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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受到指控的哈佛大学非洲和非洲裔美国人研究及人类学教授约翰·科马罗夫（John Comaroff），一百多位同校教师卷入了针锋相对的战斗，其中的一部分人又一次尝到了盲信和盲动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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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今年2月初，三十八位哈大教授联署公开信，为科马罗夫蒙受不白之冤叫屈，集体为其人品作保，说他为人正直，德才兼备，桃李满园。另外的七十三位教授随即于2月9日在校报《哈佛红报》上发难，联名反对科马罗夫和前述三十八位同事。然后三十八位教授中的三十五位反水，宣布撤销签名，不再支持科马罗夫。
《哈佛红报》去年8月报道，三位哈大女生联络校方，指控科马罗夫对她们实施“令人反感的触摸、口头性骚扰和职业报复”。哈大随即安排科教授带薪停职，接受调查。今年1月，调查结束，虽未能证实七十七岁的科马罗夫有猥亵之举，但认为他对口头性骚扰负有责任，须休无薪假。证据之一是，他曾警告某同性恋女生，如果她公然到非洲旅行，恐会遭到强奸。
科教授的律师认为，这是他在就野外工作面临的风险提供建议，是对学生的关心而非性骚扰。他还指责调查团队是私设公堂的“袋鼠法庭”。前述三十八位教授的声援信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台的。
“意图保护学生免受性暴力侵害的建议，怎么会被理解为性骚扰呢？”他们在信中质问校方，“向学生告知基于性别的暴力风险，又违反了何种职业行为的规则？”
原告方也不满意。2月8日，三位女生起诉了哈大，不仅对调查结果提出质疑，还声称校方多年来包庇坏人。诉状详细描述了科马罗夫教授如何以一种“享受的语气”提起女生可能遭遇的“矫正性强奸”，并指证口头性骚扰实为更广泛的身体性骚扰的一部分，只是哈大在调查中未能找出充分的证据。这些细节就是七十三人信出炉和三十五位教授反水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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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师和知名学者集体为受到性骚扰指控的同事鸣冤，这种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2018年，纽约大学对阿薇塔尔·罗奈尔（Avital Ronell）教授涉嫌骚扰、强奸和跟踪男生一事展开调查期间，便有众多女权主义、哲学、文学和历史学领域的领军人物联名致信纽大，指责受害男生“恶意”告状，要求校方以罗奈尔的学术贡献为由予以原谅。联署者中包括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斯拉沃伊·日热克（Slavoj Zizek）和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等学界名流。
然而，芝加哥大学的法律学者布赖恩·莱特（Brian Leiter）在其个人网志上披露了此信，巴特勒随即在美国首都《高等教育纪事报》上刊文道歉，声称自己是在不了解足够信息的情况下，才在信上签了名。
四年后的今天，哈大的三十八位教授覆辙重蹈，便非常令人惊讶了。《高等教育纪事报》3月4日就此事刊登波恩大学教授伊琳娜·杜米特雷斯库（Irina Du⁃mitrescu）的文章，以《教授群体思维的盲信蠢行》为题，警告大学的一线骨干，千万不要忘记这样一个痛苦的事实：所有的学者，无论著名与否，都有可能出现判断失误，尤其是在他们本能地与同行的意见保持一致时。
“事实证明，漫长的教育并不能保证严谨而独立的思考——遑论道德行为。”杜米特雷斯库说，“偶尔的蠢行是人类的天性。问题在于，我们学者往往认为自己对思想错误是免疫的……在获得终身职位的道路上，经历多年的学徒期和评估期，以及这种经验培养出的长时间的情感青春期，使学术界驯良温顺了。我们学会揣度上级对我们的工作、教学，甚至对我们度过空闲时间的方式会作何反应。我们学会避开潜在的批评，尤其要迎合那些与我们的学术工作有交集的人，因为他们的意见对我们的继续就业至关重要。我们即使反叛，也只以我们知道会为同僚所接受的方式反叛。”
这样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学术圈里日益强化的群体思维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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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米特雷斯库进一步指出，社交媒体和大学生活的结合并不总是快乐的。原本只在年度会议上自我展示的学者，现在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来加工和维护公众形象。学术界曾经保有以实验为主的空间：课堂和研讨会允许大家尝试新的想法，听取反对意见（无论是否友好），进而打磨自己的论点。现在，课堂教学和会议发言都可能实时提供给公众。发表和出版的情形同样如此。社交媒体可以用来传播关于新文章或新书的信息，但也会招来即时的评论。学者们有理由在展示易受攻击的工作时感到焦虑，因为任何知识分子式的立场都有可能在须臾间被简化和放大，从而受到众口一词的谴责，这就导致学者们不愿意表达独立的思想，而宁愿从众，隐藏在群体思维的背后。
社交媒体的即时性固然有积极的一面，比如不道德的行为会更快地曝光，但权力较小的人更有可能被社会谴责的威胁吓倒，因为他们没有同等的支持网络可供依靠。他们的生计可能没有着落，他们的精神健康则必定大受影响。因此，由于训练和天性，学术界就有了一种顺从的倾向，而且是迅速顺从，不假思索。于是他们宁愿支持他们没有足够信息来判断的人或事业，不加质疑地接受同僚击鼓传花的意见，匆匆忙忙地联署公开信或请愿书。他们像所有人一样，常常轻易地掉进陷阱而不自知。
这些陷阱包括：（一）众人口中的好人一定是好人。（二）你与某人的交往代表了所有人对他的认知。（三）某人的学术经历足以反映其道德水准。（四）有才即有德。（五）社会身份也是善良指标——例如，男教授可能强奸女学生，但女教授不可能强奸男学生——受害者在这种常见的假设面前尤其无助。
最后，杜米特雷斯库写道，谈论教授们的群体思维并不是要指责谁，而是呼吁我们在职业生活中，要像在学术工作中一样谨慎。“多年来，我看到人文学者总是声称我们教授的是‘批判性思维’，以此来捍卫自己的领域。”杜教授说，诚然，“培养理性的公民，独立地质疑和解释他们周围的世界，理当是我们的研究和教学如此有价值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多年来教育自己的学生要有批判性思维，可如果我们自己都做不到，那我们的工作又有什么真正的价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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