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资本论》翻译

    ■口述：张钟朴  ■整理：张文成、张远航、寿自强、刘中文

    苏联专家讲课

    1955—1956年期间，（中共中央）编译局请来了苏联专家图尔琴斯教授。他是经济学硕士，他的专业就是研究《资本论》。来编译局之前，他是苏联马列研究院马恩室的副主任，刚负责译校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中的《资本论》第一卷，就来到北京。

    来北京之后，编译局邀请他为大家系统地讲《资本论》。我们向他提出的要求是，这次讲《资本论》可以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理论更深一些，因为听众一般都学过《政治经济学》的课程，除了系统地讲述《资本论》本身的理论体系以外，还可以把自己研究的成果和收获介绍给我们。对这次讲课，无论局内和局外的人们，都寄予较大的希望。因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请外国专家讲《资本论》。听众当中，除了本局的同志外，还有北大、清华的十几位教授。当时规定，每周讲课一次，每次半天时间。

    局里对这次讲课很重视，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局领导选了五个人轮流做口译，我也被选为口译者之一。其余四人都是我的“学长”，资格比我老，他们是任田升、赵仲元、荣敬本和张奇方。他们有的是从编译局的前身俄文编译局转过来的。早在俄文编译局时，他们就有一个《资本论》学习小组，在何匡同志主持下自学过《资本论》理论。五个人当中只有我“资格”浅，所以我自己感到压力很大。好在我们五个人轮流上场，把我排在最后一个，我可以从别人身上学习和吸取经验。局里安排我们除每次由一个人担任主要口译外，其余四人要拿着字典坐在旁边，以便口译者遇到不懂的生词，可以及时从字典上查找，并给译者作提示。虽然做了这样充分的准备，但第一堂课就没有翻译好，可以说把事情搞“砸”了。

    第一堂课，听众坐满了一屋子，由专家讲“商品和货币”问题。师哲局长亲自坐在听众席最后一排，闭眼静听。翻译是由我们当中最有实践经验的同志担任的，他平时参加口译的机会较多，不过没有翻译理论课的经验。他认为专家讲什么他就译什么，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殊不知，理论课讲课的口译和日常生活中一般的口译有很大不同。日常生活的口译只要把主讲人的意思翻译出来就可以了，但是理论课讲课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只把主讲人说话的意思译出来还不行，口译者必须把主讲人讲的理论逻辑联系也译清楚。主讲人一段一段讲下来，理论层次是很清楚的，但译者随便翻译，以为把意思译出来就可以了。

    结果，一堂理论课下来，由于译者没有译好，变成了好像一堂“漫谈会”，让人听得似是而非，得不到“要领”，听不出理论层次来。讲课中还有一个“插曲”，专家讲到商品价值和价格时说，每当一种新商品刚一生产出来的时候，价格是很高的。一旦后来生产多了，在市场上普及了，价格就会降下来。专家接着举了一个例子，说例如××药品就是如此。这下子就给译者出了“难题”，他不知道这个外文词是什么药品。我们几个人在旁边赶忙查字典，但怎么也查不到。正在大家手忙脚乱之时，师哲局长在后面发话了，说这是“阿司匹林”。局长听完这堂课之后直摇头，很不满意。

    第一堂课讲完，等专家退席以后，师哲局长把听众留下来征求意见。大家反映，专家讲的内容没有听太清楚，好像理论条理不够分明。局长当场指出，今天专家讲课的内容很清楚，毛病就出在译者随便译，没有把理论的系统性和逻辑层次表达清楚。他当场批评了翻译，说译者事先准备不够。他当场指出，以后口译者事先要做好准备，在讲课以前，就要把专家准备讲的有关篇章的系统理论学习好。只有这样，才能在课堂上把专家讲的内容翻译好。这第一堂课，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次极深刻的教训。

    从这以后，我们每次上课以前都要做好准备，下苦功夫钻研《资本论》。我们自学时，主要以苏联卢森贝写的《〈资本论〉注释》这本书作为辅助读物。这本辅助读物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它帮助我清楚地理解和掌握了《资本论》每一章节的理论逻辑体系。我一边学一边作读书笔记。特别是对自己将要负责口译的那些篇章，几乎可以把其中的要点背下来。这样，专家讲课时一开口，就能知道他要讲什么内容，翻译起来也就比较顺畅了。专家的讲课逐步地走上正轨。我通过这一年多的口译工作，自己也认真通读了一遍《资本论》，对《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有了了解。这段经历对我以后从事《资本论》的翻译工作帮助很大。

