奇就变成了庸常。文学的作用就是唤醒人生的传奇感和深藏在传奇感中的人间真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传奇。她开启了几千年中国历史第一次由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先河。

    这部小说80多万字，我是从一支钢笔开始的。吴邑处长到天安门检查工作，兜里的钢笔被小偷偷走了，正是因为这支钢笔，把北平城里的几路特务全部找到。相比于北平城里的150多万居民，二三十万大军和近3万个特务，这支钢笔真的微不足道。正是这支钢笔，让北平特殊的社会现状得以展现。警察是世袭的，小偷也是世袭的；警察的世袭是真世袭，小偷的世袭是“拟”世袭。这看起来都有些传奇。故事不分老旧，情感没有古今。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永远是人基本的情感。问题只在，你的小说是不是写得好。

    中华读书报：作品围绕保卫人员侦破国民党“五路特务”破坏开国大典的罪行展开，悬念迭出，引人入胜。

    孟宪明：这些故事都是有其历史依据的，不能乱说。像大特务“云中飞”曾经三进中南海，中情局特务马斯利策划炮击天安门，“袭扰队”枪击北平市长的座驾……还有大量的历史时间的节点，这都是真实的。但故事的曲折、人物的悲欢、细节的准确，这些都是作家才情的独特表现。

    中华读书报：评论家邱华栋注意到，您在小说中埋藏了36个谜语。每一回都借书中人物吴邑之手，编撰一则谜语，这则谜语与侦查破案相关，有机融入故事情节之中；同时谜语又作为每一回的卷首语出现，让读者在猜谜的时候读书，在读书的时候猜谜，把读者“代入”到了图书描述的场景之中——您特别注意写作技巧的运用？

    孟宪明：为了塑造人物，也为了小说的文体创新和阅读快感，我在小说的三十六章中设置了三十六则谜语。三十六则谜语既体现人物性格，也指引案情和故事的发展方向。既有娱乐性，又有实用性。破案在很大程度上像猜谜，谜面和谜底并不是一回事。但它们却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我让主人公用“形而上”的谜语为“形而下”的行动作了一个脉络上的引领。这不是故弄玄虚，因为设谜的人曾经是一个中学老师，他深知文化的重要，在战斗间隙，在行军路上，他抓紧一切时间教他的战士学认字、学文化。这几乎成了他多年的习惯。

    中华读书报：除小说家的身份外，您还是编剧、儿童文学作家和民俗学家。这些身份对您的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孟宪明：这些身份，准确说是才能，都对我有着深刻的价值和意义。文学是综合艺术。小说家的细腻敏感、剧作家的结构意识、儿童文学的天真与想象，民俗学者对于民俗事项的熟悉、追寻以及学问意识，这些都对写作产生影响。文学是人学。民俗是文学的基本内容。我在小说中写了几千年中国很高级的饮食文化；写了天安门城楼硕大壮美的红灯如何制作和张挂；写了共和国成立时的第一面国旗如何绣制并由此引出的惊天大案。我也写了老北京下层人的生活，坐狗的、拉车的、送老衣的带子、梅红色的果签……这些，其实都是为了写好人物。

    中华读书报：的确，作品具有流行的谍战元素，人物塑造别开生面，无论政治保卫处吴邑、罗山、梅东岭、鲁战凯、于兵、孙觅等正面人物形象，还是反面人物形象，都栩栩如生。

    孟宪明：文学说到底是表现人的。在这部作品里，我紧紧地盯着人。虽然我用大量的笔墨写了故事的曲折，但我知道，这只是表现人物内心与情感的一种手段。我有这样的体会，如果你只盯着故事，尽管写得柳暗花明，但很难动人。如果你盯着人，盯着人的情感、悲欢，一下子就感动了自己。故事是一棵树，高高地挺拔着，而小说的魂灵则是开在树上的花。人物的心灵展现才是花朵。

    中华读书报：多年来您的创作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孟宪明：以前多写儿童文学。从影视剧本到小说都是。我在儿童文学的海洋里得心应手。2009年出版了我的第一部成人小说《大国医》。十二年之后，又出版了《第一个十月》。按写作计划，接下来我还要再写几部。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真的不是一个品种。儿童文学不能很好地表现成人世界的全部情感。虽然我会认真地写儿童文学，但我也会认真地写接下来的“计划”。我不会把我固定成是“什么”作家，我只关注我接下来要写的东西。文学是一场自我挑战的高级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