    根据俄文版进行翻译

    1956年下半年，编译局成立了“经济室”，由何匡同志担任室主任，并把局内比较熟悉经济学的一些同志集中在这个室，主要任务就是译校《资本论》。全室设立两个组即“翻译组”和“资料组”。“翻译组”共五人，其任务是根据《资本论》俄文版的原文直接译成中文。“资料组”人数比较多，其任务是为《资本论》做注释和译名统一等各种资料工作。

    当时我国通用的《资本论》版本，是郭大力和王亚南的译本（简称郭王译本）。这个译本是从德文原文翻译成中文的，是我国《资本论》三卷的第一个全译本，在这以前的译本都不是全译本。郭王译本在我国马列主义传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我国老一代的经济学家基本上都是通过研读这个译本成长起来的。但现在看来，这个译本理论内容不错，但文字显得比较老旧，带有我国上世纪30年代的文风，有的地方半文半白。读者经常反映，说《资本论》的文字不好读，有的地方的译文甚至影响了内容的理解。另外，这个译本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许多资料不够完备。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的新译本理应更加完善。根据这种情况，我们想我们的任务主要应该是使《资本论》的译文更加“现代化”，搞出一个使读者好读的《资本论》版本来。当时局内几乎没有懂德语的人，所以只好根据俄文版进行翻译。

    翻译组共五个人，其中四个人（任田升、陈国雄、荣敬本和我）直接从俄文翻译，最后由何匡同志定稿。先从《资本论》第一卷开始译校。译校的程序是，先从理论上集中学习每一章的理论。学完理论后，便把旧译本放在一边（为了避免受旧译本的影响），四个人每人分到一部分正文，直接从俄文原文翻译成中文，翻译完之后，两个译者互校，最后由何匡同志定稿。然后即时打印出来，把打印稿分期分批地分发到社会上各有关单位征求意见。这样的翻译工作，直到1957年5月左右，基本上译完了第一卷。

    此后，“经济室”解散，人员和任务都合并到马恩室经济处去了。第一卷收尾工作是由马恩室经济处于1959年完成的。第二卷和第三卷的译校工作，则是由马恩室经济处以郭王译本为底本按俄文原文译校的。因此，应该说，原“经济室”按照俄文版新译的第一卷译文可以代表我们当时的新译文的特点。

    现在看来，这一次从俄文版翻译《资本论》，只能说是我们的一次“练笔”。社会上反馈回来的意见，认为我们的译文确实好读了，但缺点是有的地方通俗得有点“过头”了，过于简明，以致有的地方偏离了原意，有的地方的译文甚至不够准确。例如，《资本论》第一卷现在的译文的第一句话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但是，当时为了“通俗”起见，我们曾一度想把这句话译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财富表现为‘一大堆商品’”。这样译法现在看来显然是不妥的。

    还有一个例子，关于资本会生出剩余价值这句话，马克思曾形象地写作“资本会生仔”，而我们当初的译文是“资本会生娃娃”。“生娃娃”这句话不是标准的普通话，而是四川的土话，如此等等。现在看来，《资本论》这部伟大的理论著作如果都译成那样，显然是不合适的。而且最根本的一条是，学术界认为像《资本论》这样重要的经典著作，无论如何应该从德文原文来译，不能从俄文来译。

    张仲实副局长就亲自告诉我们，说有的学者当面向他提意见，认为编译局译的《资本论》不能依据俄文版来译，只能依据马克思的原著文字即德文版来译，只有这样才有权威性。更何况我国通行的《资本论》的郭王译本本来也是从德文翻译的。

    突击学德文与“练兵”

    1960年以后，马恩室的情况发生了变化。经济处增加了一批翻译力量，同时编译局1957年派往民主德国马列研究院进修的五位同志（宋书声、籍维立、周亮勋、薛中平、周家碧）学成归来。编译局有了懂德语的人才，开始有了从德语译校马恩著作的条件，而且进修归来的周亮勋和薛中平二位同志分配到了经济处，周亮勋同志担任了经济处的负责人。

    1961年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同志担任了编译局局长，王惠德同志担任了编译局常务副局长。马恩室主任是宋书声，副主任樊以楠兼管经济处工作。王惠德同志来局前担任中宣部理论宣传处处长，他也是研究《资本论》的专家。据说，他在延安时期就因为学习《资本论》而受到过毛主席的关注。新中国成立以后，《红旗》杂志上几乎每期都刊登有王惠德和于光远合写的讲解《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讲义，在理论界很有影响。王惠德同志来局后对马恩室经济处的工作作出了重大调整。他和大家讨论，决定经济处暂停工作，全处突击学习德语，将来从德语直接翻译《资本论》。他还指出，“马恩室”将来都将转入从德语翻译，经济处是先行一步。

    我记得，在局领导作出这一重大决策之前，王惠德同志亲自参加过马恩室经济处的多次座谈会，听取意见。座谈会中同志们提出了许多翻译中的原则性问题，王惠德同志一一作答。

    当时讨论的很多内容我已经忘记了，只还记得点滴情况。比如，在座谈会上，有人提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一个地方写道：“两个价值相像就像两个鸡蛋相像一样。”这是一句德语谚语。俄文版中把这句话译成了一句俄国谚语“两个价值相像就像两滴水相像一样”。我们原经济室的打印稿也沿用了俄文版的译法。但俄文的译法似乎也给了我们启示，好像这句话也可以译成我国人民熟悉的谚语，例如“两个价值相像就像一双筷子相像一样”等等。这个问题涉及翻译标准问题。对这个问题，王惠德同志当场明确回答说：德文原文是什么，就应当如实地译成什么，这才叫忠实于原文，读者也才能了解原著的本来面貌。

    还有人提出，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版中，多次使用“对象性”“对象化”这样的哲学名词。这是从德国古典哲学中沿用的说法，但是别国人不好懂。马克思自己在法文版《资本论》中就把“对象性”改成了“现实性”，把动词“对象化”改成了“实现在……”等等。俄文版在许多地方也改译成了“物化”，因为“物化”也比“对象化”好懂些。那么我们中文版应当怎样译呢？ 王惠德同志回答说：德文版原文是“对象性”，中文版就应译成“对象性”。他并且指出，读者一时不懂，以后读多了就懂了。他还说，各种外文版本的译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原文的意思，可以参考，但不能把他们的译法直接搬到中译文中来。通过这样的讨论，我们明确了为什么要从德文原文来翻译，特别是明确了翻译的标准是什么。这为我们以后从德文版译校《资本论》奠定了基础。

    接着经济处全体同志停下工作，突击学德文，由周亮勋同志主持学习。实际上，大家在这之前，都不同程度地接触过德文，局里过去也举办过德语学习班，但大家都没有系统地学习过。这次大家采用多快好省的办法，先从德语语法学起。我们找到一本苏联为他们的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学德语而编写的俄文版德语语法作为教材。因为我们都学过俄语，俄语的语法和德语的语法有许多相通之处，许多名词也相同，所以学起来并不觉得很难。

    每天上午由周亮勋同志讲课，下午复习时由薛中平同志担任辅导。然后，在学习完德语语法的基础上，又学习了几篇德文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用俄语课文和德语课文对照来读，掌握起来效果较快。这样，经过半年多时间，大家基本上掌握了德语语法，也掌握了一定数量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德语词汇。大家于是就可以借助字典和俄文译文逐步读懂德文经济学的原文了。开始时一般普通的句子可以看懂，稍为困难一些的句子还得由辅导老师帮助。除辅导老师外，还可以查阅外文（俄文、英文、日文）等版本作为参考，帮助理解。

    突击学习德语语法半年以后，经济处转入半天工作半天进修德语的阶段。所谓“工作”，实际上是通过集体校订来继续提高和巩固学习成果，为以后正式从德文翻译和校订工作来“练兵”。大约从1962年起，经济处开始集体译校《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作为练笔。工作程序是，第一步是学习，弄清这一著作每一章的写作背景、理论意义以及理论结构和章节系统等。然后全处分成两组，每组分到一部分正文，大家坐下来一起共同解读原文的语法关系和含义。然后每个人都单独作出译文方案，在每个人做出充分准备的前提下，再开小组会集体讨论，一句一句地讨论每句话应如何译。每组把讨论结果形成小组定稿，两个小组再互校，最后由周亮勋同志定稿。

    例如，在原译文中讲到货币流通手段的时候，有一段话是：“在伦敦最热闹的大街上，商店一座挨着一座，橱窗中陈列的世界各地的财富各种各样，有印度披肩、美国手枪、中国瓷器、巴黎胸衣、俄国毛皮……”在讨论这段话的时候，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译文意思都对。结果有位同志说，这句话可以译得更美一些，他提出可以改为“商店鳞次栉比”“世界各地的财富琳琅满目”。大家一听认为方案很好，于是就把译文改进了一步。

    当时我们集体校订就是这样进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单行本不只有一个译本。早在30年代就有郭沫若的译本。新中国成立后又有新的译本，译者是徐坚同志。他在经济出版社工作。他的译本质量本来就比较好，文字也比较新。我们的校改只不过等于“锦上添花”。我们把校改后的定稿请徐坚同志最后审阅和认可。为此，我们曾先后多次带着译稿到经济出版社找他一道讨论。徐坚同志和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也承认，由于我们集体的智慧，我们定稿的译文确实比他一个人原来的译文质量有所提高。对原著中的许多重要段落，我们都经过集体讨论。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序言》中，马克思对他的唯物史观作了经典表述，对这篇《序言》的翻译我们非常用心，简直可以说做到了“字斟句酌”。这篇《序言》的理论太重要了，译文最后还经过王惠德同志亲自参加的局长定稿会议讨论才算完成，现在《马恩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3卷所载的《序言》中那段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定义，就是经编译局局长定稿会议最后敲定的。

    正式从德文译校《资本论》

    经过这次突击学习德语，再加上集体译校《第一分册》作为“练笔”，到了1963年，经济处同志们初步达到了从德文原文译校经济学著作的水平。当然需要集体互助，并借助各种资料。1963年起，经济处正式转入了从德文译校《资本论》的工作。这是编译局翻译《资本论》的一个崭新阶段。如果说1956年“经济室”成立时从俄文译《资本论》是我们的“练习”阶段，那么现在转入从德文原文译《资本论》，才算是“正式”翻译阶段。这时时间已经过去七八年了。

    经济处当时分成两个组。第一组由周亮勋同志主持，负责译校第一卷，第二组由荣敬本同志主持，负责译校第二卷。当时决定，前两卷译校完成后，全处再合并在一起共同译校第三卷。我当时被分配在第一组，参加第一卷的译校工作。根据我的记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商品”，也是经过集体讨论才定稿的。虽然已经有一个从俄文译出的打字稿，但这次重新从原文校订，大家仍不敢大意，仍然一字一句往下译校。这次大家特别把注意力放在了理论内容和疑难句子的处理上，遇到难题反复研究，集体讨论。德文吃不透的地方，我们到处找专家答疑。例如，我们曾专门去找过德语语法专家廖馥君教授，当时我国各大学学习的德语语法，就是廖教授编写的，可见他是我国德语的权威之一。我们还去北京大学西语系请教过德语专家（当时编译局自己尚无德语专家）。我记得当我们把《资本论》中的疑难句子向专家求教时，她表示很惊讶。她说，她是教德国文学的，像《资本论》这样深奥的理论在德国也只有少数理论家才能懂，不是一般德国人都能懂的。她虽然给我们做了解答，但一再声明她没有把握，仅供参考。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还有就是，当我们遇到难懂的地方，还可以参考比较权威的外文版本，除俄文版外，英文版和日文版都是我们经常参考的版本。有趣的是，有的我们产生疑问的地方，外文版本也有不同的理解。遇到这种场合，我们就举行集体讨论，以便发挥大家的智慧。凡是我们的中译文和我国已有的中译文在意思上发生矛盾的地方，更要特别注意，直到我们自信我们的译文能站得住脚时，才算放心。

    《资本论》第一卷是马克思在世时亲自完成的唯一的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都是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编辑出版的），特别是第一卷的前几章，例如，论述商品和货币的部分，是马克思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基础上改写的，用词造句非常讲究，论述非常精彩，可以说达到了千锤百炼的程度。例如，马克思在论述“商品的形态变化”时，把商品占有者到货币占有者，再从货币占有者到资本家的转化过程，比作昆虫的“变态”。现在《资本论》中所译的“形态变化”这个词，德文就是直接采用昆虫学的“变态”一词。马克思把商品占有者称为“资本家幼虫”，把货币占有者称为“蛹”，把变成的资本家称为“蝴蝶”（即“成虫”）。马克思在这一节的论述中，许多动词都是使用昆虫变态的动词，如“蜕变”“羽化”等等。翻译这些章节的时候，我们都特别小心，尽量保持马克思用词的原貌，尽量在译文中把马克思这些文体反映出来。不过，读者如果不注意，往往觉察不到译文的这些特点。

    1964年，我被从《资本论》校订组调出，和冯申同志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校订组，协助陈昌浩副局长译校《马恩全集》俄文版中新发表的《剩余价值理论》（《马恩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6卷1—3册）。我们两人先译出初稿，再互校形成一个初定稿，之后交给陈局长最后定稿。1965年下半年我下乡参加“四清”工作，到这时基本上译完了《剩余价值理论》的第一册。第二册和第三册则是在“文革”期间由哲学室的同志们接着翻译出来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69年编译局才恢复业务工作。1969年和1970年我和局内一部分同志下放到江西“中办五七干校”劳动了两年。1970年底才回到经济处，重新参加译校《资本论》第三卷的工作。在这之后，我和王锡君同志协助周亮勋同志审读第一卷清样。这次看清样非常认真，几乎每句话都同郭王译本重新进行核对。遇到意思有出入的地方，则再次认真仔细研究。我同时被指定着重注意核对科技专业知识，在这方面我有意识地积累了不少资料，后来写成了一篇文章《事实的考证和专业知识的质疑》，刊登在编译局成立40周年纪念文集中。

    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凡没有把握的地方，必须再去查对或向专家求教。经过这样的努力，编译局翻译的新版《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即《马恩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3和24卷，于1972年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第三卷即《马恩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5卷，于1974年出版。人民出版社于1975年正式出版了这三卷的单行本。至此，编译局的《资本论》全三卷新译本，几经波折，历时19年（从1956年算起），编译局翻译出版的《资本论》部分版本终于完成。我国《资本论》的第一个全译本（郭王译本）是1938年由生活书店出版的。在这个版本问世36年之后，终于出现了编译局新翻译的第二个中译本。

    集体劳动的结晶

    《资本论》新版的完成，对编译局来说是一项重大工程。不仅是经济处的全体同志，甚至可以说是全局同志集体劳动的结晶。它的译校过程经过了无数工序，重要的章节都经过集体讨论。正文译校出之后，又经过无数道技术资料和译名规格的统一工作。其中一些名词术语，不但《资本论》三卷之间要保持统一，而且还要和《马恩全集》其他各卷保持统一。这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据统计，为保持统一工作所做的卡片就有数万张之多。

    进一步说，这项工程不仅是我们全局集体劳动的结晶，而且也是和社会上各方面的帮助分不开的。首先，我们吸收了社会各界对我们译文提出的意见；其次，我们吸收了我国已有译本的精华。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曾数次拜访过郭大力教授。我记得，我1970年从“五七干校”回局以后，曾先后两次随同周亮勋同志去拜访郭大力教授。当时他年事已高，卧病在床，不能下地行走，每天只能工作两三个小时。我们向他请教的问题，他都热情给予了回答。我们请他审阅我们的译稿，他限于精力，只审看了我们译的《序言》的一部分。我记得他亲口向我们讲述了他翻译《资本论》时的困难情况，生活困难不说，当时资料奇缺，连一部德汉词典都没有，只好借助日文版的《独和字典》。他还向我们讲述了他如何在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轰炸之下，躲到乡下去翻译《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经过。老前辈的这种顽强精神和高尚品质，鼓舞着我们译好经典著作。此外，我们还就遇到的各种专业技术问题，分别向有关部门和专家们求教，得到他们的热情帮助。例如，关于银行、票据等专门业务知识，我们曾求教于人民银行研究室的专家们，关于纺织技术和专门名词，我们曾反复向纺织部门专家求教。总之，没有全社会的帮助，我们也是难于圆满地完成任务的。

    （小标题为本报所加。本文收入《我与〈资本论〉翻译》一书，近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